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刘玉堂先生的“戏曲缘儿”

于明诠

久闻刘玉堂先生大名，是因为读他的小说。他是当代文坛著名的乡土作家，专写农村题材小说、散文，有“当代赵树理”之誉。若读过他的《乡村温柔》《最后一个生产队》《尴尬大全》《山里山外》等，定知此誉不虚。比如他文章里的人物常有这样的句子“集体劳动就是行，能把爱情来产生”，管教你读一遍就记得住。虽然读了他不少作品，但一直无缘相识。二零一二年四月，我和南京朱新建吴维佳三个人在山东美术馆办了一个题为“老友记”的书画展览，主事者怀金先生与刘玉堂先生是多年老友，又是老乡，玉堂先生就被拉来为我们“站台”，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刘玉堂先生。中午一起吃饭，饭桌上聊得很投机，玉堂先生也喜欢戏曲，特别喜欢农村小戏，觉得更是亲切。因为展览作品里有一部分戏曲人物画，聊戏曲的话题就很多。那天喝了一点酒，我还借着酒胆学唱了一段《三家店》，幸亏玉堂先生和我一样，喜欢戏曲但肯定不是合格的票友，用玉堂先生的口头禅来说——这是个啥情况？因为我唱得虽然不怎么样，他居然也没听出来，一个劲儿地夸我唱得好。还很认真地说，自己小时候就学过拉二胡，当年在村里演出队还担任过琴师呢，京胡也自然来得，下次要专门带了胡琴我们好好合作几段儿。我说他“居然没听出来”是真的，后来和他接触多了，知道他说话实在，不矫饰不虚夸。我那天荒腔走调委实唱得不好，他却很认真地连连夸我，那就只能说明他和我“水平差不多”哈。但无论如何，我们是因为戏曲而结缘的，而且这个缘分真得不浅。那天之后我们没事儿的时候就会偶尔约上几位朋友聚聚，酒桌上他通常喜欢喝啤酒，酒量不大却很是豪迈，讲起自己的经历和对当下文化风俗的看法，有时妙语连珠，有时也怅然若失，但总是深刻里透着幽默，无奈中依然执着。和他在一起聊天，很温馨，也很受益。

刘玉堂先生的《最后一个生产队》《乡村温柔》等，在九十年代文坛影响太大了，我当时读了就很喜欢。我家是鲁北农村，自幼在农村长大，农村农民以及生产队都是些“啥情况”当然很熟悉。记得十二岁时我就在生产队里当记工员，每天晚上提一盏马灯穿过长长的胡同，到街前队长家为社员们记工分，晚饭后男男女女的社员们陆续到队长家来，一天干的什么活儿，是否早晨上午下午三出勤，都要记清楚。男劳力全天十分，女劳力八分，未成年孩子六分。有时候，每个人干多干少轻活累活也会有争执，队长就和他们拍桌子瞪眼睛地吵架，吵过后一般还是按队长的判定意见记上该得的工分。给社员们记一晚上工分，我挣二分。一九八零年秋天，我考学离开家乡，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办完手续离开学还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我仍然“赖”在生产队里看庄稼，还多挣了一个月的工分呢。之后，农村推行联产计酬责任制，生产队这个“概念”就逐渐消失了，玉堂先生写《最后一个生产队》，写的就是那个时期的事儿。因为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读玉堂先生的小说，就格外亲切，作者对农村农民生活很熟悉，有感受，写得幽默，透着深刻。这幽默里就是那种“乡村温柔”，这深刻就是对农村农民生活质朴愚昧并存状态的描述与洞悉，而“温柔”一语则体现了作者的“农村生活观”，幽默深刻里是满满深深的情怀和热爱。和刘玉堂先生多次喝酒聊天，但我却没有就这些个人感受向他请教，我是这么想，不知他内心深处是否也这么想。好的作家一定是写出六七分，留下三四分让读者们自己去猜想的。

