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叙事与乡土之“疼”

 ——王方晨小说创作侧论

◎张国龙（北师大）

【内容提要】王方晨运用“底层叙事”话语，坚执地书写“乡土经验”。其冷峻、简约的笔墨，勾勒出了一副副令人疼痛的乡土图象——人性中膨胀着的极端的“丑”和“恶”、美/善之疼和隐喻之疼，从而形成了其小说创作的审美品格。

【关键词】底层叙事  疼痛  王方晨  小说创作

进入21世纪以来，“底层”逐渐成为中国小说书写的关键词。“底层叙事”自2004年以来业已成为一个新生的文艺理论概念，亦成为不少小说家竞相操持的一种“时尚”话语，诞生了一批被评论家和读者青睐的作品，其中包括《那儿》（曹征路）、《马嘶岭血案》（陈应松）、《放声歌唱》（刘继明）、《命案高悬》（胡学文）、《大嫂谣》（罗伟章）等。文学是人学，文学具有人民性。所谓“底层”，应是指构成社会体系的基石的芸芸大众。作为“人民”之核心的底层民众，无疑是沉默的大多数。可见，关注底层，是文学责无旁贷的使命，是文学回归正道的必由之路。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曾一度因关注底层（诸如农村改革等问题）而辉煌，也曾因背离底层（诸如先锋实验小说等）而曲高和寡。尤其是在90年代以降市场经济的嚣声中，许多小说家因追逐市场之波而一度忽视了对“底层”的关注。在贫富分化日益加大的当下，一批具有人文良知的小说家勇于逆潮流而动，将笔触聚焦于“底层”，既彰显了恢弘的人道主义情怀，又体现了人文知识分子的巨大的社会责任感。三农问题、下岗工人问题和打工子女问题等题材日渐成为新的写作趋向，从而使得小说不再是“无中生有”，不再是“叙事”、“语体”的隐身衣。“小说”之“说”因而言之有物，且不再“小”，真正能成为时代的一个侧影，成为映照一代人生活情态的一面镜子。

山东小说家王方晨生于农村，积累了丰富的“底层生活”经验。乡村的风土人情，农民的诸多优、劣性情皆烂熟于心，乡土经验无疑成为其小说创作的源泉。于80年代末期登上文坛的他，似乎不太关心小说界的“风向标”。他在10余年的小说创作生涯中，坚执、热情地关注“底层”，一以贯之地以底层叙事话语，书写着驻留于心灵世界中的那些老式或新型的农民形象。无论是对这些生动、鲜活的农民形象的讴歌还是鞭挞，字里行间皆浸透着一种令人感同身受的“疼痛”。笔者将其概括为“乡土之疼”，这是笔者读其作品后的最直观最真切的感受。

与大多数离开乡土，寄居城市的小说家不同，王方晨笔下的乡土鲜有“田园牧歌”式的宁静、和谐和幽美。他以冷静的笔墨，勾勒出乡土的多元性和芜杂性。鲜有诗意的描写，甚至不惜无情地撕裂乡土的诗意，袒露出乡土的暗斑和毒瘤。王方晨扎根塔镇，书写塔镇村民的爱恨情仇。赞其朴实、善良，亦挞起可卑、可怜、可恨、可鄙。由是，行走在塔镇的那些男男女女，他们的脸上不仅仅烙印着淳朴，他们的心头不仅仅横亘着善良，他们的头脑里不仅仅飘荡着乐天知命，狡黠、卑琐、麻木、狭隘和自私等劣根性相胶合。一言以蔽之，人性的善与人性之恶，或深或浅存留在那些我们“似曾相识”的父老乡亲身上。从某种意义上说，王方晨颠覆了传统的“父老乡亲”形象， 而是将“父老乡亲”近乎原生态的生存景观和人格、人性指数展现给读者。

王方晨小说中着力挖掘的“乡土之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人性中膨胀着的极端的“丑”和“恶”令人心疼

