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莫大的讽刺啊！今年春节后，我去了一趟福建，在一家服装公司做了一段时间行政主管，很辛苦，每天早起晚睡。薛权却成天给我打电话，要我跟他聊天。我说没空、没话费，很不耐烦了。他就奇怪地问我是不是在搞传销，还“关心”地问我是谁介绍去的，可不可靠？我当时很生气，觉得他怎么会这么无聊。现在想来，那时，他就是想通过聊天，跟我套近乎，把我骗到山东去。后来，我了解到，他曾经哄骗他四姐和全部外侄、外侄女去山东，但是一个人都没有去。

我在门口，仅仅站了几秒钟，就出门走了。薛权夫妇一再劝我坐一坐，听一听。我很生气，坚决不去。我甚至连他们的住处都不想去了，但是，转念一想，这样走，一是这里没有公交车，步行怎么走得脱？二是我刚来，立即就走，不合情理；三是他们人多，要“合乎情理地热情挽留”，肯定走不了，还是去他们的住处看看吧，到时候见机行事。

他们介绍那个眼镜是邱琼的妹夫，而先头我认为是他们的上司派来监视我们的。

到他们住处，还需要步行好一阵子。去后，他们十多人做饭的做饭，打牌的打牌。他们叫我打双抠、斗地主，我说不会打，坚决不打。实际上，我很小就玩扑克，连大人都要败在我的手下。我是什么玩法都很精，算是高手中的高手了。但是，我玩扑克都是以娱乐为主，我从来不玩炸金花。因为炸金花一是没有技术含量，二是输赢都很大，可以一夜之间倾家荡产。

我观察到，住处无门牌号码，不清楚此地确切地址；几个房间全是满满的地铺，集体宿舍。我意识到此地不宜久留，不能留宿，否则不知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例如搜走现金、身份证、银行卡、手机等等，让我无法逃离。

很显然，这些传销人员全是很穷困的农民。

他们要我冲凉换衣服。本来，我的衣服很脏了，白衣领都漆黑了，但是我坚持只冲凉不换衣服，谎称衣服是干净的。再说，我一向不爱穿别人的衣服，更不愿意在换回自己的衣服时，让他们生疑，密切监视我的一举一动，走不了。

冲凉后，我将现金、身份证、银行卡、纸质电话簿等全部揣在身上，将提包、一本书、两份报纸、一块正在充电的手机电池和充电器等不关紧要的东西留了下来，造成我不会逃走的假象，暗中准备随时寻机逃走。

另外，我迅速给薛权的三姐夫发了一条短信：薛权在搞传销，如果6月20日，我没回去，就报案。

中午饭后，我把薛权夫妇叫到一边，详细摆谈了小忙在家的所作所为，并规劝他们不要搞传销。同时，我给他们报了开支账目，剩下500多元钱，我准备留下300元钱，还给薛权200元钱，但是，他只收下了100元钱。这是我们坐普快列车节省下来的钱。普快车无空调，人多，闷热，难受极了。

我责怪薛权并没有做他一直说的“猪肉”生意，完全可以自己回川接小忙，却骗我送过来，想把我拖下水搞传销；我原本可以在西安转车后，让小忙自己到山东，但我还是来了，目的就是想看看你薛权究竟在做什么，现在一切都明白了。

我问薛权：“你们一天到晚就开开会，听听课，就能挣大钱？谁给你们发钱呀？！”

他说：“反正有人给我们拿钱，我们整的国家的钱。”

我说：“你是老革命老干部老红军吗？你有什么功劳、苦劳？国家凭什么该拿钱给你用？国家的钱那么好整？！如果好整，人家不知道自己悄悄地整，还要你来瓜分？那些贪官整国家的钱，都生怕别人知道了要遭殃，你们的头目居然公开号召这么多人来，是不是他的脑袋有毛病啊？！”

我正苦于无计逃走，薛权说上街去玩，还要给我买套衣服。路上，我问眼镜去哪里玩，他说去公园。

公园很近。我们先看了鸽子，许多白鸽，不怕生人，自由自在地游走、飞翔，看到谁手里有吃食，就会飞到谁手里来吃，很可爱。我叫邱琼给她4岁的女儿兰兰买了饲料喂食、逗引鸽子，玩得还算开心。饲料还没用完，兰兰就玩腻了。有人提议找阴凉的地方休息。

