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艺术令人讶异的“幽微”世界

——论王方晨的“老实街”系列短篇小说

房伟[1]

好久没看到这么“精美”的短篇小说了。山东作家王方晨的“老实街”系列短篇，有中国现代来自孙犁、汪曾祺式抒情传统的影响，又有着新的文体探索和深度思考。没有一字多余，也没一字欠缺，该说到的，字字打要害，精准至极，好似吕布辕门射戟，分毫不差；该含糊的，处处留白，处处悬念，仿佛山水写意泼墨，既涂抹得放肆，却又大块空白，既藕断丝连，又收拢劲儿，处处透着含蓄蕴籍。写传统，也写现代，写过去，也写当下，但融为一体，毫不吃力，处处显现着一股独特的文风、思想和气度。

胡适参照西方“short story”文类概念界定，将短篇小说定义为“用最经济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之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70年代末到1985年，文学复苏，短篇小说敏锐反映社会变化，觉察社会风向，发展迅速。1985年后，短篇开始衰落，反映社会动向、反思历史等功能让位于中篇小说。短篇小说也开始文体实验。90年代受到市场经济影响，长篇、中篇、短篇形成等级，作家养成“长篇自觉意识”。同时，微型小说以“新”“短”“奇”等特点受到欢迎。即使90年代，我们还有迟子建、范小青、毕飞宇、叶弥、苏童等一大批精于短篇的作家，创作出大量优秀之作。新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国力提升，中国文学试图抛开第三世界书写方式，短篇小说创作“先锋”与“写实”界限更明晰，非主流模式异军突起，审美多元格局形成。但不可否认，“超级长度”网络文学流行，短篇小说处境更岌岌可危。短篇小说创作，也走向日常琐碎化，艺术能力退化。很多作家把短篇小说当成“情感纠葛”小专栏。

高水准的短篇小说，其实不仅是生活横截面，或有意思生活事件，更有超越其上的世界性想象。它可以无事或小事化，如契诃夫的《草原》，鲁迅的《故乡》，张爱玲的《花凋》，卡佛的《软座包厢》，也可以无中生有，如海明威的《世界上最漂亮的溺水者》，但一定在平凡或无事之中，透露出“世界感”。虽然短篇不适合重大历史事件，似乎很难以更大容量，写出史诗性内涵，但以平凡小事或纯虚构写世界，本身就是一种独特世界观和文学观。短篇也可写历史性时刻，如汪曾祺的《八月骄阳》写老舍之死。热爱短篇的作家都坚信，平凡的世界，也充满诗意与可能性，短篇是闪电与极光，也是缓慢平凡之中“炸裂”的艺术。只有缓慢和平凡，短篇就要枯萎凝滞；只有炸裂，短篇就成了散黄鸡蛋，搅碎的豆花。短篇小说是“凡人”的圣经，不是家长里短的流言碎语，更不是官场黑幕、小三传奇。

王方晨的小说创作，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漫长的创作生涯，他形成了抒情化小说艺术表现风格，无论写乡村，还是都市，他总能在节制、悲悯的叙述之中，表现出一种对世界的温情。《正午的气息》《去往约赛米蒂》《祭奠清水》等都是他著名的短篇小说。进入新世纪，王方晨“中年变法”，不断探索艺术道路，在抒情化基础上，在传统继承之上创新，写作了老实街系列作品，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这里说的“传统”，一是《聊斋》等古典文人短篇小说传统，能在平中见奇，凡中显神；二是来自沈从文、汪曾祺、孙犁的现代文化抒情小说传统。他的抒情小说，将文化反思与思想再造结合，将现实批判与人性真善美追求结合。他不排斥西方艺术手法，但能化入到自己的创制之中。审美趣味和故事味道，都是中国化的。王方晨的“新文人小说”，也是文学去掉浮躁，回归文学本体的契机。这也许是王方晨的短篇小说带给文坛的意义。

短篇小说的一大特征，就是能在短小篇幅内，提供高度集中形象，又浓缩了时代和社会信息的人物形象，如鲁迅的“祥林嫂”，契诃夫的“套中人”，张爱玲的“曹七巧”。这些充满内在魅力的人物，表现了短篇文体对现实世界的主体塑造能力。近些年短篇小说的衰落，首先就在于，该文体呈现的人物，苍白虚假，平面化，既不真实，也不能做到真正的艺术概括性。王方晨笔下的老实街居民，是一群凡夫俗子，却又有着各自“不同凡俗”之处。以“不凡”写“平凡”，这才是真正的日常书写精髓。这些各自怀着七情六欲、无奈和孤独的人们，这些在平凡之中隐藏着秘密的普通人，让我们想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和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他们世代住在以老实传世的老实街，从事各种职业，彼此关心，又彼此窥视提防，但在现代化的大潮之下，最终不免风云流散，成为一段消逝的流言传说。这些人物又都串联在这一组小说之中，有的人物在一篇小说中是主角，在另一个小说中则仅是配角，或背景人物。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老实街”的总体象征隐喻性。