林语堂曾提及中国人所具有的三种性格缺陷，即忍耐性、散慢性和老猾性[1]。这些在王方晨笔下的农民身上不仅仅一一体现，甚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基于对“乡土”全面、深刻的认识，王方晨耳闻目睹根植于父老乡亲身上的诸多人性之丑和恶，他痛心疾首地写道：“我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我恨你，土地！从你的底里，没有生产出自由，没有生产出富裕，没有生产出尊严和高贵。你只会消耗人的生命，你只会让一个人的心灵，跟常年累月地承受无边重负的脊背一样扭曲。你无疑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谎言和幻象，你欺骗了很多人，而且还在耍弄着很多人。”（《榆树灵》[2]）尽管王方晨笔下的人性是复杂、多元的，二元背反的美/丑、善/恶、方/圆杂陈其间，但人性之“丑”与“恶”，无疑是他浓墨书写的焦点，展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深度和厚度。

中篇小说《生命是一只香油瓶》[3]中的妙龄少女巴碧芬不堪买卖婚姻而服毒自杀。她的死不仅未能引起买卖双方的悲痛，却使双方陷入了疯狂的“金钱”争夺战。直到巴碧芬的“尸体”被卖，成就了一段荒唐的“鬼婚”，才让矛盾双方化干戈为玉帛。然而，巴碧芬的死而复生又让更多的人卷入矛盾冲突中。所有的人都希望她死，父亲甚至逼她再次自杀：

“巴现三停顿了一下，‘你也别怪我狠心，你嫁了个好女婿，也该知足了。好事不能独占。’以下的话巴现三就说得比较顺当了。‘你女婿不在了，你死也有了名堂。女人殉节的事自古就有。再说二旦还要娶亲，桑家要是突然反悔起来，岂不又是一场空？桑家跟孟家又有不同，孟家都快让我吓过去了。想来想去，只有这条路最为稳妥。你爹妈也老了，请你替爹妈想想，可怜他们一回。你就是让我给你批麻戴孝捧老盆我都愿意。’”

     在这里，生命的死亡无足重轻，“彩礼”竟成双方关注的焦点。巴碧芬看清了这如纸般厚薄的人情，她喊出了“我不想死了”，再度抗争。然而，狰狞的现实一步步逼得她生不如死：她莫名其妙成为了死人的妻子，必须履行亡人之妻的义务。她被两个凶悍的女人架着与死人亲嘴，而终被逼疯。至此，在权力和金钱的胁迫之下，人性和人情沉入十八层地狱，连血亲也未为其留存一丝温暖。作者不动声色地撕开了人性之恶的面纱，人性的阴冷、残忍和乡土陋习，令人不寒而栗，悲凉丛生。“生命是一只香油瓶”，这是绝妙的隐寓，沁透骨髓的悲凉。生命与香油瓶竟然半斤八两？而读者所感受到的也许比作者更为绝望：生命也许不如一只空空的香油瓶。

短篇小说《咱家的月宫》[4]暴露了人性的龌龊、委琐。塔镇村民凤普是一个阿Q或“陈奂生式”的农民。房子是农民一生的梦想，房子比生命、人格还重要。为了保住房子，凤普不惜主动让未出嫁的女儿陪合同民警乙楞睡觉，结果人财两空。在生存面前，人的道德底线坠落到最低点，或者说已没有道德底线。此外，作品把凤普的“小农意识”镂刻得入木三分：先是为房屋躲过拆迁而欣喜，然后为房屋摆脱不了被拆的命运而忧惧。其精神人格萎缩、怯懦、畏缩，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在短篇小说《桃桃之役》[5]中，为了让乙楞丢掉饭碗，凤普不顾脸面宣扬女儿的私生子是乙楞的。目睹乙楞的凄惶和恐惧，他获得了复仇者的快感，甚至忘乎所以。一方面他逢人便说孩子是乙楞生的，另一方面他又扬言乙楞不配和自己的女儿生孩子。这种不符常情常理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映照出凤普精神人格的萎顿：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他遭受了最最不公正的待遇，他的心中郁积了太多的憋屈，他发泄的欲望多多，但发泄的机会和渠道实在少得可怜。因此，当百年难遇的“机会”到来时，他便不惜做“人肉炸弹”，进行疯狂的“自杀式”的报复。他注定无法取得胜利，但他在一段时间内、一定程度上自我感觉良好。这是一个绝妙的讽喻，一个令读者不忍戳穿的谎言。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底层村民的劣根性暴露无遗。短篇小说《炸日本面包》[6]叙说了一个只身在城市里闯荡的乡村女孩“女英雄白齐格”带着新婚的“丈夫”小州回乡省亲的故事。这个生活在村民们的唾沫星子里的女子的遭际，映照了乡村的贫穷、狡黠，以及令人疼痛而令人怜惜的落后意识。

