历史反思、人性探索与有意味的现代派形式 ——冯积岐长篇小说论

文/李斌 

1983年迄今，冯积岐已走过了35年的创作历程，共发表长篇小说十二部[1]，短篇小说近三百篇。他的创作实绩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个中缘由当与其现代主义创作理念及方法密切相关。纵观其多部长篇小说，历史反思与人性探索的主题十分突出。一方面，冯积岐从个体创伤经验出发，上升到对国族创伤经验的反思，以呈现上世纪特殊历史时段被遮蔽的另类历史本相；另一方面，冯积岐从两性“情欲”世界出发，探讨人生痛苦和悲剧的根源，使“情欲”与“历史”在文本中构成富有张力的对话，并由此塑造出一系列复杂独特的人物形象。冯积岐小说所呈现的广阔、深厚的思想特质及美学内涵，无疑得益于他所坚守的现代主义创作理念与方法。而他的艺术实践，也再度为我们思考“现代主义”在20世纪中国的兴衰沉浮及当下境遇提供了极富参考价值和反思意义的微观个案，值得关注和思考。

一、被遮蔽的个人与国族经验创伤

冯积岐自《沉默的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几乎都涉及到20世纪革命年代的特殊历史时期，小说中男主人公大都有一段相似的人生经历：父亲或爷爷在民国时期是开明地主或绅士，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划分为地主、富农或历史反革命，从而遭受批斗、抄家甚至枪毙的命运，主人公也因阶级成分的划定而无法拥有与“贫农”相同的政治权利。如《沉默的年代》中的周雨言、《大树底下》中的罗大虎、《村子》中的祝永达、《遍地温柔》中的孙明根、《两个冬天，两个女人》中的达若、《逃离》中的牛天星、《粉碎》中的景解放……无一例外，特殊历史时代的个人命运遭际成为冯积岐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故事原型”。为何作者会如此频繁地将这一段历史投射到作品主人公身上？如果稍加考察，我们便会从作家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发现端倪。在一篇访谈中，冯积岐这样说，“我有一种深厚的‘文革’情结。因为‘文革’伊始，我就被迫辍学……我个人由于家庭成分是地主，不让读书。这个打击对一个初中刚毕业的少年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更不用说在整个文革时期经常陪斗、被训话，人格受到凌辱，又连续两次目睹家产被抄，我的尊严遭到无情地践踏。”[2]不难理解，作品的书写与作家本人的生命历程密不可分。人生中那段惨痛的经历不仅在现实中给冯积岐的生活和命运蒙上了巨大阴影，并且在精神上成为他无法痊愈的心理创伤。

在二十世纪风云变幻的革命年代，土地革命、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开展，至今仍对中国社会产生着深刻影响。若回归当时的历史语境，政策制定者的美好初衷和政策实施初期的积极效果自然不容否定，但不久后，土地革命中对地主、富农分子的简单划分以及由此而来对他们的粗暴对待，“反右”运动扩大化导致对大量无辜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人民公社化后的“大跃进”“浮夸风”以及随后出现的“三年自然灾害”等等负面效果都一一显现。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这些历史问题成为新政策制定者的镜鉴，大量“拨乱反正”工作开始，执政者对历史遗留问题迅速做出调整。短短几十年在整个历史洪流当中算不得什么，然而其中的温暖或冷酷，美好或残忍，正义或黑暗，人道或血腥却是每个生命个体需要用一生或大半生时光去演绎、体验和承受的。在政治气氛空前紧张的年代，个人遭际与政治风云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由此我们看到了冯积岐对那段特定历史背景下家族和个人命运的“耿耿于怀”，个人成长历程中挥之不去的鲜活记忆和生命体验在不断被压抑和遮蔽后成为他作品中持续发出的“呐喊”。