在一处临水的地方，有很多长排木椅。我们在这里坐了下来。一会儿，很“凑巧”，又来了几个人。看到他们来了这么多人，一场唇枪舌剑在所难免了。其中，有一个年轻女孩儿，20来岁，很漂亮。薛权跟他们打招呼，都坐下了。看来，这个女孩儿地位比较高，因为她在安排一个中年男子坐哪里。

这些人刚坐下来，就向薛权问我是谁。薛权做了介绍，并说这个女孩儿是达州宣汉人（鬼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如果她不是传销头目，我对她还有好感，现在，我根本不屑与他们套近乎，打听她姓甚名谁。他们马上就与我聊天，说的内容与以前薛权发给我的短信内容差不多。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他们的头目灌输给他们这些榆木脑袋的。大概，他们知道我的身份特殊吧，他们以请教、探讨为名，实则是给我洗脑，并不顾我的再三申明、反感情绪。

女孩说：“哥哥，我们是老乡了。你远来一趟不容易。既然来了，就了解一下我们的工作、事业。我们一起探讨一下，好吗？”

我说：“可以，但是，我肯定不会加入你们的组织活动，不会搞传销，这是不合法的。我有自己的正当职业、工作。”

美女问：“哥哥在政府哪个部门工作？”

“我就在政府机关工作。”我说。

美女又问：“你们有权管公检法吗？”

我回答道：“有权管。公检法是政府的职能部门。所有职能部门都归政府管理。我过去曾经做过政法书记，长期与公检法等部门打交道。”

我并没有说假话，同时也是暗示他们不要跟我胡来。否则，没有他们好果子吃。

中年男子说：“你应该相信，虽然报纸、电台、电视台都在讲传销不合法，但我们这是合法的。现在的潍坊，我们的队伍已经有十多万人了。你知道保险吗？”

我说：“保险和传销是两码事，一个合法，一个非法。所有的传销都是非法的！如果你们合法，请拿出公安、工商、税务手续给我看看。”

“我们公司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了的。公安人员经常来我们这里，从没说过我们什么。”

“工商总局注册也应该有书面依据。公安人员来没来，我不清楚。如果来过，没处理，一是可能时机不成熟，一是可能充当你们的保护伞，但如果你们完蛋了，他们也会完蛋！”

“我们这里的人都很自由，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也可以打电话。一般的传销组织的人，都不自由。”

我说：“你们是表面自由，因为你们的钱财已经陷进去了。你们走人，头目巴不得。我现在不参与你们的组织是自由的，参与了就不会有什么‘自由’了。”

中年男子还想纠缠，我不耐烦地说：“请你们不要再说传销了。你们想给我洗脑是不可能的！如果再说传销，我就走人了。”

女孩儿忙说：“不说这个了！不说这个了！我们说点别的什么吧。哥哥，我们国家给了我们这些人三次发财机会，包括我们现在这次。多好啊！最早的，就是无期无息贷款。你知道吗？”

我说：“你的说法不正确。从来只有无息贷款，没有无期贷款。无息贷款是国家用来扶持一些特困人员脱贫致富，或者发展一些特殊的、重要的、重大的项目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贷得到的。国家的贷款都有还款期限，不可能允许５０年、１００年不还，子子孙孙都不还。”

“那么，我们宣汉县有一个人，在多年以前，贷了１７５万元钱，怎么到现在都没还呢？”

“你所说的，我无法查证。但以前可能有这种情况。那时，刚刚改革开放，很多东西都处于摸索阶段，很多银行管理很不规范，一些银行工作人员盲目鼓励、劝说人们贷款，而且数额很大，胆小的不敢贷款，怕还不起；胆大的贷了，有的贷款人发了财，还了贷款，有的有钱不还，但是一般都会还，因为银行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有的贷款人因为破了产，自身难保，无法还。农村合作基金会就是因为管理不善，才导致清盘关闭的。其他银行肯定也存在一些不良贷款。但是，现在贷款管理非常严格，实行了终身负责制，谁放贷款，谁负责收回，否则，将负全部法律经济责任，并有可能被开除公职。”

