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敌》对历史转轨中当代乡村结构变迁的刻画

☉秦秀红 于伟娜 孙彩虹

王方晨的小说《公敌》兼具了历史的跨度、社会的宽度和人性的深度，在跨越几十年的历史叙事中，作者用细致的笔锋深入探析了乡村历史发展不为人知的隐秘性。如果我们把小说的情节进行最简单的概括，那么，整部小说所反映的就是一个原本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在时代的洪流中逐步发展成为“乡村帝国”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由佟安福、韩佃义、佟黑子三人所主导，佟志承、邵观无等人物形象穿插其中，他们共同构成了佟家庄乡村生活的图景和乡村社会的共同体。小说以这些人物为组织骨架，从经济史、政治史和文化史三个维度上对这些人物的个性和命运进行展开叙述，使他们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在他们的演绎下，乡村帝国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

一、经济史

《公敌》中对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结构刻画的隐秘性首先体现在经济发展上。在佟家庄前后几十年的发展中，每个主人公的发展命运和乡村结构的变化都和20世纪后期中国社会的城镇化存在紧密的联系。小说以佟家庄从贫穷到发达作为叙事的主线条，韩佃义是这个主线中的核心人物。“佟家庄当时穷啊，紧邻着塔镇，可就知道成天摆弄那一亩三分地⋯⋯没想到韩爷不是凡人，就这么一路干下来，把个翰童集团搞得赫赫扬扬，像个乡村帝国⋯⋯如果哪天韩爷不在了，你们得为他在塔镇立碑！”这是佟家庄崛起的见证者邵观无对韩的评价，毋庸置疑，这也是作者对韩佃义这个人物的地位的定格。具体来说，在韩的带领和改造下，佟家庄的乡村隐秘结构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了体现。

其一，工商业的发展对乡村经济体系产生了革命性的改造。《公敌》的着眼点并不在于农民脱离乡村去往城镇这一历史事实，而是聚焦在了乡村自内而外，依靠工商业脱离贫困，进而掏空城镇的这一历史现象。“翰童集团好像是一块竖立在天地间的吸力极大的巨型磁石，只要是铁，铁末也好，铁块铁钉也好，地上的地下的，都被纷纷吸附过去。镇上的人醒来，可是为时已晚。”小说集中映射了工商业繁荣对乡村经济改造的这一经济现象，在这个改造的过程中，旧有的乡村经济结构摧枯拉朽般地崩塌，农村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繁华新质素。

其二，英雄人物对乡村结构改变的重要作用。佟家庄前前后后出现了三位创业者，他们个个精明强干，思想活跃，敢于冲破桎梏，大胆创新，最具代表性的韩佃义，当属这三者中的佼佼者，他以阿喀琉斯式的英雄手法，带领乡村摆脱旧有结构的限制，创立了现代型的企业新形态，他是智慧的代表，是乡村发展居功至伟的人物。

其三，各种思路、倾向在乡村经济转型中反复斗争。两大主人公韩佃义和佟黑子所倡导的新型经济模式在一开始就遇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阻挠，内部的抗争也是此起彼伏，这集中反映出传统宗族文化的根深蒂固。塔镇和佟家庄作为儒家文化的腹地，要使它们得到彻底的改变无疑是充满艰辛的，家族体制的顽固，本位主义的盛行，重农轻商的思想意识，都是改革的巨大阻力。

二、政治史

小说《公敌》以佟家庄半个世纪的变迁为主要线索，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中，土地是连接佟家庄和塔镇，连接韩家和佟家的重要介质。当代中国的乡村改造和城镇化历程中，土地的所有权和分配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以土地为中心的乡村政治结构同样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刚建国时期的土地改革，再到后来的农业合作化，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90年代土地集中，工商业用地不断增加，农业用地不断减少。土地的流转和变更改变的不止是乡村面貌，对乡村的政治结构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在《公敌》一书中，作者对土地的问题同样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表现，乡村政治结构的隐秘变化同样得到了阐释和映射。

在描写乡村经济转型的同时，《公敌》对乡村的政治结构也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刻画。在全篇小说中，作者王方晨以一主一辅、一明一暗两条叙事线索为主线，聚焦两个乡村人物形象，用细致的笔锋刻画出乡村政治结构和政治意识的剧烈变化。

小说的主线是韩佃义和佟黑子，他们是顺应时代变化，带领经济发展的领军型人物，他们集官商的双重身份于一身，性格上正邪交织，在走向经济巅峰的同时也走到了政治的顶峰。作为辅线存在的佟志承和牟彦杰等人，则表现出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浓郁的人文情怀，他们在急速变化的时代中想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然而无论如何也难以达成心愿。

在这一主一辅两条线索中间，还游走着一些立交桥式的人物，如邵观无、甄县长、聂海文等人，他们和主要人物一起构建出纷繁杂糅的乡村政治结构。这种结构不仅贯穿于省市县镇村的纵向结构，而且还紧密结合了政治经济——政府工商两界。