在《沉默的年代》和《大树底下》这两部长篇中，作者集中展现了那段历史的复杂本相。几代人辛苦打下的基业，一夜之间几乎全化为灰烬。与此而来的是被划为地主和富农分子后，正常权利的剥夺和人格尊严的受辱。阶级斗争中无休止的批斗、游行、凌辱甚至殴打司空见惯，批斗者们丧失了起码的公正和良知，他们放弃了善的信条，让邪恶与暴力肆意蔓延。阶级敌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遭到非人的对待，正如村干部夏双太对周雨言喊出“你是人？你连狗都不如！”[3]一旦成为“黑五类”和“狗崽子”，便失去了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在《大树底下》中，村领导卫明哲“社教”期间，为了把罗家补定为地主分子，威逼着老实、善良的罗世堂写交代材料，屈打成招。罗家补定为地主分子后，被分了“浮财”，遭到激烈批斗，从此一蹶不振。这一情节正说明，特定环境下并非只有得势的坏人作恶，而是善良之人同样会作恶。而罗大虎在偷看干部卫明哲与贫农许芳莲偷情时，被卫明哲发现，遭到毒打，之后突然失明，这一看似荒谬的情节也反讽了强权的反人性。纵使历史已成为过去，那些承受了灾难性打击的几代人也已逐渐逝去，但当时的他们在肉体和精神上所遭受的煎熬和折磨仍让人不寒而栗。那些至今仍活着的人，所面临的久治不愈的精神创伤更令人无法想象。不惟如此，在阶级斗争的革命年代，除部分地主恶霸外，被以“革命”之名行“公报私仇”之实而错划为“黑五类”的当不在少数，他们被绝对权力压迫而不能发声，历史也在有意无意中遮蔽了他们的声音。这类在“革命叙述”中压迫“贫下中农”的“黑五类”，成为小说中被“贫下中农”欺凌和压迫的受害者，成为被历史文本和官方叙述所抛弃的边缘人物。他们试图在历史远去的背影中发出自己微弱的声音，诉说被人为遮蔽了的伤痛体验和记忆。尽管这声音微弱、孤独且缺乏回响，但却足以刺痛和震撼当下我们的神经。

在冯积岐的书写中，诸如周雨言、罗大虎、祝永达、孙明根、达若、牛天星、景解放等的家庭遭遇和个人命运并非个别和零星的，而是一批“黑五类”所历经的共同命运。“‘文革’不是给少数人，而是给上千万人造成了一种压力……‘文革’总体来说是一种恶的表演，坏人唱主角的地方多。”[4]因此，冯积岐绝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不幸经验中，他有着自觉的人生思考和艺术担当，有着担负人类肉体和精神苦难的道德使命感。他在书写个人遭遇的同时，也在用真实的文学表达去思考国族命运。“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首先不能遮蔽历史的真实，不能给读者提供伪历史。”[5]因而我们在其小说中看到了他由个人创伤体验的书写，上升到了国族创伤经验的反思。整个国族如何在阶级斗争甚嚣尘上的年代里僭越理性、泯灭良知、违背常识、丧失人道，如果再不去思考、廓清这些问题产生的政治和人性根源而一味有意忘却和遮蔽，悲剧是否会再次重演？这是冯积岐所痛心疾首的，也是每位有良知的写作者应该思索和追问的重要问题。

从具体的个体生命经验出发，发出边缘人物被压抑和遮蔽了的声音，挖掘历史的另一面真实，探寻历史悲剧的政治渊源和人性成因，冯积岐小说中所呈现的复杂历史本相的意义正在于此。因而，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尖锐的批判锋芒直刺历史与人性的幽暗深处，同时也有力地楔入当代，使文学的历史承载和求真意志得以不断彰显。

二、权力与情欲表象下的人性内窥

如果说历史叙述是冯积岐长篇小说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话题，那么历史表象下的人性探索则构成了冯积岐长篇中的另外一极。人类历史，首先由一个个具体的、鲜活的“人”构成，因而历史问题首先是人的问题，是人性的问题。忽略“人”去谈论历史、社会、文学，无异于建空中楼阁。冯积岐小说所展现的人性深处的善恶美丑和复杂幽微，有着十分真实而丰富的美学内涵。真、善、美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人格，然而与之相对的假、恶、丑也是人性真实存在的一部分，某些时候甚至是绝大部分。“如果一个作家心里只怀有对于人性的美好的认识，显然也是成不了什么事的。”[6]冯积岐小说中虽不乏有对温暖、明亮的人性之美的展示，但更多的是对特殊坏境下残酷、阴暗的人性之丑的揭露。“我认为，文学作品就是要揭示人物内心最隐秘的部分乃至最龌龊的东西，要亮出伤疤叫人看，这样，才能便于治疗。”[7]