“为什么以前农民们要交农业税，现在不交了，而且国家还要给种地农民发补贴呢？”

“因为我们国家富裕了，有钱了，不需要农民再交农业税。”

“我们国家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从她说话的得意神态看，她仿佛是要说：我们国家这么多钱，就是我们这些传销人挣的！

我感到有点恶心。我说：“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工业发达了，贸易活跃了，税收大大增加，并加强了税收征收、管理力度，堵塞了税收漏洞，仅此一项，所增加的收入都远远超过农民那点税收；而且，全世界范围内，绝大部分国家都停止了征收农业税；再说，农民们既辛苦，收入又微薄，土地里的收成，除了种子、农药、化肥等投资，所剩无几，却要他们交比例较大的农业税，实在是有点不合理。”

我叹息了一声：“出一个元帅，要牺牲多少人啊！”

薛权说：“做什么事，都会有很多人要做出牺牲。”

呵呵，他就把这话当做了他们坑害人的理论依据了吗？这不是暴露出他们整人坑人的真实面目了吗？

我说：“人家那是为了国家、民族的解放，是神圣、伟大的事业。他们都有崇高的理想，远大的目标，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你们能跟人家相提并论吗？你们牺牲别人，完全是为了一己私利！”

中年男子很不知趣，又接过去：“你听朱总理（朱镕基）说过这话吗：‘我们有一支庞大的队伍，在沿海一带默默地运行’？”

这句无前言无后缀毫无任何意义放在任何语境都可以的话，以前，在薛权发给我的短信中出现过。看来，他们是想通过无中生有地编造、借助所谓某位领导人的话，而且当成了“圣旨”，来给他们的非法活动披上合法的外衣。

我拂袖而起：“你这话出自何处？朱总理讲过这话吗？他讲的话很多。即使他讲过这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讲的？全部、真实含义是什么？难道是专门针对你们并褒奖你们说的？难道这支‘庞大的队伍’就是指的你们这帮无所事事、不劳而获之人？难道我们国家发展经济、防御外敌要依靠你们这群百无聊赖之徒？

“你们还想说什么？我接触、了解传销比你们早得多。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那时国家还没宣布传销不合法，我一个亲戚，又是我的直接领导，还提拔过我，有恩于我，叫我搞传销，我都没搞；我有一个朋友，在检察院工作，他老婆在搞传销，特别能说会道，给我说几次，我也没买账。虽然那时国家没有宣布传销不合法，但是我有自己的判断，我自己总结出三点：一是所用、所需商品价格太高，一般的人不会购买、使用；二是，这样贵的商品，只能诱骗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入伙、购买，坑害他们；三是偷漏了国家税收，肯定不会得到国家的支持、许可，因此，虽然他们与我的关系很不一般，我也没有参与。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没过多久，国家就宣布‘传销’属于非法活动了。你们是我什么人？难道我还会听从你们的吗？你们打错算盘了吧！你们的一派胡言乱语、道听途说、断章取义、歪曲解说，只能蒙骗文盲、法盲、贪财之人！我的观点、态度已经很鲜明了，你们还要说什么？”

说完，我转身就离开公园扬长而去。

在回薛权住处的路上，我一言不发。我不知道继续留在这里，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后果。我不知道怎么办。

薛权也不说去给我买衣服的话了。

不一会儿，我喜出望外地看到一个出租车站。这里有很多出租车。我在达州没有看到过有什么出租车站。我感到逃走的机会来了。我故意磨磨蹭蹭的，走得很慢。薛权和他的襟弟走到公路的另一边去了，只有邱琼走在我的前面。

他们知道我的东西还在他们那里，根本不会想到我会逃走。没有任何人看出我有什么反常之处。

我立即果断地钻进路边的一辆出租车，急切地对司机说：“师傅，我遇上传销分子了。请你马上送我去火车站，要快，不能让他们追上我！”

司机果然加大马力，向火车站冲去。

不一会儿，我就到了火车站。我马上去售票厅购票，并首先向值班民警说：“同志，我遇上传销分子了。一会儿，他们很可能要追来。如果他们要强制带我走，请你保护我！”

