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河畔

文‖朱柳香

       五月的苏州河，水流平缓，河水清澈。远处，千亩麦田，麦浪涌翠。河堤上，嫩绿细长的柳丝蜻蜓点水般掠过水面，抛洒几点水滴，溅起小小水花。

       在开满各色小花的绿草地上，我和另外四位同宿工友，席地而坐，分享着各自带来的水果食品，说笑着十分开心。

       时间倒回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随南下打工大军，来到上海青浦区。

       站在原野，我有一种恍惚。麦田、油菜花、河堤绿柳，包括村庄里的一两声犬吠，都是熟悉的家乡味道。然而我心里明白，这里是上海郊区，在许多的经纬交汇点上，分布着众多的中外著名的独资、合资企业，工厂星罗棋布。它们是台资基顺兴、英资当娜丽、美资哈根达斯，中资娃哈哈、红蜻蜓等以及中美合资的宏记服装厂等等。

       由朋友介绍，我成了宏记服装厂的一名工人。

       宏记服装厂，中等规模，约有一千名员工。大门朝南，北面是两层的厂房和办公区;东西各一幢楼房，分别是宿舍和仓库。

       宏记，名字不知道谁起的，也不知道啥意思。宏记服装厂，其实是一个订制迷你服装的工厂。你可能想到芭比娃娃的衣服，但不是，据说是美国的一种祭祀。他们给一些造型怪异的小妖或小矮人穿上迷你服，然后烧掉它们。美方出资，中方制作，产品由上海装船，经香港直销美国，工厂效益不错，工资按时发，另有奖金，但质量要求很严，稍有偏差，就要返工。旺季在夏季。很多朋友大概不知道，上海的夏天很热，加上电力负荷重，用电很紧张。八九百人的大车间，流水作业。白天，如火的太阳烤着顶层楼板，隔热层等同虚设。车间里的灯、机器、工人每个都是发热体，没有大功率的空调，只有冷气管，其间温度高达三十六、七度。这样的温度呆着不动都难受，工友们却要工作，赶进度，好在工友们大多年轻，能吃苦。车间以小组为基本单位，实行组长负责制，组长即是工作者又是管理者。由于长时间的坐着，出汗多，一些工友的屁股上长了热疮，又痛又痒，但是没有一个人不坚持着。

       我刚去，由于不会车工，竟阴错阳差地当了小组的检验员，算个技术活。又因为工作认真，产品合格率高，进级为车间检验员。但一点不影响我和工友们的感情。

       四个宿友，第一个认识的是小宁，在职工宿舍里。工厂的宿舍分男区和女区，房间分大小，大间住十二人，小间住六人。我很幸运去了小间，三张上下铺，三张桌子，全部一字排开。进去时，里面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下铺全满了，上铺有两个空位。我不喜欢爬上爬下，迟疑地站在那里发呆。

       “大姐!”一个甜甜的声音叫我。

       “我喜欢上铺，我们换一下吧。”说完，就动手把枕头等扔进上铺，她就是小宁。一个小巧玲珑，一笑脸上有两个酒窝的女孩，才十九岁，纯洁热情。

       她问“大姐，哪里人?”

       我说：“安徽。”

       “我是江西的，挨着安徽”

       小宁一边拾掇床铺，一边介绍。

       于是，我知道了这个寝室共住着六个人，分别是江西小宁，河北的兵兵，河南的丁丁，四川的王大姐及休产假的王蕊。

       小宁有个同乡的男朋友在南京上大学。小宁说“现在上班攒点钱，将来置办嫁妆。”脸上甜甜的笑。

       那时正是下班时间。工厂的大喇叭正在反复播放着《记事本》《爱如潮水》《领悟》这一类忧伤的爱情歌曲，工人大多跑着去洗澡、洗衣服。

       “……多么痛的领悟……”爱情有痛的领悟，生活有领悟吗?我想也会有的。

       第二个是兵兵二十多点。初次见到兵兵，吃了一惊。兵兵长得太漂亮了，高高的个子、细腰，该凸的凸、该凹的凹;五官端正，尤其是皮肤，细嫩细嫩的，白里透红、透粉。要说她是农村来的，没人相信，据说，她的皮肤是晒不黑的。

       兵兵和小宁一样叫我“大姐”，我回应着。但我对长得漂亮的女子有偏见，认为她们“事多”。

       果然如此。一天晚上，大家都在寝室里，窗外，有人在叫“兵兵――兵兵”，叫了几次，没人理彩，便看到有人把一盒凉皮及一些水果放在窗台上。

       我看了兵兵一眼，兵兵伸开双手，手掌向上，做了个没办法的动作。

       小宁说：“大姐，别管他们，以前也这样，还有给钱，给电影票的。”