权力欲望导致的人性扭曲和异化是冯积岐在小说中经常探讨的话题。《大树底下》中的干部卫明哲，以仅有的微弱权力威胁他人、公报私仇，并把如花似玉的妹妹嫁给了县委书记天生残疾的小舅子以换取仕途的上升。权力使卫明哲心灵变得残忍而扭曲。《村子》中的村支书田广荣嗜权如命，独霸松陵村几十年，并将权力渗透在村子的每个角落。他因个人利益而抵制“分田到户”政策的实施，被罢免后则暗地拉拢田姓党羽联名上书，以夺回自己的权力。因极小的权力而挖空心思、大打出手、不惜一切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得到权力后又泯灭良知、打压异己、公报私仇，这类被权力异化和扭曲的人物形象在冯积岐小说中屡见不鲜。当然，我们也在《大树底下》中看到了赵兴劳、许芳莲、王烈儿这样充满温暖和善意的人物群像，在《村子》中看到了坚守正义和良知、坚持实事求是的祝永达，他们身上所闪烁的人性之光，在政治环境异常残酷的年代显得难能可贵。如果说冯积岐小说中自觉的历史意识为当代中国文学如何发展提供了清晰的镜鉴，那他对历史表象下更为复杂的人性之探讨，将会为丰富与拓展当代文学中的人性表达贡献丰富而有益的启示。

探讨人的问题，人性的问题，自然无法回避“性”的问题。因此，冯积岐长篇小说对人性的描摹与刻画，常常从“情欲”这一人类本能或潜意识领域切入。以描写两性之间的情欲世界见长（比例甚至超过了他书写历史的部分），冯积岐小说在人性挖掘上坦率而深入。人性的灰色地带通过冯积岐对“爱”与“性”的精细叙述揭示得淋漓尽致，这是冯积岐小说中最易引起争议的地方，但也因此，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显出更为多元的丰富性。如果从小说的男主人公角度进行勾勒，我们会得出这样一条“性际关系”线索，《沉默的年代》中周雨言与宁巧仙、吴小凤、秋月，《大树底下》罗大虎与许芳莲，《村子》中祝永达与黄菊芬、赵烈梅、马秀萍，《遍地温柔》中潘尚峰与李串香、白淡云、于秋芳，《两个冬天，两个女人》中达若与刘婷、王萍，《逃离》中的牛天星与南兰，《粉碎》中的景解放与乔桂芳、叶小娟。如果从女主人公角度进行梳理，我们会得到另一条线索，《沉默的年代》中的宁巧仙与六指队长、周雨言、安克仁，《大树底下》中的祖母与祖父、宋连长、孙锁娃，许芳莲与卫明哲、罗大虎，《村子》中的马秀萍与田广荣（继父）、祝永达等，《遍地温柔》中的白淡云与董志林、黄援朝、孙明根、潘尚峰，《两个冬天，两个女人》中的刘婷与达若、厂长、阿勇，《逃离》中的南兰与饭庄老板、画家、牛天星，《粉碎》中的叶小娟与景解放、景文祥等。以上列举不一而足，但冯积岐小说呈现出的复杂多角恋爱和“性际关系”可见一斑，人物之间的“爱与性”或恪守誓言，或超越伦理；或纯真热烈，或被迫无奈；或用以追寻愉悦、或借之消弭痛苦……人类世界的性本能和潜意识领域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冯积岐的小说中展露无遗。

在其历史反思元素占较大比重的长篇中，“情欲”往往与特定历史时期的强权、暴力、压迫构成了强烈对话，甚至成为被压迫者与历史洪流相抗衡，以确立个体生命价值的唯一力量，是个人生存本质中最富激情的原始生命力的高度迸发。正如论者指出，“祖母（《大树底下》人物，笔者注）从很年轻时就全心全意地爱人，她爱祖父，爱那个宋连长，也爱短命的孙锁娃……‘我’一家得以存活下来，全因了祖母‘爱’的拯救。‘爱’已无形中被提升到了本体层面，被赋予了宗教色彩。在小说中它是唯一可以与道貌岸然的权力机制抗衡之物。”[8]不惟如此，《大树底下》尚未成年的地主分子罗大虎在遭到干部卫明哲的捆绑、毒打、批斗之时，许芳莲多次给了他温暖与鼓励，并偷偷放走了他。在见到这位比他大十多岁的女性时，罗大虎幼小的心灵萌发了朦胧的男女之爱。在小说的叙述中，许芳莲更是对这个懵懂不幸的少年生出了许多爱意，并在离开村庄时特意与罗大虎告别：

