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唱着《小放牛》走了

 ——怀念刘玉堂先生

赵德发

我写作起步较晚，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一边当着县里的小公务员一边偷偷摸摸写小说的时候，比我小一岁的张炜已经名满天下了。我想，远在省城的大作家咱学不了，先跟家乡的作家学吧，就把目光瞄向了刘玉堂和史纯民，他俩是当时临沂地区最优秀的作家。尤其是刘玉堂，作品大多写沂蒙山，与我的创作方向一致，我就十分关注他，他发的每一篇小说我都认真拜读。他对沂蒙山父老乡亲的表现真可谓入骨彻髓，人物活灵活现，语言幽默别致，让我佩服得不得了。他从部队转业，到沂源县广播局当了编辑部主任，有人调侃说，他是“正股级干部”，我听了很愤怒，心想，一个大作家，能用级别衡量他的价值吗？

大约是1985年，我在临沂参加文学聚会，第一次见到了刘玉堂。他一支接一支抽烟，谈锋极健。吃饭时喝到微醺，就唱了起来，唱了好几首民歌，其中有《小放牛》。他一人扮唱牧童和村姑两个角色，嗓子该粗则粗，该细则细，眉眼传神，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小小牧童。我边听边想，玉堂大哥真是地地道道的沂蒙作家呀。此后，我每当去临沂经过沂河，都忍不住向上游眺望，心想这条河的源头有一位作家，他有哪些作品。想着想着，耳边就响起了他唱的《小放牛》。

1988年秋天，我去山东大学作家班学习，玉堂大哥也在这一年调到了济南。刚去时他还是当编辑部主任，却是《山东文学》的编辑部主任，在我们文学青年眼里是个很高的位置了。但时间不久，他又被提升为副主编。他家住洪楼，离我们的住处很近，我和同学有时到他家串门，受到他和大嫂的热情接待。记得他与我除了谈文学，更多的是谈临沂，谈我们共同的家乡，今年收成怎样啦，哪方面又有新发展啦等等。他对家乡的深沉情愫，让我十分感动。

但我知道，我的稿子不能直接让刘副主编看，应该先过编辑这一关，于是，每当写了稿子都是先给燕冲兄。燕冲在一年之中枪毙了我的多篇习作之后，终于看中了我的短篇小说《通腿儿》。他很满意，让我做了几点修改，接着拿去送审。两天后他告诉我，“过了”，邱勋主编很欣赏，发明年（1990年）第一期头题。我很兴奋，整天盼望刊物出来。燕冲兄理解我的心情，在出刊前给我一份清样。我一看不得了，清样上不只有《通腿儿》，还有刘玉堂写的评论《苦难的温情——读<通腿儿>札记》。文章开头说：“正当编辑们为本期的重点稿寻寻觅觅四处奔波的时候，案头一下出现了《通腿儿》！我是含着眼泪读完这篇作品的。掩卷思之，不禁感慨万端：真是篇好东西呵！仿佛好久不曾读到这样过瘾的东西了！……”读着他的这些文字，我的眼泪也温润了，从内心里感激他对《通腿儿》如此评价并鼎力推介。

1990年，沂源县被划给了淄博市，好多临沂人接受不了，觉得这个县无论从地理上讲，还是从人文心理上讲，与临沂密不可分，这一下子把沂河的源头给划走了，算什么事儿？玉堂大哥更是接受不了，甚至很痛苦，多次骂骂咧咧。后来他想通了：无论区划怎样调整，沂河还是向南流，还是咱心目中的“姨河”，与沂蒙山人的精神血脉汇在一起。他照样写沂蒙山，佳作迭出。临沂举办的文学活动邀请他去，他也欣然前往。1992年春天，我们一起受邀去临沭县参加了“沭春笔会”，参加者还有袁中岳、苗长水、张清华、魏绪玉等。期间，主办方组织我们去游览连云港花果山，途中大家唱歌，集体唱，个人唱，唱了整整一路。记得玉堂大哥十分兴奋，一唱再唱，当然也唱了《小放牛》，让笔会的气氛更加热烈。