玉堂先生爱戏，尤其热爱家乡的地方小戏，比如吕剧、五音戏、柳琴、山东梆子等。谈论那个年代的农村娱乐节目，是我们酒桌上经常的话题。八十年代初农村责任制全面推开之前，农村的电视机还远远没有普及，常年的娱乐活动就这么几项：偶尔有县上电影队到村里巡演，不是每个村都会去演，是挑选一些处于中心位置的“大村”，三五里地的邻村社员们就跟着电影队“串”村去看，一部故事片往往看四五遍，熟悉到每句对白大家都倒背如流；夏天庄稼长高了，按社员们的说法就是“挂锄”了，农活相对闲下来，县上文化馆的鼓书艺人就下乡说书，《烈火金刚》《平原枪声》《大刀记》等等，反正都是革命题材的小说故事，但说书人也会按自己的理解，穿插一些“书套子”胡编乱造，家长里短荤素段子随便往里加，热闹就行，住在一个村一说就往往十天半月，故事有连续性，大家晚饭后就拿了蒲扇提着马札，到打麥场里听书；最大、最重要的娱乐活动要数过春节唱戏扮秧歌了，几乎各个村里都有一些类似赵本山小沈阳式的天才型能人，许多还是无师自通，不仅吹拉弹唱样样拿得起，而且能编能导能演，虽然都是演样板戏，但社员群众们有着无限的“创造力”，能演出各种各样出人意料的的幽默滑稽来。一进腊月，各村就紧锣密鼓地排戏演戏了，随后就各村串演互相交流，一直唱出正月才算过完年。“三爷有令，带溜子！”本是《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土匪黑话道白，演员调皮，一张嘴——“三爷尿炕，晒褥子！”顿时炸窝，台上台下笑成一个“蛋”。《杜鹃山》第二场，游击队员上场报告雷刚：“队长，听说那位共党是女的，抢不抢？”队长雷刚一紧张，却说：“只要她是女的，就抢！”全然一副流氓嘴脸了。二狗子演李玉和，二狗他小姑姑秃妮演李铁梅，刚登台两人都抹不开面子，秃妮瞅了二狗半天：嗫嚅道：“爹”，把二狗也吓一跳，秃妮一咬牙一跺脚：“爹，你就是我的亲爹！”台下马上炸开，一片叫好。农村条件有限，但人民群众们有的是“土办法”，化妆没有油彩，就用大姑娘媳妇们的胭脂、灶膛里的锅底灰等，李玉和提的红灯是一把暖水瓶的破铁皮中间贴块红纸，手铐脚镣就用拴羊的链子，鸠山和鬼子们穿的大皮靴是高筒雨鞋，威风凛凛披在身上的是复员军人当年的旧雨衣。不管短枪长枪，全是木头板子自己做的，演员一扣扳机（多数也没有“扳机”），后台的人就赶紧拿块砖头一拍桌子“嘭！”，就算枪响了，然后是英雄当场倒地，乡亲们举起拳头怒不可遏地冲向敌人。一九六六年之后，传统剧目被列为“封资修”，一律禁演了，再次搬上舞台重新演出是十年之后了。玉堂先生大我十五岁，我对村戏的记忆始于样板戏，但他小时候是看过并演出过传统小戏的，酒桌上喝高兴了，《小放牛》《小借年》他张口就能来，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前面所说这些村戏故事各村各乡都大同小异，玉堂先生的小说里也多次写到过，现实生活中的滑稽幽默总是比小说戏剧多得多。他在写《小借年》一文里就说到自己当年亲身经历见证的一段故事：“农村演戏，经常会发生些假戏真做的故事。像我们村的那个演出队，光在《小借年》里扮演王汉喜与爱姐的演员，就成功了三对半。之所以还有个‘半’，是因为那两位不该谈的也谈起来了——当然都是温馨惹的祸。”这个故事，玉堂先生写成短篇小说《冬天的感觉》，后来做了些扩充改写，成为他的代表作《乡村温柔》的其中一章，正是：“集体劳动就是行，能把爱情来产生”。