两个人面对面地站着，站得很近。哥哥抬起双眼，再一次大胆地看着许芳莲那温柔的脸庞，他不知不觉地将头颅靠过去，靠在了她那丰满的双乳之间。燃烧的荞麦发出的响声热烈而放肆。是的，哥哥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许芳莲的，这个女人就像冬夜里的一把火，悄无声息地温暖了哥哥，使哥哥在艰难的日子里对生活有了希望。[9]

在强权肆意而为的非人处境下，生命与人格遭受凌辱和践踏，正是靠着“爱”，罗大虎才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气。“爱”在此与强权和压迫构成了对话，也成为主人公反抗压迫的唯一力量。“性”作为人类生存本能和原始生命力的体现，也在冯积岐多部小说中有大量书写。当生存的外部环境存在巨大威胁而生存本身变得十分渺茫而极端痛苦之时，“性”本能和人类追求愉悦的天性自然昭显出无以替代的价值，并成为消弭精神痛苦、治愈心灵创伤的一剂良方。周雨言与宁巧仙之间的肉体交欢，不仅是他在成为“狗崽子”而失去人之为人的一切基本权利之后的强烈反叛，更使他作为“人”这一本体价值得以确认变为可能。而周雨言与宁巧仙的养女秋月之间灵与肉的结合，也不限于他对既定秩序和生存现状的有力挑战，亦是对他多年前“狗崽子”遭遇所留下的难以抹除的精神创伤的有效治愈。《遍地温柔》中潘尚峰与于秋芳也同样如此，小说中这样描述：

两个人紧紧搂抱在一块了。事毕，于秋芳说，人的一生中因为有这么一瞬间的销魂，人世间才值得留恋，人才不肯轻易死去，你说是不是？和于秋芳上床不是为了寻欢作乐，是为了解脱和忘却。他的精神负担太重了。压在他脊背上的有历史和现实两座山。[10]

在两性世界这一潜伏有无尽可能的性本能和无意识领域，冯积岐的笔墨挥洒自如，也因此塑造了一批形象饱满而复杂的人物形象。宁巧仙、秋月、赵烈梅、马秀萍、白淡云、于秋芳、刘婷、南兰、叶小娟……这是冯积岐小说中着力塑造的一批女性人物，她们身上洋溢着现代女性特有的爱与美的气息，她们热烈、奔放、活泼、无所畏惧，勇于追求和表达爱情，也敢于正视自己的身体。但她们也孤独、痛苦，记忆深处的创伤经验使得她们不安而多变。与中国传统观念中温婉、勤劳、贤惠、克己守礼的女性不同，她们或为了谋求生存，或为了觅寻爱情，或仅仅为了感官愉悦，游走在多个男性之间，竭力反抗着男权社会的既定规则，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当代女性主义者的特征。如秋月、马秀萍、白淡云、刘婷、叶小娟，她们几乎都喊出了这样的声音：

我（秋月，笔者注）是自由的，我将我的爱给你并不是要你来霸占我，剥夺或管理我的自由。我的肉体是我自己的，我有权利充分地享受它的美好；作为一个女孩尤其要懂得享受自己肉体的美好，它是美好的生活的一部分。[11]

我（刘婷，笔者注）缺乏理智，我是贪欢的，我对我的肉体没有办法。我要给你说清楚，我是我自己的，我有权利支配我自己。任何男人休想束缚我，休想管住我。爱一个人并不是把自己交给那个人去处理，我不会叫爱把我捆绑住的……[12]

然而，当她们冲破伦理与秩序，同渴慕的男性结合后，很快又因无法与忠诚、信任、守护的婚姻原则相调和而走向了悲剧深渊。冯积岐说，“在和女性的交往中，我很受伤，心里很痛。由于这些‘刺激’，我的笔下才有了叶小娟、刘婷这些‘恶之花’，我才渴望人世间有赵烈梅那样的对爱情很‘痴’的女性。”[13]即便如此，这类女性仍很难用既有的标准做出单向度的道德判断，她们的不可捉摸正反映了人性的复杂多变。与女性群像相对的男性群像，诸如周雨言、祝永达、孙明根、达若、牛天星、景解放，他们一方面无法逃脱历史烙印在他们肉体和精神深处的伤疤，一方面又难以通过爱与性来抚平创痕。本能促使他们对散发活力的花季少女充满幻想与偏爱，却又承受着难以卸掉的伦理枷锁。文化规约下的伦理束缚与本能驱使下的情欲释放呈现出二律背反的焦灼状态，导致他们变得被动、怯懦、延宕而又痛苦。谁都无法无视规约的存在及其强大的惯性力量，但谁也无法只受本能的驱策而肆意地寻欢作乐。这是人类肉体和精神悲剧的重要根源，也是冯积岐在小说中一直探讨的主题之一。