我没有说出我的特殊身份。如果他不答应，我就不得不说了。

警察说：“没问题！有事你找我就行了！”

果然，不一会儿，薛权、邱琼夫妇就赶来了，责问我为什么不辞而别。

我说：“你们还问我？你们为什么骗我来潍坊？我不想搞传销，堆成山的钱，我也不想要！市场上做买卖，还讲究买卖公平，不得强买强卖，你们却强制我接受你们那一套。你们洗不了我的脑，但是，我怕出意外！”

薛权说：“我会丧失人性吗？你不搞，我不会勉强！你想走就走！”

“难说得很呢！”我冷笑一声，“你还有人性吗？你千方百计把我从几千里外骗来，难道会轻易放我走吗？你不要说什么了！我告诉你，今天，任何人休想强行把我带走！我已经跟警察联系了！”

“你的提包不要了？你一定要走，我也不留你，转去吃了饭再走也来得及嘛！”薛权说。

我说：“我不会去你那里吃饭的。我在这里随便泡一碗方便面就可以过活一顿。至于那个提包嘛，已经有点烂了。你们今后能给我带回来也可以，不带回来我不要了。”

邱琼还想说什么，薛权说：“莫说了！他的脑袋已经封闭了！他看不清楚国家今后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你马上坐出租车回去，把他的提包和手机电池拿来给他。”

呵呵！薛权，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半文盲居然说我这个有几十年工龄的基层干部“看不清楚国家今后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我只是觉得好笑。

邱琼去拿提包了。因为我们四川离山东很远，来一趟不容易，我原打算回去时，顺道去泰山游玩一下。但是薛权在这里，我根本不敢买去泰山的车票，怕他们追到泰山拦我，便买了到西安的车票，再转车回达州。

薛权说：“我现在一个月有40万元收入，等到两年后，我挣了1000万元，你会后悔没听我的！”

我说：“你有可能发财，因为传销的利益格局就像一座金字塔，你可能是小头目，属于金字塔上半截那部分人，但是，其他绝大部分人却倒霉了。但是，更有一个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还有可能进班房。犯法的事，我不干！不该拿的钱，再多我也不会要！你发你的财去吧！今后，你有了任何问题、麻烦不要来找我！”

因为担心售票厅外有他们的人，我趁薛权东张西望之际，很快去了隔壁的候车室。他又打电话找我并来到了候车室门前，一再坚持要我出去。我坚持寸步不离候车室大门一步。他挖苦我成了缩头乌龟，我置若罔闻。

没有办法，他只好进了候车室的门。

一会儿，邱琼回来了。但是，手里没拿提包。我估计，提包在门外另外一个人手里，大概他们希望也认为我还会跟他们回去。她的堂妹、妹夫也来了。很意外地，她的亲弟弟邱兵也来了。过去，我跟邱兵很熟，他以前跟薛权夫妇一起做皮鞋，很老实、本分的，还在我家吃过饭。还有更多的人，有的装作送客人回家，有的装作送小孩上学。我们又打了很多嘴巴仗，谁也说服不了谁。

听邱琼的堂妹说，是她最早来这里搞传销，然后又联系了薛权夫妇和邱兵来到了这里发财，还说邱兵以前在广州那边打工做皮鞋，每月工资三四千元，都毫不足惜过来发财了。

多么愚蠢的人啊！我真是哭笑不得。

邱兵说：“老哥，你和薛权是堂兄弟，既然来了，你不搞这个工作，也可以多了解一下，帮权哥做个参考嘛！搞得就搞，搞不得，让他跟你一起走。”

我说：“在公园里，我已经讲得很多、很清楚了，搞不得！他，你们都应该明白我所讲的道理，但是，他没有接受，而且想把我留在这里，我没本事把他带走。我不想再说什么，也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里！我也不举报你们，免得说我坏了你们的好事，断了你们的发财路，我就看看你们今后能够挣多少钱！”

我知道，他们那些程序，那些套路，说那些话，都是他们事先编好了剧本的，跟广西南宁那个电视专题片讲的如出一辙。他们的一切说辞，都只有一个目的：把我留下来，做他们的牺牲品、陪葬品。而且，我好歹是国家公务员，还曾经有一官半职，如果把我都拉下水了，肯定能够通过我拉来更多的人，加入他们的团队，让更多的人为他们做贡献。