老实街系列作品，人物有“对称”的和谐结构美，往往是“一对对”地出现。《大马士革剃刀》的左门鼻与陈玉伋是一对颇有意味的人物。左家开杂货铺，陈家是理发铺，俩人遭遇类似：都是老鳏夫，都有一个女儿，甚至脾气秉性都类似：都以老实著称。一把剃刀成就了俩人友谊的佳话，也结下了俩人的心结。互相推让本是传统美德，但美德一旦有了虚名负担，则成了“较劲”。小说高潮，左家的老猫“瓜”，不知被谁剃光了毛，羞愤投水而死。一只畜生的死，是左和陈友谊破裂的见证，也寄喻作家对传统文化的反讽思考。左陈俩人，看似相同，实则性格有差异，却都有要面子、爱虚荣的传统性格弱点，又在更高层面，统一于老济南文化的浸润。那把锋利名贵的大马士革剃刀，在俩人的你推我让之中，最终没了用武之地，只能被深深地埋于地下。这无疑也隐喻中国传统道德含蓄太过的弱点。

类似“成双成对”的人物，还有《阿基米德的一天》里的“阿基”与“米德”。他们虽住在老实街，却从来不和街道的人打交道。他们是解放初逃跑的“军政要员”穆先生遗弃的孩子，母亲也是被穆先生包养的情人。阿基在大学当校工，爱上了化学实验，有自闭倾向的弟弟米德则很少离开小院。兄弟俩人互相护持，过着隐士般的生活。最后，兄弟死在一处，屋子里却意外地冒出清泉。小说写这两个兄弟，不是《大马士革剃刀》陈左的对立张力结构，而成为复调式的“反复加强”结构，写一个人的孤独容易，写俩个人的孤独，更显孤独强度，及他们和世界的隔阂。小说为我们刻画了这对相依为命的兄弟，也隐喻了市井文化的奇人。他们拒绝现实污染，沉浸在灵魂的泉水之中。他们的精神世界神秘复杂，也成就了市井文化独特的魅力。

“成对”的人物，当然也包括男女，也是这组老实街着墨颇多的“鹅”与“高杰”。《干卿何事》《花事了》《世界的幽微》等作品之中，都不断出现这俩个人物。鹅是一个奇怪的女子。她未婚产子，却不见悲戚和愤怒。她喜欢和不同男性交往，却不求婚嫁。这样一个“太不老实”的女子，却成了老实街最令人难忘的人物。她独特的生命光彩，让老实街的道德表象轰然倒塌。小说中有一个高潮，鹅让她的私生子喊每个“传言”情人“爸爸”。在那一声声理直气壮的呼唤中，鹅实现了一个女人最大的生命抗争。高杰则是老实街的另一个“逆子”。他远走他乡，成为富豪后，又回到故里，却为了房地产利益，要拆掉老实街。他是老实街的终结者，也暗示着一个资本时代的来临。他喜欢鹅，却不娶她。他以冷酷的资本意志，打碎了老实街最后的有关爱情的镜像。

配角小人物，也各自有令人过目不忘的光彩。如整天嚷着“无敌”的摄影师白无敌，喜欢谈论别人是非的马二奶奶，豪爽痴情的老干部老常，深刻幽默的机关干部张树，洞察世事的老校长芈芝圃，都有鲜明的个性。这些凡尘俗世中的小人物，有喜怒哀乐，也有稀奇古怪的脾气秉性。阿基和米德兄弟，足不出户，坐井观天，在孤独自闭中维持着神秘高人形象。鹅未出嫁就与人生子，一生遭际不同的男人，却不弃自己青春时期对爱情的向往。左门鼻与陈玉伋，一对老鳏夫，以保持忠厚老实为荣，心底却有着阴暗的角落。畸人艾小脚，身为五尺男儿，却喜欢扮女装，尤其喜欢裹脚。奇人小耳朵，天生异常聪敏的耳朵，能听到地下八百米的水位，却因听到地下的宝物，惹来祸事，被儿子误剪了耳朵。王方晨总对普通小人物的丰富内心感兴趣。