此外，王方晨通过揭示“乡村政治”的癌变景观，影射人性的丑与恶。短篇小说《跑吧，兔子》[7]，是一个类似于契诃夫的《一个小官员之死》的文本。凤祺老汉在麦地里劳作时不知被谁误当作兔子打了一枪，这偶然的事件却让一个叫来继的农民倒了大霉。因为村长随口一句“来继，是你开的枪吧”，让来继坐卧不宁。在村长和合同民警乙楞的强大心理攻势面前，来继心理迅速崩溃，竟然承认了与己无关的罪孽。来继冤，令人可怜、可鄙。村长骄横，令人痛恨。但更令人疼痛的却是人性的沉睡、阴暗和泯灭，对权威的盲目崇拜，拥有权威者的自我膨胀。短篇小说《乡村火焰》[8]无异于一部当代版的“石壕吏”。村长王光乐为镇住欲扳倒他的塔镇村民，纵火烧了自家的柴垛，并嫁祸于无辜村民王贵锋。塔镇派出所不问青红皂白抓走了王贵锋，三天后放他回家。尔后，村长竟然提携其进入村委会。这一草菅人命、黑白颠倒的事件竟然发生在当今，令人触目惊心。作者以冷峻的笔墨展现了基层干部的颐指气使，也展现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农民令人辛酸的抗挣和委曲求全。在《无助的豆苗》[9]中，来继为了巴结合同民警乙楞，撇下自己家的豆苗任由兔子糟蹋，而一心一意为乙楞家看护豆苗。乙楞并不领情，还说“他愿看我管不着”。当兔子糟蹋了自家的豆苗时，来继自我安慰“咱的地比以前壮了。咱的地好（因为兔子在地里拉了很多屎）。”来继崇拜、畏惧权威，希求有朝一日乙楞能帮忙，因为他私藏了猎枪。生存的卑微，心理欲望的猥琐，暴露无遗。

可见，作者通过对上述人物形象的描摹，充分暴露其人性中的丑与恶，从而揭示了一个更为沉重的命题：中国人的国民性和民族劣根性问题。

二、美/善之疼

王方晨在小说中也塑造了一些具有善良、美好人性的农民形象。中篇小说《死不了的小虾》[10]中的宋兰香勇敢、坚强，为保护孩子像母兽一样与丈夫罗得宝斗争，罗得宝每每败下阵来。短篇小说《乡村火焰》[11]中的耿玉珍泼辣、爽快，敢做敢为。她敢于到塔镇派出所要求释放被诬陷的丈夫，甚至屡屡挑战霸道的村长。耿玉珍近乎原生态的强力性格，是对萎缩、软弱、充满幽暗意识的民族劣根性的反讽与嘲弄。在她身上，寄托着作者对如何走出幽暗意识的思索。中篇小说《八月之光》[12]讲述了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故事。老成的女儿为她的老板，一个比老成年龄还大的男人生了儿子。老成屈辱、愤怒，却无力改变现实。经过剧烈的内心挣扎，他最终只能屈从于现实：不顾尊严，不畏流言，只求尽一点父亲的责任、爱心——陪护产妇女儿。这是一个善良、忠厚、老实的农民，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弱者，他的人生里充满了悲情，他不想与社会/他人争斗，但他却注定要成为他人的盘中餐。他无力抗争，唯一能做的就是认命，或者逃避。比如，他想要回毛寿山欠他的钱，毛寿山不给，他没有办法，只好认定：你不是不给吗？我还不想要了呢！

