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发山    主播淑惠

1949年4月，武汉的大街上冷冷清清，偶见行人，也是行色匆忙，处处透露出一股肃杀的气息，似乎一触即发，大战在即。事实正是如此，解放军的先遣兵团已与中原人民解放军江汉军区一起对武汉形成合围态势，说是和平解决武汉，但是驻守武汉的白崇禧已经暗地决定“大破坏、大搬迁、大屠杀”，重要设施搬走，搬不走的炸掉。为了粉碎白崇禧的阴谋，组织上要求地下党尽快摸清城里的情况。爷爷当时只有24岁，也是搞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主动请缨，排查武汉道路和街道名称。组织上不放心，因为爷爷是北方人，初到武汉，不懂地方方言，担心出现差错。爷爷年轻气盛，拍着胸脯说：“我愿立下军令状，如不能完成任务，愿接受军法处置。”

正值初夏时节，武汉已经十分炎热了。爷爷打扮成叫花子，出没在武汉的大街小巷。专找那些叫花子打听。为了不引起特务的主意，他走到垃圾桶前就捡拾那些发霉甚至腐烂的馒头，装做很饥饿的样子贪婪地往嘴里塞；晚上，和那些叫花子一起躺在桥洞下，任凭蚊虫在身上叮咬……因为时间紧迫，中午冒着毒日头、光着脚在街头穿梭。脏兮兮的脸被汗水弄得花花搭搭，蓬乱的头发一绺一绺的，浑身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味道。连熬几个昼夜，爷爷终于摸清了武汉所有的道路和街道名称。为此，他还闹了一个闻名至今的笑话，在调查时，因是凭对方口音而记录，他将武汉家喻户晓的“六渡桥”听成了“绿豆桥”，还标到了地图上。

1998年7月，雨下得跟老天爷打烂了水缸似的，致使长江水位暴涨，远超警戒水位，长江水面比武汉主城区路面高出一米以上，导致江水倒灌，城市内涝严重，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严重威胁。

那一年，父亲46岁，在某部队担任团政委。洪水就是命令！根据防汛指挥部的安排，父亲带领所属部队驻守洪山区左岭镇防汛险段，为了表示决心和信心，让指挥部和灾区人民放心，确保大堤安全，父亲在岸边竖立一块“生死牌”，立下军令状，兵在堤在。

他们已经驻守了两天一夜，洪水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洪水一浪高过一浪，拍打着岸边，发出“哗，哗，哗”的狂叫，似乎在跟他们叫板，好像要把大堤冲垮。父亲和战友们背着沙袋，当时下着雨，道路泥泞得跟吸盘似的牢牢吸住他们的脚，走一步都要使出吃奶的气力。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没有一个人胆怯。衣服早已被雨水和汗水打湿了，鞋子也被泥泞给拽走了……一个个跟泥猴似的，一趟又一趟，一袋又一袋，沙袋背完了，全部垛在岸边。为了防止沙袋不被水冲走，父亲一声令下，他和战友们跳进水里，肩并肩，手挽手，排成一堵人墙挡在沙袋前面。洪水也是怂货，软的捏，硬的怯，被父亲他们的气势给吓坏了，终于一点一点退却了。

看到洪水退去，他看到附近的老太太老大爷冒雨送来饭菜时，从没流过泪的父亲嚎啕大哭。

 

儿子的“请战书”

说是儿子，实际上他虚岁40，也是当爸爸的人。他是一名军医，也是军人。二O一九年腊月二十九，他准备回家过年。他已经三年没有回家，耄耋之年的爷爷，已近古稀的父亲，两个人都是军人，所以理解他，支持他，从未有过怨言。爷爷对他说，作为军人，尽忠就是尽孝。父亲对他说，军人的眼里没有小家，只有大家。

早在半个月前，爷爷就住进了医院，一直昏迷不醒。父亲告诉他，让他这个春节务必回来一趟，担心老人家没有几天日子。还有，母亲也很想念他，每次通电话，两句话说不完，母亲就呜嗬呜嗬哭起来。恰好，跟他搭班的战友这个春节不回家，他便去找领导请假，获得恩准。

谁也没想到，武汉突发不明原因肺炎，形势不容乐观。全国各地纷纷组织医护人员驰援武汉。他所在的医院发出倡议，号召大家报名。一时间，他犹豫不决，去？不去？去吧，给家里怎么解释？不去吧，心里不安，有点当逃兵的意思。于是，便给父亲通了电话，说了自己的想法。父亲当即说道：“孩子，疫情就是战场，抗疫就是战役，军人的使命就是战斗！你去吧。家里有我。”放下电话，不知为何，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就这样，他果断退掉车票，给医院写了“请战书”：“在武汉新型肺炎来临之际，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军人，一名医生，我主动请战，不计报酬，无论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