这种隐秘复杂的政治结构和传统社会的官僚本位主义有着跟大的不同，韩佃义和佟黑子这两个经济层面上的领军人物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他们在整个乡村的发展中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权，这种乡村政治结构的全新特点，正是作者王方晨想要表现给我们的。然而，这种新型的结构却无形中促使人们放弃了对政治地位的追逐，反而趋向于经济利益的获取，以牟彦杰为代表的意识转变快的开明人物很快在新型的结构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以佟志承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却在这种转变中表现得惊惶失措，不知所往。

为使得这种新型的结构得到更淋漓尽致、具体可感的体现，小说的最后着重描写了戚庆山这一人物。他的所做所为，将两条人物线索完美衔接在一起。戚庆山高效操作“翰童杯首届全省乡村戏曲汇演”这一举动，把新形势下政府和商人之间分分合合、相互利用的关系一览无遗地揭示出来，从而使各条线索上的人物殊途同归，最终走到一起，全部的故事最终得到了完美的收束。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塑造政治层面的人物形象时，并没有单一地把某个人物作为某种阶层或意识的代言人，也没有以复杂的政治斗争为背景去反衬人物的形象。而是在几条线索的铺陈中对各个人物的外在和内在进行展示，在政治层面揭示出人性的变化，从而使得小说对乡村政治结构的刻画更加立体化，具有了浓厚的历史感。

三、文化史

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领域的裂变，佟家庄的发展史，也必然是文化的发展史。佟家庄除了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剧变之外，文化上也经历了旧的伦理崩塌，新的伦理在阵痛中产生的过程。主人公韩佃义充分认识到社会伦理对于人们行为的重要性，他灵活充分地运用儒家文化的力量为自己的成功铺平了道路。在他诡异的倡导下，《论语》成为人们的行为指南和道德准则，整个佟家庄包括塔镇都在新的文化氛围中得到了健康的发展。

在整部小说中，塔镇和佟家庄都是作为文化地域而存在，这个文化地域里，深埋着儒家文化的根基，儒家的仁义道德及思想印刻在乡民的生活中，成为他们的行为指南和信仰。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主人公韩佃义如果对传统的伦理道德一味排斥抵抗的话，那无疑是不明智的选择。足智多谋的韩佃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利用自己在经济上的话语权选择了为我所用、由我阐释的方式，用非常灵活的手法成功地把儒家的文化变成自己手中的改革利器，顺利地激励村民们齐心协力将翰童集团做大做强。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韩佃义也是经历了很多的生死考验的。最具代表性的情节是韩佃义以《论语》不战而屈人之兵，成功解除塔镇人的围攻，后来，韩组织村民去曲阜拜孔，人手分发一本《论语》，在塔镇的居民们再次围攻五金厂的时候，韩再一次用《论语》回击了气势汹汹的塔镇人，这也就是韩“半部论语治天下”的高明之处。

在整个文化结构改造的过程中，韩佃义驱动村民的不是经济利益，在村民的眼里，韩佃义所阐释的《论语》就是他们的精神指南，他们自愿地与韩站在一起，即使是面对金允祥为首的塔镇人，也毫不畏惧，“小五金厂工地上，只有人们的朗诵声。一百二十二册小红书好像一颗颗跳动的心脏。一百二十二册小红书被佟家庄人同时展现在大地上，金允祥目光躲闪着，竟不敢再看，只有慢慢转了身，带手下从那条通道走回了塔镇。”这个事件可以说是乡村文化结构得到韩佃义成功改造的明证，自此，他的权威也走向了巅峰。

在一定意义上，佟家庄的成功可以说是韩佃义和佟黑子对传统文化进行灵活改造的结果，这种独特迥异的现代化进程，正是作者王方晨想要展现给我们的。在《公敌》中，王方晨另辟蹊径，糅合了家族史、村镇史、人物志，以独特的视角刻画出真实深刻的乡土中国文化改观的缩影。

纵观整篇小说，作者王方晨在书写半个世纪的历史中，为我们展现了中国乡村城镇化的图景和真实历程，以及在这个进程中所催生出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剧烈变化。小说将现实和虚拟结合在一起，对故事的展开场域赋予了几近真实的地理坐标——从省到市，从市到县，从县到镇，再到佟家庄这样一个最底层的行政单位，使得几十年的乡村发展获得了真实感。这种方式的运用也使得佟家庄的发展成为当代中国乡村发展史上的极具诗性的典型代表。小说在苍凉的历史氛围中铺展，处处都笼罩着似雨如雾般的幽暗意识和人性裂变的隐秘踪迹。因此，这部小说一方面可以解读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寓言”，它以浓墨重彩的笔墨把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改变的方方面面揭露得一览无遗；另一个方面，小说的对于历史的反思和文化的探析同样也超越了现实层面的理解，达到了对现实状态、终极困境全面思考的哲学层面。总之，《公敌》一书以嵌入式的方式映射了乡村剧变，所呈现出的历史图景正代表了特定时期乡村中国最底层和日常的状态，小说也在文学意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