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敌》中的乡村悲情元素探析

☉尹燕

《公敌》一书以能够体现当代中国几十年发展缩影的佟家庄为叙事背景，详细讲述了佟家庄从起初的贫穷落后到逐渐控制、征服塔镇的漫长过程，展现了无数爱恨交织、纷繁复杂的乡村故事。纵观整篇小说，矛盾是小说带给读者的最直接的感受，乡村与城镇的矛盾，物质与精神的矛盾，土地与非农业生产的矛盾，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交织演绎，构成了整个故事的主线。由于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自然而然地造成了很多不可避免的悲剧，这使得整篇小说被浓郁的乡村悲情元素所笼罩，具体而言，整部小说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的描述，将乡村悲情表达得酣畅淋漓。

一、主人公个体的悲情生命历程

小说中主人公佟志承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是受难者，概莫能外。”时代洪流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都在幽暗的历史中寻找着自己的出路。全篇小说从蓝娣逃出翰童集团去寻求韩爷帮助写起，到佟志承最终接管翰童集团结束，整个故事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在这风云变幻的五十余年中，佟家庄这样一个昔日贫穷落后的安静村落，在经济大潮的汹涌澎湃之下，拥有了赫赫有名的翰童集团这一乡镇企业的璀璨明珠，走上了富裕的大发展道路。这一切离不开一个关键的人物，那就是韩佃义。

韩佃义在“乡村”与“城镇”刻骨铭心的对抗中长大，上世纪的50年代，作为乡村代表的佟家庄青年农民韩佃义和城镇上的老金家女儿金枝相恋，然而却因为家族的百般阻挠，不得已各奔东西，金枝含泪远嫁三山县，韩佃义内心痛苦异常，带着深深的遗憾远走他乡逃避不堪的现实。韩佃义与金枝的爱情悲剧就是在这样一种乡镇不平衡的环境里所酿造。然而，离家23年后的他再次归来后却成为了整个佟家庄的大救星，他心狠手辣，做事雷厉风行，返回佟家庄后他用粗暴的手段和处心积虑的各种阴谋重新夺回韩家祖坟，重新争得了韩家在佟家庄的地位，并坐上了佟家庄第一把交椅的位子。他以自己敢想敢做的魄力和心狠手黑的手段带领佟家庄从一个小小的建筑队起步，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成就了蒸蒸日上的庞大乡村经济帝国，他手持论语治天下，在佟家庄人的心目中，他是伟大的领头羊。但是，这所有的荣耀却无法改变他悲情的人生命运。当佟黑子日渐长大，变成又一个心黑手狠的韩爷之后，垂垂老矣的韩佃义只好选择急流勇退，“主动让贤”，将自己一手缔造的大帝国——翰童集团交给年轻力壮的佟黑子掌管，而自己则选择隐居在韩林之内，在不断的自我认识和反省中安静地度过自己的晚年。

在小说的结尾，韩佃义静静地躲进自己挖掘好的坟墓，带着满满的遗憾、对人生的无限感慨和自己年轻时最钟爱的金枝长眠在一起。他的一生都交织在乡村和城镇的斗争之中，恋爱的失利，征服塔镇，最终长眠在爱人的身旁，与矛盾做斗争贯穿了他的一生，他是时代的牺牲品，“没有灵魂，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病”，韩佃义充满悲情的一生大概可以用这句话来做诠释。

二、历史转轨中乡村居民群体性的悲情命运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我国改革开放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进行的时代，是当代中国由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重要转型时期。从起初的计划经济时代，到后来的商品经济，再到后来的市场经济时代，开放之初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一大批乡镇企业也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道路。

80年代是乡镇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大量的乡镇企业在这一时期孕育诞生，90年代，中央政府全面实行经济整顿，由于乡镇企业内部的不完善以及固有缺陷，加之政策的不利和外部环境的恶化，很多的企业发展受阻，盈利困难，无力经营，甚至一度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这样的现实深刻地体现在翰童集团的发展过程中，主人公韩佃义时隔23年后重新返乡，回来后接替佟安福，把势头正盛的农机厂搬迁到佟家庄，放弃从前的农业经济，带领村民全力投身创业的大潮中，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创建了赫赫有名的翰童集团。韩佃生退位后，佟黑子又经营了11年，前后20余年的发展，使得佟家庄居民的生活日益富有，物质需求得到极大的满足，最终以不可阻挡的阵势吞噬了曾经高高在上的塔镇。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佟家庄以及以佟家庄为代表的乡村居民，同样在这样历史转轨的关键时期经历了从贫穷到富有的历史性转变，然而，在这外表风光的历程中，却深藏着乡村居民群体性的无法改变的悲情命运。

在故事的结尾，作为乡镇企业家代表的韩佃义孤独地守着坟地，不再踏入尘世半步，他在荒草萋萋的老人宅里，埋葬了自己辉煌的一生。知识分子佟志承考上了山东大学，毕业后与县委书记牟彦杰一起顶着两顶清官的帽子，最后却无路可走，不得已离开官场，弃官从商。他从内心深处深深地爱着这方土地，却走出去又走回来，始终回不到真正的土地当中，他是时代的受难者，出走和回归都是病态的时代所造就。以佟黑子为代表的乡村固守者，心中向往的是外面的世界，却始终没有办法走出这片乡村，最终只能死在这片亘古的土地上。时代的变迁并不是群体改变命运的寄托，以韩佃义和佟志承、佟黑子为代表的乡村居民群体无法借着时代的东风取得自己想要的东西，拥有自己想要的人生，整个的生命历程被浓浓的悲情所笼罩，凡是在土地上生长的，都迎来了新的时代，但这时代并非是美丽的新世界。