古老的戏曲文化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伟大的宝藏。戏曲里边不仅有音乐唱腔、舞蹈动作，还有丰富的人物情感、教化故事，通俗易懂传唱流行，许多人生的道理、高尚的情操，都可以通过戏出演绎传达给普通民众。俗话说“说书唱戏劝人法儿”，老百姓大字不识也没关系，通过看戏听书就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和分寸，还丰富提高了艺术的才情与修养。《礼记.乐记》谓：“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也。”戏曲文化就是“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乐文化”的衍化和普及。2013年前后，玉堂先生写了系列文章聊戏曲。他饱含深情，写天真无邪少男少女情窦初开的《小放牛》《打猪草》《刘海砍樵》，写忠孝节义鞭挞丑恶的《宋世杰》《孙安动本》《秦香莲》《小姑贤》《钓金龟》，写大公无私热爱集体的《都愿意》，写教人向善好心有好报的《姊妹易嫁》《锁麟囊》等等。引经据典委婉细致，撒得开收得住，幽默风趣家长里短，但论说的都是人生大道理。著名作家李心田有首诗称赞玉堂先生的文学风格，其中一联说得很到位：“小打小闹小情趣，大俗大雅大文章。”这些谈戏曲的系列文章写出来，曾在泉城报纸上辟专栏连载，广受读者好评。后来，山东大学出版社拟结集为《戏里戏外》正式出版发行。玉堂先生写戏，不着意于戏曲艺术唱腔表演的艺术分析鉴赏，而是以戏曲故事为话题，提出了许多关于乡村文化民俗风情的思考。他在这本书的自序中感叹：“一个中年以上的农村出身的人，对农村的记忆是什么？是家中的石磨，村头的碾砣；是井台上的辘轳，打麥场上的碌碡；是清晨鸡鸭鹅狗的欢叫，傍晚屋脊上的炊烟缭绕；是村中偶尔响起的小炉匠或清脆或沉闷的铁锤敲打声……”然而，今天这些似乎都悄然消失了。那种悄然消失的“亲切与沧桑感”，就是乡愁。他这样解释：“乡愁是一棵老树，一间老屋，一出家乡戏，或是一脉青山，一泓碧水……是世代传承的共同记忆。当然，乡愁还是家国情怀，是文脉延亘，是精神归属。”这乡愁让他怅然若失，他想用他作家的那支笔记录下来，保存下来，这是一个作家因为内心的良知而产生的使命感。书稿编妥，玉堂先生一定让我为他的大著题写书名，并画一些戏曲人物画作为插图，这很让我为难。我说真得画不了，怕自己那些涂鸦似的戏曲画让他的大著佛头着粪，建议他最好邀请专业的人物画家操刀，并向他诚恳地推荐了几位画家高手。可他却不容分说，直接把编辑喊来，当面就替我“决定”了。他认为我的字和画，有幽默感，和他的文章比较搭调。其实，我之所以说“画不了”是真心话，绝不是故作谦虚。他这组谈论戏曲的文章当然十分精彩，保持着他一贯的朴拙、通俗与“刘氏幽默感”，题材相当宽泛，除少数几出京剧，绝大部分是地方小戏，涉及吕剧、锡剧、越剧、沪剧、豫剧、柳琴、五音戏、山东梆子、莱芜梆子、柳子戏、花鼓戏等许多剧种的几十出剧目。我虽然喜欢戏曲，是源于打小听革命样板戏的缘故，样板戏都是京剧，所以后来就自然而然地顺上了喜欢京剧这条道儿。我老家鲁西北与河北省接壤，所以京剧之外也就是熟悉一点河北梆子、吕剧等地方戏，其他地方小戏就所知甚少了。既然他认定我能担当这个重任，我怎好“不识抬举”呢？他“不容分说”的态度让我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这个“雅命”。于是，拿到他的书稿后，赶紧按图索骥，把这些剧目资料及其相关知识都尽量找来“恶补”一番。最令我头疼的是，除了戏曲知识的欠缺，这大部分剧目我无缘看过，仅仅了解故事情节唱腔唱词当然远远不够，人物行当、行头、扮相以及脸谱特征等都无法猜测，造型构图心中没数，总不能随便画个人形放哪出戏里都成吧？何况咱又不是专业美术出身，根本没受过素描速写的训练。另一点让我为难的是出版社催稿催得紧，真可谓“时间紧任务重”。我只好先挑选我心中熟悉比较有数的戏出来画，比如《四进士》《钓金龟》《秦香莲》《徐策跑城》等，自觉勉强还算凑合。像吕剧《三拉房》《借亲》《井台会》《墙头记》《姊妹易嫁》等，虽然情节熟悉，也看过演出，但要突出地方小戏活泼通俗生动幽默的特点，不能画成千篇一律的“京剧味儿”，我也真的动了不少心思，反复设计人物构图造型，几易其稿。传统戏还好办点儿，现代戏简直就太难了，比如《沙家浜》《都愿意》《罗汉钱》等，《沙家浜》这出样板戏大家太熟悉了，选哪个场景亮相都不好画，放在过去画不像那就是政治问题，可不得了。最后，终于凑成了二十几幅复命交差，这个合作对我说可真算是赶鸭子上架了。玉堂先生看到我的画稿，却似乎很满意，并亲笔撰文给我表扬鼓励：“说到明诠的绘画，我与他还有一次愉快的合作。我自感算是有点幽默感的，故而拙作《戏里戏外》出版，总想找一个也有点幽默感的人作插图。他还在那里谦虚，说是没做过，试一下云云。结果一试就精彩纷呈、亮点多多，多少人说，嗯，你的东西，还就得他来作插图。”（《大巧若拙返璞归真——于明诠印想》载《山东画报》2014年第19期）他虽然评说诚恳称赞有加，我却心里发虚，我知道自己绘画上这点“三脚猫”本领其实是一不小心集中地“现眼”了一次，他说“精彩纷呈、亮点多多”只不过是他老先生看我 “看对眼”了，给我加的是“情感分儿”，我的笨拙粗浅反倒成了他眼中的“幽默生动”了。但这次合作使我自己在学习研究戏曲人物画上又有了不少新的体会和认识，有了许多新的探索，也使我们更进一步地相互增进了了解和友谊。只是，他许下的亲自拉胡琴我来唱一段儿的合作愿望始终没有实现，今天，成了永远的遗憾了。

玉堂先生一生幽默开朗，热心助人，朋友相聚他总是谈古论今妙语连珠，每次祝酒总喜欢说“都好好的”，朴实真诚，一如他的文学风格，憨厚、温淳、亲切、幽默，充满着乡村般的温柔。2019年5月28日，为社会奉献了多部精彩的文学作品、为朋友们带来许多幽默和快乐的刘玉堂先生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终生热爱的文学事业，离开了他“温柔”的乡村和纯美善良幽默活泼的一出出村戏。他的离去，让朋友们悲痛伤怀。愿天堂里的玉堂先生依然开心幽默，他将永远活在诸多朋友和广大读者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