薛权、邱兵他们说乘车时间还早，坚持要我去他们住处吃了饭再来赶车。邱兵甚至不顾我去意已决，几次要我退掉车票，说损失不大并由他们负责弥补。见我仍然坚持不去吃饭，他们便要我就近去车站外面的食店吃饭。我还是不为所动，坚决不跨出候车室半步。

他们眼见对我劝说无望，又不能强制带我走，只好把提包给我，一个个相继离开了。邱琼多呆了一会儿才走。他们都要求我回家后不要“乱讲”，就说他们在做正当的“猪肉生意”。邱琼的堂妹还气急败坏地威胁我，看样子本想直接说，如果我回去后“乱说”了，想把我怎样，却改口说，若薛权的80岁老母亲（我的大妈）气得怎么样了，要我承担全部责任。真是岂有此理！

我毫不示弱，回敬道：“你算个什么人，敢威胁我？！”

我最终安全地离开潍坊，并中途下车改签车票，畅游了泰山，于6月19日即农历五月初五——我国的端午节，回到了四川老家。

没多久，我看到新闻，说山东潍坊进行传销专项清理。我给薛权发短信，劝他们赶紧收手。不知道薛权他们也被清理了，还是已经转移“战斗阵地”了，亦或“金盆洗手”了。

又过了几个月，薛权的母亲过80岁生日，他的人影都没有看见。如果他真的每月挣40万元钱，按照他那么爱面子的人，至少要拿10万元出来，为自己的母亲风风光光地大办一场寿宴的。我每次想到这些，就觉得好笑。

有趣的是，2010年9月，我的一个同学的老婆，以去广西南宁考察项目的名义，又骗了我一回。不同的是，我的堂弟他们是穷人，而她的两个亲弟弟都是在广州办工厂的老板，都是有钱人。

我们先去了广州，到她兄弟的工厂看了一下，然后乘坐她二弟的私家车去了南宁。他们让我好吃好喝，陪我到处游玩了三天。他们租住的别墅，每天上午10点钟才起床，不吃早饭，每次中午、晚上都在不同的地方吃饭，非常豪华，人很多，全部都是俊男靓女，西装革履。

她二弟跟每个地方的很多人都很熟悉，跟他们打招呼，聊天。我还暗自高兴，他这么好的人缘，今后在这里做事，应该有很好的前景吧。

我一再催促他们：你们做什么项目呢？是做你们原来的项目，还是新项目？不管什么项目，都应该让我了解一下吧。

他们总是说：“不忙，不忙，你难得来南宁，好好玩玩再说吧。”

第三天晚上，他们终于找了一个香港人来给我讲他们的项目。我一听就知道是传销。但是，为了能够顺利脱身，我装作什么都不懂，还饶有兴趣一样。第二天早上，我不慌不忙地走了。我担心他们来追我，把二弟的车钥匙藏在了沙发垫子下面。我把手机也关机了，到了火车站才打开手机，给同学的老婆和她二弟发了信息，告诉他们我已经走了，把车钥匙藏的地方也告诉他们了。

在南宁火车站附近，我还去逛了一个书店，全部是传销方面的书籍、光盘，都是教材。由此可见，传销在南宁多么盛行，多么猖獗，政府职能部门多么失职。

此后，又有人以合作项目或者介绍工作的名义骗了我几次，实际上都是传销。很可笑的是，有一个人也曾经担任过乡镇政法书记，我们很熟悉。他居然没有一点政策常识，还说他们的项目是中央认可的，属于高度机密，只需要让一部分人参与，很神秘一样，还专门从外地回来找我密谈。我又好气又好笑，把他不轻不重地说了一顿。但是，他根本不听我的。

这几次传销骗局，我只要听他们说两三句话，很快就识破了，立即走人。我首先亮明我的身份，震慑他们，他们全都不敢把我怎么样，也没有过多地为难我。虽然我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只是浪费了我的车费和时间，但是，我心里仍然不痛快，我只能退后一步想，就当成旅游了一趟，不然，会把自己气死。

注：文中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