在这些农民身上，无一例外都体现了中国传统农民的诸多美好品质：勤劳、善良、正直、忍耐、坚韧……但是，这些美好的品质在现实生活中却屡遭暴力，甚至成为他们更好地生存下去的障碍。无情的现实生活时常把这些具有优秀品质的农民逼上绝境，邪恶往往战胜了善良，正气时常臣服于歪风邪气，这是何等令人痛心的悖论！他们的心灵之美，灵魂之善，人性之真，虽然金贵，却无法正常生长。因此，他们美得令人心痛，善得令人心痛，真得令人心疼！

三、隐喻之疼

我们常常被现实围困，这是人存在的困境。因此，我们时常与现实格格不入，优秀的小说家更是如此。寻求摆脱现实围困的策略，是优秀的小说家苦心孤诣的梦寐。对于王方晨来说，他与乡土的现实生活情境始终保持着一种旁观者的距离。对于美与丑、善与恶，他皆以近乎冷漠的语调，以近乎无功利的审美眼光予以叙说、评判。这是王方晨小说创作成熟的标志。

面对挣扎于笔端的那些形形色色被现实围困的农民，王方晨时不时难掩满怀悲悯。因此，当人物濒临绝境之时，他间或一反常态，背离现实生活的逻辑而虚拟出一种能让人物获得拯救的想象逻辑。也就是说，他企图以“想象”来挣脱现实的围困，其作品因而蕴藉着文化隐喻性。事实上，芸芸众生，不管是达官庶民，无论是智者庸者，有几人真能挣脱现实围困？但不必为此沮丧、悲哀，这就是人存在的深意。人存在的终极目的就在于实现这种超越，尽管这或许是一个永无答案的偈语。否则，我们就只能漫无目的、得过且过地活着，——一种可怕的本能生存状态。而优秀的小说家往往醉心于书写人之存在的此种两难、无奈的生命情状，企图拨开芜杂的世俗人生的表象，窥破生命存在的本相。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方晨小说中的文化隐喻性，是其不忍看见挣扎在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走上绝境，而刻意为他们开辟的一条生路。这无疑是王方晨善良而美好的愿望，其背后隐匿着难以言说的辛酸、悲悯和无奈。这些看似笨拙的“光明的小尾巴”，体现了他令人心疼的仁厚和温情。短篇小说《祭奠清水》[13]书写了一个关于“死亡”的主题，把一个溺水而亡的少年清水的故事写得神秘、迷离，亦真亦幻。清水具有处子的纯洁、执着，如同他的名字。他是“清水”，在世为人，弃世为水。作者将其的意外死亡做了诗化处理，把一个早夭美少年之死转化为一种富含深意的灵魂转世，从而消解了死亡本身的狰狞，弥补了死亡的遗憾，即离开一个世界并非末日，而另一个子虚乌有的世界或许更为美好。文本中弥漫着一股诡谲的鬼气。这是对死亡的另一种思考，类似于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短篇小说《正午的气息》[14]试图以人性之“美”驱逐人性之“恶”。作者描写了光棍汉小起儿的“阴鸷”、“阴损”，他诱使“我”打破一罐猪肉。小说结尾以一个“精灵”（大叔）的出现，缝合了“我”心灵的创伤。现实世界充满了“恶”，但作者刻意在“恶”中找寻到一丝温暖，哪怕这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想象。中篇小说《黑妮儿飘飘》[15]展现了人性的高贵，寓意幽远。“黑妮儿”是一种意向，意味着寻找与迷失。小说叙说了金大筐一家人与以村长为代表的权威的抗争。金家对女儿严加看管，维护做人的底线，甘愿贫穷而不愿出卖灵魂以改变处境。本色的生存状态与物欲诱惑的对峙，闪烁着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最可贵的人性亮光。《死不了的小虾》展现了生命的脆弱与柔韧等极端之美。小虾出生的偶然，生活的卑微，如同草芥，但他的生命力是顽韧的，似乎“死不了”。战争、饥饿、水灾、谋杀等等，都被他一一化解，是天意，是本能，还有活下去的不灭信念。中篇小说《树上的孩子》[16]叙说了一个倍受家庭歧视的小女孩呼儿，因为一场水灾因祸得福，否极泰来的故事。水能暂时改变她的处境，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她成长的厄难。求水，看似神话，实为人物改变命运的救命稻草。呼儿摆脱现实的围困只能依凭子虚乌有的想象，更显凄恻。短篇小说《歌逝》[17]中天生一副好嗓子的羊脂和丈夫谷自青离了婚，嫁给了年轻、俊朗、富有的曾子明，但她从此却没有了“唱歌”的欲望。曾遭受批斗而落拓不羁的曾子明，尽管否极泰来，得到了他所想要的一切——女人、金钱和地位，但他心中始终横亘着无法弥补的遗憾。这些小人物的人生沉浮，折射出命运的多舛、乖戾，人情的冷暖炎凉，人性的光怪陆离。每个人都遭遇着“现实生活”的围困，从某种意义上说，谁都无法彻底摆脱困境，谁都无法成为真正的突围者。“进退维谷”，应该是生活的常态。这篇小说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取得了突破。中篇小说《牛为什么会哭》[18]中的老人、老牛和残疾的孩子被命运放逐，但它们彼此支撑、温暖。尤其是老牛对老人、孩子的神话般的抚慰，令人悲泣。