在刘玉堂的创作与生活中，并不是只有“小放牛”，他对时代变化很敏感，除了在一些文章中谈论，也在生活中追赶时尚。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改用电脑写作。1993年1月底，我和他一起去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作家杂志社举办的颁奖会，路上他讲，他“换笔”成功，开始用电脑写作了，我当时很受震动。因为在1992年，全中国的作家也没有多少“换笔”的。他领到奖，拿到一千五百元奖金，专门去买了一台针式打印机，花了一千多。他很得意地向我介绍，这台打印机虽然是九针的，但它是仿二十四针。意思是，打出来的文稿清晰度，与二十四针的没有多么差别。与他相比，我觉得自己太落后了，应该奋起直追，回去后也买了一台“286”。

然而，追赶时尚的刘大哥还是忘不了沂蒙山与小放牛。就在我用上电脑的1993年春天，五莲县文联邀请他讲课，我陪他前往。他面对该县作家侃侃而谈，传授创作真经。而且特别强调，五莲山也属于沂蒙山区，我们要好好表现沂蒙山，在这里挖上一口口深井，让自己的创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大家听了纷纷点头。吃完午饭，我们一起去游览五莲山，他指点着山上的花草树木，说这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仿佛进一步认证他正置身于沂蒙山。到了山顶，他点了一支烟，嘴里哼哼起来。我听见，他哼的还是《小放牛》。

2002年省作协换届，我们一起进入主席团，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他向我透露，正打算写写沂蒙山之外的地方。果然，2004年，中国作协公布首批重点扶持作品名单，其中有他的长篇小说《八里洼纪事》。他到济南后十几年，后来在八里洼居住多年，对省城的巨变感触颇深，想用一部长篇讲述八里洼一带从农村变为城区的故事。大家都很期待这部作品，然而等了一年又一年，就是不见动静。我有一回问他进展情况，他吸一口烟，抿了抿嘴：“嗯，有点儿小困难。”他说，他发现用写沂蒙山的笔法来写城市，不大好办。七年之后，《时代文学》2011年第9期在“中篇撷英”发表了他的《八里洼纪事》，《齐鲁晚报》还做了连载。看来，他让他的长篇构思先以中篇的形式问世了。读这篇作品，依然感受到他的风格，他的才情，但是，问题也出在这里，那个放羊的李有顺一亮相一开口，就会让人想起“钓鱼台山系列”中的人物。这等于“都市放牛”，既呈新奇之态，又显尴尬之相。看来，刘大哥与沂蒙山已经融为一体，很难剥离了。

在这之后，他就很少写小说了，多是写散文随笔。他早就对山东地方戏曲痴迷，研究得非常深入，颇有心得，一篇篇写出来发表，后来结集出版，书名《戏里戏外》。有意思的是，此书开篇之作，就是《单说<小放牛>》，可见他对这个山东民间的“二人转”有多么喜欢。

万万没有想到，今年5月底，玉堂大哥突然走了。我满怀悲痛，赶到济南殡仪馆参加葬礼之后，在山东理工大学的驻校作家活动上见到省作协副主席、《山东文学》主编刘玉栋，他摇头叹息：刘老师刚给了我一个短篇，正打算发，唉！

时间不长，我接到《山东文学》第七期，一翻目录，头题就是刘玉堂的《学唱<小放牛>》。这篇作品，故事发生地还是钓鱼台，讲述“我”如何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一位村姑演唱《小放牛》的故事，轻车熟路，文采飞扬。那些小幽默、小情趣接连不断，又像他的早期作品那样，让读者忍俊不禁。我想，这篇小说，是玉堂大哥的遗作，他是唱着小放牛走了的。

9月22日，刘玉堂文学馆在沂源县龙子峪村建成，我去参加开馆仪式，并与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宋遂良先生一起为刘玉堂铜像揭彩。大家站到铜像前时，我心中竟然没有肃穆感，还开起了玩笑：“玉堂大哥，你怎么顶着蒙头红呢？”在伸手揭掉红绸时，我看到大哥似乎在笑。

年底，刘玉堂文学馆的筹建者之一张期鹏先生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并加了文学说明：“雪后的刘玉堂文学馆”。我端详着照片，看房顶上的雪，看树枝上的雪，看洒满了沂蒙山区的雪，耳边又隐隐传来了扣人心弦、充满乡土气息的歌唱声：“天上的娑罗什么人来栽？地上的黄河什么人来开？什么人镇守三关口？什么人出家他没回来么咿呀嗨……”

                                        2019.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