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9日上午，河南省安阳县崔家桥镇康宋村村西，石武高速铁路西侧，新坟边，一群人在上坟。这一天是逝者的周年忌日。

专程从打工地山东滨州赶回老家上坟的宋红亮跪在坟前，号啕大哭。这一哭，引得几十位亲友涕泪纵横。

坟中埋葬的，是宋红亮一年前去世的父亲宋河顺，殁年53周岁，英年早逝令亲友们格外悲痛。而更让他们悲愤的，是他与肺癌拼死搏斗的几年里，至死也没等来那一笔“救命钱”。

“中建欠我们的14万元，那就是‘救命钱’，父亲拖着病体，拼着老命，在遵义工地干了两年半，却一分钱都要不到，借了十几万治病，此后再也借不到钱了，父亲是连病带气去世的。他死不瞑目，给央企干活，干的又是政府工程，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

宋红亮的眼睛被泪水迷住，看不到一丝光亮。

宋红亮所说的“政府工程”，是指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的“贵州遵义经济开发区电子产业标准厂房建设项目一标段”（以下简称“遵义经开区红花岗项目”），甲方是遵义经开区管委会，乙方（施工单位）是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四局网站的“企业简介”称：中建四局成立于1962年，是世界500强第21强企业“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直属骨干公司，中央驻粤大型建筑企业。是“地标工程‘建造者’”，至今四局共承建60座2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打造了15座地区第一高楼；打造了遍及全国的129个万科高端住宅、32座万达广场。是“服务地方经济‘投资商’”，依靠雄厚资本实力，已迅速发展成为中国一流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发展商，2017年中建四局在建PPP项目总投资额已超过千亿。

“如此有实力的企业，却如此拖欠农民工工资，如此难要！”宋红亮气愤地说。

2015年，宋家父子在北京中盛瑞祥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盛）的动员下，来到遵义经开区红花岗项目工地，负责内外墙刮腻子、刷墙漆工作，日工资180元。

作为北方人，实在无法适应贵州异常潮湿炎热的夏季，加之蚊虫叮咬，二人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体重下降很快。

但一想到家里的困难，两人就咬牙坚持。宋红亮的母亲心脏病严重，常年靠药物支撑；妻子是残疾人，小脑萎缩，走路困难，无法劳动；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才刚刚出生不久。宋红亮的妹妹刚刚成年，正在上大学，学费和生活费也需要父亲和兄长提供……

金钱对他们来说，意味着重大的家庭责任。

受伤后的宋红亮不再从事建筑工作，现在山东省滨州市的一家超市打工

不承想，艰难地挺过了两年半艰辛劳动之后，父子俩14万元工资被拖欠，其中有宋河顺的工资6.7万元，宋红亮的工资7.3万元。

“我们跟着北京中盛干了多年活儿了，以前从来没差过钱。这次中建拖欠了中盛很多钱，其中也包括我们的工资。”宋红亮十分无奈。

而如宋氏父子这样，在遵义由中建四局负责施工的几个工地中，由北京中盛负责具体事务而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多达3000多人。

当时干完工程回家前，每个人只得到了几千元生活费，他们被告知余下的工资将会打到卡上。但直到现在，距离他们初到遵义已过去了五年多，他们没有收到过一分钱。

几年来，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索要工资，每个春节前，宋红亮都会从北方去一次遥远的贵州，到中建四局遵义分公司讨要欠薪。而北京中盛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向中建四局索要欠款，不仅安排工作人员在遵义连住几年专事讨债，公司负责人还九赴遵义、五下深圳、三去广州要钱。

对于农民工家庭而言，几万元是一笔足以使得家庭陷入困顿的“巨款”，足以使得这些家庭陷入年甚一年的贫困潦倒。

记者调查发现，在随机采访的被欠薪农民工家庭中，绝大部分生活陷入困境：有的家庭有病无钱治，亲人阴阳两隔；有的家庭顶梁柱有家不能回，导致妻离子散……

宋红亮的家在过了五年多的苦日子之后，如今陷入了动弹不得的境地。全家全靠刚刚30岁的宋红亮一个人赚钱，而他去年干活时伤了手指，目前只能在山东的超市打工。每个月只有区区三四千元，却要养活全家六口人。他称不是觉得脚下的路还很长，而是觉得脚下根本就没有路。

陷入无路可走般绝望的农民工，还有安阳县白壁镇东柴村的李惠军。

李惠军坦言，当年之所以很愿意到遵义干活，还因为对这座城市饱含敬意。一到遵义，他就约上工友到遵义会议纪念馆参观。“可现在，遵义的红花岗工地我都不愿意回忆，我人生悲剧就是从那里开始的。现在不仅中建欠我钱，一直没给；我还一直在替中建还钱，一直没停。我自己有5万多的工资要不来，还反过来替中建去还40多万别人的工资。我得‘一辈子为别人打工’，把挣的钱大部分都拱手送给别人。老婆觉得这事太窝囊，也跟我离婚了。你说我绝望不绝望？”

2015年，李惠军介绍了8个人到遵义打工，有同村的，有他哥哥的朋友。后来每人都被欠了四五万元工资，他们从此就朝李惠军要钱。李惠军这几年辛辛苦苦挣的钱，大部分都被要走了。他现在在广州打工，轻易不敢回家，一到春节他就被堵在家里。

“给五百不走，给一千不走，给两三千才会走。我一年打工只能赚三四万，两三万给了他们，剩下的钱根本不够养活全家。老人常年花钱吃药，两个孩子需要吃饭，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有病都不敢看。2018年妈妈做手术需要四万多，我只好从支付宝上贷款。即使如此，四五年来，我还给那些农民工的钱也不到20%。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完这些‘冤枉债’。几年来我去北京要钱，去遵义要钱，都要不来。我每次回家都是偷偷摸摸回，呆上一天半天就赶快走，儿子和女儿成了留守儿童，特别可怜！”

李惠军给记者看了一段他在遵义红花岗工地打工时拍摄的视频，一位被欠薪的农民工爬上厂房楼顶，坐在楼顶边，一条腿已探出楼外……

他说：“原来还想跟着五百强国企有保障，现在算知道了。当年如果对央企多留个心眼就好了，都有人这样了，我们还傻呆呆地在那里干。世上没有后悔药！广州这边票都不好买，如果还不结账今年真心不想回家了！”

李惠军告诉记者，“我们村的杨二岗也是我带去的，他家特别困难。当时我也是想带着他去遵义挣钱，没想到把他也拖累了。”

2019年12月24日，记者电话采访杨二岗时，他正在从北京回家乡的火车上。因为生活困难，他年近七旬的岳父也出来打工了，在北京给一家厂子看门，每月只有2000元收入，春节也不能回家。由于长久熬夜，老人身体不太好，杨二岗这次是专程到北京看望岳父的，感谢老人为这个家的付出，心中充满愧疚。

“我媳妇也在北京打工。我父亲七十岁了，腿疼已不能打工；母亲心脏病很严重。我还有个智障的女儿，两个孩子都放在老家，由老人抚养。我想想就觉得想哭。”杨二岗悲伤地说。

来源：《人民法治》杂志 记者：徐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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