总之，一方面，“性”所带来的愉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与强权和压迫并肩而立，昭示出强烈的反讽与反抗力量；另一方面，“性”以其肉体与精神高度统一的愉悦形式展现了人类原始生命力的强大以及人类生存欲望的不可抹杀；同时，“情欲”作为人类世俗生活的重要一极，更是人类天性的自然表征。冯积岐既没有从宗教伦理的角度进行简单批判，也没有从享乐主义者的角度肆意渲染，小说中大量涉及情欲描写的段落并不能成为被指摘的理由，他从性本能和无意识的领域切入，来思考人性，思考人类痛苦与悲剧的根源，因而呈现出“担荷人类精神苦难”的终极人文关怀。从八十年代开始创作，并广泛汲取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精神和技巧的冯积岐，其笔端展现的人性世界广阔而复杂，现代人心灵与精神的空洞、迷惘、犹疑、失落、痛苦、分裂甚至扭曲成为小说的主色调，与传统审美和主流文学相比，其异质色彩不言而喻。

三、“有意味”的现代派形式

思想内容的表现与形式技巧的探索在逻辑上必然有内在关联，形式变革也无疑会促进思想内容的丰富与深刻。“现代派”不仅只是一种形式和技巧，它同时意味着一种精神，一种反叛的姿态和弱化意识形态的趋向。意识流、心理分析、夸张变型等现代派技巧与冯积岐艺术美学观相融相生，因而其作品呈现出复杂的美学蕴涵。探寻其创作所依靠的文学资源，西方现代派大师福克纳、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加缪、贝克特、吴尔芙等人的影响不容忽视。诸如意识流、象征主义、荒诞派等现代主义技巧的大量运用，使得其小说在历史反思和人性探索的维度展开得更为广阔而深刻。

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在《沉默的年代》《两个冬天，两个女人》《粉碎》等小说中体现得较为明显。突出人物琐碎的、任意的、无序的、非逻辑的心理流动，着力表现人的内心真实，大量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象征暗示等冲淡了重情节冲突的小说传统，这是意识流小说创作的主要特征。它不仅能充分挖掘和展现人物灵魂深处的心理活动，更能突出人物精神世界巨大的潜意识部分，因而更利于广阔而深刻地揭示历史、剖析人性。周雨言成为“狗崽子”后的不幸遭遇不时从他的记忆深处跳出来，成为挥之不去的精神创痛，使他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痛苦的重压而轻松前行。时代和历史留给个人的烙印明显、负载沉重。因而，也就能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去重新认识和反思那些被遮蔽的历史，以还原其本来的复杂面目。周雨言的性意识也通过意识流手法得到了充分展示，他对祖母、姑姑的“爱恋”，对宁巧仙的欲望、对秋月的爱情，都在意识流动中展现出来。同时，伦理和情欲的矛盾给他带来的巨大精神痛苦也通过意识流手法得到了深化。这些因道德、秩序和权力的压抑而在现实中带上面具的人性本能通过潜意识的展现得以还原，冯积岐小说中的人物因此显得更为复杂和立体。

独特视角或多重视角的叙述形式探索，在《大树底下》《逃离》等长篇中表现突出。《大树底下》是通过夭折的婴儿（罗二龙）“我”这一“亡灵”视角进行叙述的，“我”犹如全知全能的上帝一般注视着松陵村历史和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因而，“我”所记录的历史也更为“客观真实”，那些别人看不见的人性“阴暗面”也逃不过“我”的眼睛。因而卫明哲的残忍和血腥，罗世堂的由善变恶，王烈儿、赵兴劳的温暖善良等都得到了充分挖掘。《逃离》更是通过牛天星、南兰、牛彩芹等六七个人物的视角进行叙事，每个人物均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讲述自身的遭遇和内心感受，多个“声部”的汇合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完整结构。每个人物的遭遇和内心活动都得到了真实而充分的表达。这些叙事形式的探索，均服务于冯积岐在历史反思和人性探索方面的努力，有效地扩充了其历史和人性探索的深度与广度。