此外，王方晨的语言简约，少修饰形容，却字字珠玑，句句柔韧，冷幽默凸显。那些隐蓄着强劲穿透力的文字，能够轻易穿透骨髓，令读者感觉到灵魂的疼意。比如，“清水病了，王成才的汤药，都像泼在了石头上，王成才的大针管子，也都像扎在了胶皮轱辘上”（《祭奠清水》），比喻朴拙、逼真、生动。“见女儿不愿死了，巴现三拿起药瓶准备自杀。‘还是我死吧，’她父亲出人意料地说，就真的把嘴朝瓶口凑去。屋里的空气顿时变得紧张了，刀绣兰眼看就要失声叫起来，可是，巴现三接着又说，‘龟孙子才死哩。’他一笑，手一松，药瓶跌落在地，嘭的一声，碎裂了”（《生命是一只香油瓶》），冷峻的笔调，凌厉的文字，生成了黑色幽默和撼人心魄的穿透力。

当下中国小说的“底层叙事”大多还停留在“同情”的层面，小说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强者”的姿态关注“弱势群体”，廉价的同情心对于底层的体恤不过是杯水车薪，或者说是浮光掠影。而真正的底层叙事，需要小说家以无功利的审美情态去倾听、观看、沉思底层的人生百态、芜杂人情、人性和人心。底层问题不仅仅是“生存境遇”的问题，还包括文化心理、斑驳人性和国民性（民族性）问题。探究底层的“文化生态”，无疑是底层叙事的有效策略。从此种意义上说，王方晨走出了“底层叙事”的误区。“疼痛的乡土”不能无休止地忍受“疼痛”，为突破现实的围困，王方晨以文学的诗性给予了坚执的拯救。

【参考文献】：

[1]《冷静而深沉的哲学思考》，叶子著，《当代小说》，1988年第7期。

[2]《阅读王方晨》，赵兰振著，《作家文摘·青年导刊》，2000年第100期。

[3]《乡土之路》，李敬泽著，《文艺报》，2002.06.23。

[4]《权势话语与中国农民的最需要》，林徽銮著，《作品与争鸣》，2001年第4期。

[5]《专制淫威下病态权欲的折射》，闫玉清著，《作品与争鸣》，2001年第4期。

[6]《王方晨：一位乡土民间的思想者》，赵亮著，《济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1]见《林语堂著译人生小品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2]见《榆树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

[3]见《黄河》2001年第4期。

[4]见《飞天》2001年第10期。

[5]见《朔方》2000年第10期。

[6]见《长江文艺》2006年第2期。

[7]见《山花》2000年第7期。

[8]见《人民文学》2000年第2期。

[9]见《雨花》1999年第7期。

[10]见《解放军文艺》2000年第4期。

[11]见《人民文学》2000年第2期。

[12]见《天涯》2004年第1期。

[13]见《人民文学》2004年第2期。

[14]见《山东文学》2004年第5期。

[15]见《青年文学》2000年第11期。

[16]见《延河》2000年第9期。

[17]见《山西文学》1999年第11期。

[18]见《小说林》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