在这个历史转轨的时代，无论好坏，总有人愿意活下去，知识分子佟志承从未改变他的坚定信念，但是他却缺乏直面生活和现实的勇气，他辞去官职回到家乡，仅仅是换了一种生活方式，然而却造成了佟黑子的死。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在和自己生命中的黑暗进行较量，韩爷、佟志承、佟黑子，谁都无法避免这样的命运。韩佃义和佟黑子都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前者钻进了自己早已掘好的老坟，后者静静地躺进了老屋。他们的人生如同一场早已彩排好的演出，盛大的演出之后是寂静的结束，如同昙花一现，在时代里狂欢过，却不留下任何的影子。飞速发展的物欲洗劫了历史，洗劫了传统，每个人都失魂般的走在时代的大马路上，谁也不知道自己来自何方，谁也不知道自己将去往何处。

这样一种群体性的悲情命运和改革开放之后国人只关注眼前利益而不注重长远的利益不无关系，面对整个社会的长远发展，使命感缺乏，伦理道德的土崩瓦解和民族心灵的创伤更没人会去在意。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转轨时期，个人和群体的力量弱小而不值一提，谁也经受不住时代的荡涤，时代的走向决定着群体命运的走向。

三、特殊时代中恶托邦式的悲情发展之路

佟家庄在前后二十余年的发迹过程中，外表上光鲜亮丽、璀璨夺目，实际上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不是超越世俗的乌托邦社会。整个的翰童集团可以用王德威所说的恶托邦来进行比喻。“大救星”韩佃生带领佟家庄发财致富共同创造幸福的生活，在他的英明领导下，佟家庄的人民在物质层面上得到了充分的满足，过上了令人羡慕的小康生活，但这一切都无法掩盖精神上的匮乏。在偌大的翰童集团中，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在这个狭小的圈子里，暴力被随意滥用，到处是莫名的毒打，民众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尊严，等级被人为地划分，民众被随意地关押，人身自由被肆无忌惮地限制，这个集团仿佛是一个游荡着幽灵的中世纪古城堡，阴森昏暗，这种幽暗的气氛深深地伤害着每一个居民的精神世界，使每个居民都在诚惶诚恐中度日如年。

作为主人公的韩佃义无疑是这个黑暗世界的魁首，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以教父式的姿态统治着佟家庄和塔镇的民众，使得人人自危。在他的手里，翰童集团沦为让所有的村民都噤若寒蝉的典型的恶托邦式的恐怖组织。小说中另一个重要的人物佟黑子也继承了韩佃义的衣钵，他说“自己不是人，是金银珠宝，是佟家庄的金身佛像，但是不是人”。邪恶和狠毒的本性使他在恶托邦式的统治上比韩佃义更胜一筹。在他接管翰童集团后，暴力和黑暗铺天盖地而来，人人自危的程度不亚于当初的“文化大革命”。

在这样的黑暗恐怖势力之下，知识分子佟志承是最典型的牺牲品和受害者，他带着全村人和韩爷的殷切期望走进了城市，上了大学，当了吃公家饭的官，最后却又由于种种现实的无奈弃官归乡，取得翰童集团的统治权并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只是想找到自己最本真的生命，他渴望在一望无垠的田野之上，去触摸自己的灵魂，然而，他左右不了自己的生命，即便自己热爱的土地就在脚下，他可以真正触摸自己灵魂的时候，也已经发现自己的灵魂早已变成残片，灵魂再也找不到皈依之所，就连住在酒店，也到处都是监视他的眼睛，他在韩爷的阴影笼罩之下，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翰童集团的发展之路，没有得到上帝的庇护，伦理的瓦解、规则的缺失使得每个人的生命都充满着恐惧和不祥，这不是一部完整意义上的家族发家史，而是一段恶托邦式的曲折发展之路，没有人能找到家园和归属感，也没有人能避免深重的与日常生活隔绝的孤独，乡村悲情的元素深刻地体现在每个人迷茫的眼神中，悲怆渗透着每个人的灵魂。

纵观整篇小说，作者王方晨对佟家庄的发家史和几位主人公的人生历程大刀阔斧地穿插拼接，鲜活的乡村发展镜头上笼罩着各种不同的悲情元素。悲情不是凭空的，是作者的真诚和痛苦的深切体现，所以作者王方晨先生将这种悲情贯穿到文字里，体现到每个个人、渗透进群体的命运、穿透在恶托邦式的发展路途中，表达出作者内心充满理性又有着无法掩盖的悲怆。整篇小说基调阴郁凄冷，以凌厉的笔锋刻画出现代乡村世界和乡土中国的影像，结尾以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结束，使这种浓重的悲情的元素得到了最后的升华。

参考文献

［1］刘永春.当代乡村的隐秘结构与悲情历史——评王方晨长篇小说《公敌》的乡村书写［J］.百家评论，2015，03：63-70.

［2］王超.新时期打工文学的精神世界探究［D］.山西：山西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