自1983年登上文坛，冯积岐用手中的笔在文学这片自由的天地里已辛勤耕耘了35个春秋。35年间，他用大量散文、中短篇、长篇小说构建起了宏伟的生命—文学大厦。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文化多元和文学气息浓郁的黄金时代，世界各地的文学思潮在五四运动落潮后再一次以空前活跃的姿态进入中国，西方现代派的先锋艺术观念和写作技巧为当时许多作家所钟爱和追逐，冯积岐也自觉加入到这个大队伍中，虽然他的起步晚一些。然而时隔三十余年，那些在80年代崭露头角的先锋派作家马原、余华、苏童、叶兆言等已纷纷回归“现实主义”，“新时期”以陈忠实、路遥、贾平凹为代表的陕西文学也同样以“现实主义”取胜，迷恋并坚持现代主义创作倾向的冯积岐无疑显得另类，甚至不被认可。因而，他虽新作不断，但外界反应却显得有些冷清。这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界和文学界的急速转向有关，也与现代派在中国文坛总体命运相关。正如有论者30年前指出，现代主义在“文革”结束后再次进入中国，但却是作为“现实主义”对立面出现的，因而它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冲击，它迷惘、失望、愤世嫉俗的基调，以及与汉民族文化传统的冲撞，内在制约着它在中国的命运。[14]人们彼时所担心的“现代主义”会否变成新的“现实主义”，现在看来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即便如此，冯积岐仍然有自己的坚持：“作家要取得成功首先要与本国的主流文学保持距离，主流所推崇的、赞赏的并不是优秀的、伟大的。主流按照他们的审美情趣和意识形态的需要选择作品、选择作家，并不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去筛选作品和作家。”[15]冯积岐对自己的作品和当今文坛有清醒的认识，即使他的作品有时仍存在囿于自身经验和独特审美趣味而难以跳脱的单调感、重复感，以及某些现代派技巧运用时的瑕疵，但他持续不断的试验和自我突破，在当代中国文坛仍具有不可轻视的积极意义，我们不希望他的作品只写给未来的读者，也应该属于我们当下。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原载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8年第4辑（总第27辑）

[1]第十三部长篇尚未出版。在笔者的一次访谈中冯积岐谈到：“第十三部长篇走了五家出版社，没有被接受。第六家接受了，但出版依旧困难重重……而我从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三十多年来，门槛一直高筑，这对我来说，未必是坏事。三十年前，我就说过，如果是作家，说话的应当是作品。我至今坚信，好作品是不会被时间淹没的，只会被时间越擦越亮。”见李斌、冯积岐：《写作就是活着，活着就是写作——冯积岐访谈录》（未刊稿）。

[2]邰科祥、冯积岐：《好作家要能表达边缘的东西——冯积岐访谈录》，《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4月第2期。

[3]冯积岐：《沉默的年代》，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4]邰科祥、冯积岐：《好作家要能表达边缘的东西——冯积岐访谈录》，《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5]李继凯、冯积岐：《复杂人性的探寻和文学生命的建构——关于冯积岐小说创作的对话》,《文艺研究》2012年第12期。

[6]方宁：《冯积岐：一个背石头上山的人》，《东吴学术》2014年第2期。

[7]李继凯、冯积岐：《复杂人性的探寻和文学生命的建构——关于冯积岐小说创作的对话》,《文艺研究》2012年第12期。

[8]葛红兵、任亚荣：《超越者的抗辩——读冯积岐小说<大树底下><敲门>》，《小说评论》2005年第5期。

[9]冯积岐：《大树底下》，太白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40页。

[10]冯积岐：《遍地温柔》，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343页。

[11]冯积岐：《沉默的年代》，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版，第284-285页。

[12]冯积岐：《两个冬天，两个女人》，文汇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页。

[13]李继凯、冯积岐：《复杂人性的探寻和文学生命的建构——关于冯积岐小说创作的对话》,《文艺研究》2012年第12期。

[14]许子东：《现代主义与中国新时期文学》，《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15]邰科祥、冯积岐：《好作家要能表达边缘的东西——冯积岐访谈录》，《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4月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