这组系列小说，也给我们提供了隐喻抽象的“济南时空”。王方晨不是济南人，却写活了一个城市的“魂儿”。提起“文学济南”形象，我们更多想到刘鹗的《老残游记》，老舍的《济南的冬天》，将来还要加上王方晨的“老实街”。否则，将来的孩子再想到济南，恐怕只剩下琼瑶《还珠格格》“大明湖畔夏雨荷”。老济南是一条条小街和小胡同，是温润泉水、护城河、明媚垂柳、秀丽的大明湖和连绵不断的小山。还有酥锅、咸甜沫、把子肉、心里美萝卜，及那些忠厚安逸的老派市民。老实街既有莫家大院、黄家大院，穆家大宅这样的高门深宅，也有竹器匠一家人这样的普通小户。王方晨不仅真实再现了一个老城的记忆，而且写足了它的前世今生，写足了它走向衰落和消失的过程。这不仅是文化的转型，且是一个城市面对现代化的挣扎、呻吟和抵抗。《天在兹》写到了鹅面对老实街被拆时的沧桑情景：“她猛地想起什么来，忙又跑出去，看到店门旁的墙壁上的确只是写着个白色的‘拆’字。老实街上，已有很多这样的‘拆’字，无不涂画着个白色大圈。‘也就这样了。’她小声叹了口气，轻轻说一句，然后将竹器店的门一掩，就去了正屋。跟许多老实街居民一样，她也一夜未眠。躺在老编竹匠留下的竹榻上，像个男人似的抱着自己，想了会儿竹器店里，什么东西要，什么东西不要。”读来令人凄然泪下。

正是在这样的主题下，苍凉温润的抒情和不动声色的反讽并存在这组小说之中，形成了“悲喜交集”的独特风格。王方晨不仅写出老济南“老实”的温厚淳朴，也写出这种文化的虚伪，更写出这种文化走向衰落的必然性。《干卿何事》的鹅，和老实街很多男人相好，但没有一个男人实心实意地娶她为妻。《八百米下水声大作》的居民们，听说“小耳朵”“听宝”的本领，千方百计地引诱“小耳朵”给自家发财，甚至藏起小耳朵的儿子，导致“小耳朵”被剪了耳朵。《阿基米德的一天》的老实街居民，出于自私愿望，阻止阿基的儿子寻找自己生父。《花事了》的老花头，表面是保媒拉纤的老鳏夫，内心却涌动着对鹅的欲望。拆迁队和居民们对抗，他第一个出卖老实街。小说结尾，老花头趴在鹅遗弃的旧竹床上自慰。这个出人意料的小细节，暴露了人性的复杂和多变。小说也写了现代化社会对老实街的冲击。比如，《歪脖子病不好治》敢于追求正义的小葵，被电视台解聘。她和防爆警察小邰的爱情，也成了悲剧。《世界的幽微》的高杰，当年追求鹅未果远走他乡。多年后，他功成名就，占有了鹅，却想彻底拆掉老实街。小说以“野人”来象征高杰彻底失控的欲望。

王方晨的小说语言，生动形象，口语化，不生涩，但精致准确，又在小说之上，漂浮着一种灵魂的旋律。谢有顺教授谈到好小说，有一个说法，叫“从世俗中来，到灵魂里去”。好的作品，既能准确反映世俗，又能超越其上。这也表现在文字修炼上，首先要不隔，其次要有韵致。汪曾祺也说过，语言是小说大树内部的汁液，意思是语言是液态的，虽被拘泥于文本，但又带着人类灵魂活动的气息。王方晨善写人物动作，事件场面，写人物心理，则寥寥几笔，含而不露，却如石破天惊，显现人物隐秘的心思。他还擅长以意象引起悬念，语言更注重留白，往往在关键点造成缺失，以神奇的具体化意象，为读者留下想象空间。如《大马士革剃刀》开头：“我们这些老实街的孩子，如今都已风流云散了”，一下子就将沧桑蕴藉的味道表现了出来。他的比喻也常常见奇，令人过目不忘，如“孩子眼睛清亮，骨碌碌转，宛如香油碗里浸着一枚黑玻璃珠”（《阿基米德的一天》）。《化燕记》写石头对火车古怪的痴迷，却不点明原因，只写两只燕子：“影影绰绰，我们看那远未燃尽的夕阳里，两只燕子扑簌簌凌空而去。”以两只燕子写出卑微生活中，一个孤独的孩子和一个智障的中年搓澡工的感人友谊。《弃的烟火》也以烟火意象，象征小葵的复仇：“数日前，于此地，其曾与一无名女子委弃一地的残肢断体、血和肉那么近，亦曾不慎践于履下。而今漫天起烟火，如同盛大节日，整个济南城都看得到。”他不正面写惨烈事件，恰通过间接引语或介绍性他述，通过“烟火”意象来表现复仇的绝望。又如《大马士革剃刀》结尾：“老汉鉴别后不满地嘀咕一声。一股干风吹来，毛发倏然断为两截，好像轻盈的灵魂，在阳光下晶莹剔透，各自走失不见。”老左家的猫，到底被谁剃毛，不管有多少曲解，也许都已不再重要。结尾的剃刀意象，我们感受到对传统文化强烈的反思。

对新世纪的短篇小说创作来说，王方晨不仅意味着汪曾祺以来的一脉抒情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意味着以一种传统手法，重新书写当下现实的可能性。他在简单与繁复之间的闪展腾挪，匠心独运，让老实街的各色人等从纸面走出来，演出各色悲欢离合的故事，展现了一个丰富无比，又精细幽微的艺术世界。

[1]房伟，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