       突然间，我有些惭愧，看她时，认为她是故作矜持状。之后，事实说明兵兵是个稳重的女孩，她没有借凭自己的优势炫耀自己，不耍小聪明，本份地同我们一起骑车去苏州河及周边地方玩，吃普通的饭菜。

       一次生病，让我更深地了解了兵兵。那是一个休息日的下午，兵兵躺在床上，肚子疼得脸色惨白，冷汗满头。我和小宁急忙把她送去医院，医生说幸亏送得及时，不然就是肠穿孔了。输液三天才好。我心疼地埋怨她：“病了，为什么不说呢？早点去医院呀!”兵兵说：“我本想抗一下，过得去，不想越来越严重，想去医院，口袋里没有钱。”

       “不是刚发了工资吗?”我问。

       “我妈妈身体不好，每个月一发工资就马上寄给妈妈看病吃药，留下一点点零花钱。”兵兵说。

       原来，前一天晚上兵兵在厂外小吃摊上胡乱对付着吃了点东西，由于卫生不过关，吃坏了肚子。

       我和小宁付了医疗费，并且告诉她这钱不用还了，免得她妈妈担心，但兵兵仍然坚持要下月发工资时，还给我们。还能有什么可说呢，只能默默祷告她母亲早日康复!

       丁丁三十多点，在休息日，常常独自骑车出去。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丁丁骑的车，不是自己的，也不是借的，而是在工厂广场一角随便拿的。很奇怪是吗?但确是事实，那是家住上海的工人自愿捐献的，有电动车，有自行车，每辆车都挂着钥匙，随时取用，十分方便，是不是让人感动?

       丁丁去哪里？我好奇。小宁说：“丁丁的老公在虹口区建筑工地打工。”原来是“赴约”去了，心有欣慰。在枯燥的日子里，和家人吃个饭，说说话，不失为奢侈。可后来听了丁丁自已说话，噎着我了，噎得我说不出话来。丁丁说：“每次都是又想去又不想去，去了，吃饭（一个人吃饭简单些）、开小时房，都得花钱。”她想尽快地挣够钱盖房子。好在她的两个孩子在老家，爷爷奶奶照顾着，学习特别好!

       王大姐，约大我十岁，五十多点，四川人。四川人朴实吃苦能干是公认的。刚开始，大姐总爱一个人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似睡觉，其实是清醒的。我和小宁就主动找她说话，小宁说：“王大姐，晚上我帮你把衣服洗好，明天我们一起骑车出去玩。”平时休息日，我们几个下了班洗好澡就将衣服洗净凉上，部分人是留到第二天洗。王大姐勤快哪里能同意别人帮忙洗衣服呢，总是找出种种理由婉拒。功夫不负有心人，慢慢地王大姐接受了我们，也参入了我们的活动，并吐露心声。

       王大姐说：“我老家很穷，山高地少，交通不方便。只有一个儿子，按说负担不重，但底子薄，加上当地娶媳妇要彩礼重，儿子一直没成家是我和他爸的心病。为了挣钱，都出来打工了，他们在本省，我想多挣点，来了上海。”大姐停顿了一下，好似在回忆，接着说；“刚出来，吃了不了苦。年龄大，工作不好找，无数次被拒绝;春节人多，车票翻番，就不回家，想家打电话，打通电话就流泪，一边打一边流泪，打完电话，心情也就平静了，买点肉就着蔬菜煮着吃，算过年。”那时厂里放假，我们回家过年，不知道这些。

       大姐又说：“现在好了，政府重点扶贫，帮助我们种栗子核桃，专运出山卖去。儿子已经结婚，快抱孙子了。今年春节回家过，明年就不出来了。”我们一起鼓掌，庆祝大姐新生活的开始，祝愿她家人快乐幸福!

       我呢？曾经一个人站在夜里。上海的夜晚很特别，风从海上吹来，有些咸腥有些温热。抬头仰望，天空有五彩斑斓、移动的星星，它们正飞向远方，心中不免有些伤感，中年下岗，远离老公孩子，也是无奈。但不必说了。每天看着王大姐的笑脸，听着小宁她们一口一个“大姐”的叫着，心甚慰籍。

       若干年后，我会想起在苏州河畔。有一群人，她们很平凡很普通，她们来自四面八方，怀揣着小小的梦想，不等不靠，不啃老，自尊自强，知足知乐地坚韧地生活着。我会永远记得她们。

朱柳香，安徽巢湖人，巢湖作协会员，现居北京，热爱文学，偶有获奖及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