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短篇小说《圈子》的艺术取向与审视原点

     文/柏相

     我们的生活，最终会以两种“碑”的形式存留于世，一种是字碑，另一种是口碑。

    在这两种“碑”的形式里面，口碑似乎比字碑更可靠。字碑其实也分两种，一种是史字，即，官方正史或民间野史里的字；另一种是文字，即，文学里的字。

    小说自是字碑中的一种。所以世间有三种人我们必须学会仰视，一种是史家，一种是文学家，另一种即是百姓。他们都是当时被轻侮、蔑视而后世必然被听取、敬重的人。

    抛开百姓暂且不论，因为，没有百姓，一切的存在都没有意义，因为，争天下，其实就是争百姓。如果说，史家靠实立身，这个实，既是事实，也是无限接近真相的真实；那么，文学家就靠事立身，这个事，既是人事，也是天事，更是心事。

　一个好的小说家，既不会面对过去写作，也不会面对未来写作，而是面对当下。坦然地直面当下的人性瞬间，应该是一个好的小说家最应该具备的首要的写作基质。当下的人事、天事和心事，都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所必须面对、悉心思考并成熟地用自己一生生死相依的文字虔诚呈现的。

　宁可的短篇小说《圈子》，就极具这样的审美基质与价值取向。

 《圈子》里的五个人：一颗红心、执政为民、我是一个兵、书山有路和女人就是天，基本上涵盖了当下生活最为重要的诸多方面。

《圈子》里这五个人所正在历经的日常，也可以说是当下都市庸常生活的真实写照。

《圈子》里这五个人所面临的尴尬、困惑或者说人生的窘境，也正是我们每一个当下的人所正在面临或正在承受的。

《圈子》里这五个人的名字，都是网名。

　虽然这五个人都有其对应的真实的名字与真实的身份：一颗红心——言语——即小说中叙事主体“我”——真名海峰——在区委从事党建工作；执政为民——牧皮——镇政府办公室主任；我是一个兵——凤鸣——退伍在民营企业打工；书山有路——鬲融——在高校任教；女人就是天——打冲冲——所谓的“军校”的在校女生。

    但是，网络生活的真实性与当下生活的真实性在宁可这部名曰《圈子》的短篇小说中无缝对接，小说家宁可，可以说是在这部小说中将当下都市人所正在面临的价值危机与意义黑洞，书写得形神毕现、惟妙惟肖。

　谢有顺先生在其《短篇小说有它自身独有的艺术难度》一文中曾说：“没有艺术形式上新的考量，没有对人性又狠又准的切入，短篇小说就会毫无光彩。”

　那么，什么是人性呢？什么又是“对人性又狠又准的切入”呢？在我个人看来，所谓人性，无非善恶，无非真假，无非对错；所谓“对人性又狠又准的切入”，即是作家站在自己生活的当时时代，以当时时代的人事、天事和心事为镜子，把当时时代的人的诸种选择细腻真切地书写出来，并使它具有穿透时空的恒久的力量。

　宁可的这部短篇小说《圈子》，在艺术取向上的最大价值之一，就是大胆舍弃了小说情节的离奇、小说细节的玄秘与小说架构的荒诞，就是从容地选择了直面当下的人性瞬间、价值选择与意义皴染，坦然地接受了用一种最为简洁和最不炫耀的方式去审视当下生活的混沌或清晰。

　如果说，小说主人公海峰，即小说中的“我”，其在《圈子》中的庸常，是当下许多人在以互联网为背景下的人性迷失与价值错乱的一种再现，是现代人际交往与传统人际交往在时空转场之中的一种交锋与一种纠结，是时代的变与人性的不变在新的文学场域的另一种邂逅；那么，“我”在《圈子》中的小胜，则是现代人性与传统人性在新常态下的一种传承、一种媾和或一种置换；那么，“我”在《圈子》中的大败，则是人生新规制与生命价值原点在现代化与科技化背景之下的一种重建、一种整合与一种重生式的全新界定。

　小说的结尾，“我”，以真名“海峰”，以一种类似自嘲式的顿悟，重新走进“人在天涯”微信朋友群，而且“人在天涯”微信朋友群也似乎重新恢复了原有的生机与活力，与其说是对现代人际交往或者当下生命本身的一种反省与审视，还不如说是作家宁可，站在了一种更为洒脱或者超越的现代化与技术化的文学语境中，对当下生活的某种推演、预言和谶示。

   世界其实很大，大到了即使我们穷其一生，也不可能用我们的想象到达它的任何方向的边缘；世界其实也很小，小到了我们终日必须面临的的无非就是这样或者那样的圈子。

　宁可的这部短篇《圈子》，最为可贵之处，或者说最大的突破之一，就是以当时当下的生活作为他的小说创作的审视原点。

    他既没有幻化时代与生活，也没有照搬生活与时代本身。他既没有为时代或者道德树碑，为某种价值代言，也没有凸显生命或者人性的某种非理性的神秘，更没有苛意凸显某类人物异于世俗之外的某种遥不可及的佳境。

    他留心的只是当下生命映像中那些最微小而又最真切的经验，他书写的仅是时空流变中那些最平凡甚至最卑微的人性瞬间；但是，就是这些微小真切的时空流变中的最平凡卑微的人性瞬间，不仅让我们羞愧、懊悔或坐立不安，而且拨正了我们的方向，擦拭了我们的内心，澄清了我们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