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的农村，生产队人多土地少，集体分粮少，时有偷窃拿摸现象。过人家自留地，顺手摘个瓜茄小菜，砍几根甘蔗，掏几丛花生都成常态。那年月背不痒不抠，肚子不饿不偷，你不偷人家的，人家要偷你的，风气就是这样。于是，沿河两岸，就没人敢出来接嘴，那是惹火烧身。有的人做活没力气，自家东西被偷，力气就来了。雨后的早晨，何家坡那个小媳妇，听说地里苕被钻了几个，立马从灶房出来，头发里还夹根谷草，她骂别人“周大伦的X，周大伦和XⅩⅩ生的”，听的人都睁不眼， 贫农组长还劝了她好一阵   。  

       “周大伦”三个字也被我写过。在中间院子堂屋当做的教室里，罗老师在黑板上写语录，我和同桌在下边争桌子，我拿出早写好的“哪个周大伦的儿挨我这边”的纸条，抹上口水，巴在他桌子角角上。他告了，老师来了，他揪着我耳朵，把我扯到讲桌旁，一脚把我踢到丢扫把那旮旯头，他说：X妈你晓得周大伦是谁吗？同学们都在座位上偷笑。老师没有几个不打人的，家长支持打，活该。其实，周大伦是谁，我的确也不知道。盛夏的夜晚爱乘凉，大院子地坝铺了好几床篾笆折， 劳累的人大多四仰八叉地睡在笆折上，慢慢的扇着扇子，小娃娃到处撵上撵下。我十三四岁了，还跟着他们一起打跳。累了，坐到船老板幺叔一堆，他仰在凉板椅上抽着叶子烟，烟杆足有一米长。地上的瓷盅泡的茶，我咕咕喝两口，放下时不小心偏在石地板上。我赶紧说：幺叔，周大伦是干啥的？幺叔左手捋着下颌那一撮寸多长的胡须，挪动了微胖的身子，慢慢坐起来说：周大伦是街上的五保户，酒疯子，挑水的。

       七二年春初中招生，我上街读了。对街上的一切很新奇，戏楼和庙子里耍得最多，常骑到庙子外的石狮子背上耍。路过学校办公室，那也是在一座庙子里，一老师在扯吊钟，大叫全校同学操场集合，班主任来了，他说：娃儿，学校要拆多半，班上任务多，你这个劳动委员要带头，我心里嘀咕着，不想当这个苦差，那回在关山下捡牛屎过秤，班上有个女同学，还是我们村的，她用牛屎和着卵石来称秤，被我告发，放晚学的路上，她骂了我多一阵，还说我是周大伦的后人。那件事让我委屈了好久。实在憋不住了，“付老师，你叫我当干部，我当不了哟”，他说：“课都要停下来，学校要重修”。集合了，打断了我们说话，那个瘦高个，背很驼的校长在讲话中说：学校是庙子必须拆。旁边有人插话，他先用手在讲台用力一拍，声音特别大，他说不光是学校，街上没拆的宫庙都要拆，后来才听说插话的是公社社长。

       一周读书，劳动，玩耍各占三分之一。我有时间在街上逛，街要变样，抓紧看看吧，戏楼是我们的乐园。从戏台到顶楼，我常看着宫殿外檐钉着的那双靴子发呆，听说那是抗战中一飞机失事在白衣沙坝，一国军飞行员的遗物。我爱在戏楼敲鼓，那鼓足有一米多高，鼓面有大簸箕大的面积，“咚咚咚”，声音震耳欲聋，响彻宫殿内外。在街上溜达，周家柜台上，刚出锅的带黄色的烧腊，猪耳朵，猪充嘴等，放了一筲箕无人问津，卤香味飘得很远。有几个人在吃8分钱一碗的面条。市管会门外，一四十多岁的人坐在地上，头歪在一边，呼噜声很大，有人说他喝多了。一个初二学生跑来，他随手用砖块写了几个字，我定睛一看：周大伦，他就是周大伦吗？一个过路的人说：“不是周大伦是哪个”？我仔细端详着周大伦：黝黑的皮肤，四方的脸，嘴巴很大。一套黑色的短衣裤，似乎好久没洗，油渍糊得衣服上满是。这就是周大伦！原来周大伦是这个样！心里隐约有种不可名状感觉。恻隐之心后，我用两分钱买两杯薄荷水盛在盅子里，端在他面前，我反复摇他头，使劲拍他肩膀，他终于醒了。我递上水叫他喝，他“唉唉唉”地指他嘴，又指了指胸口，浓烈的酒味呛得我直想吐，我全明白了他是哑巴。周大伦喝下水，打了个嗝，仿佛清醒点，还是坐在地上，无精打采的，一会指着区公所方向，“唉唉唉"地叫，一会像在哭，双手蒙住眼晴。赵家老板过来叫他挑水，他好一阵才站起来，身上在颤抖，他对着墙壁撒尿，女人们都遮着眼，把脸朝一边去，小娃儿们笑得前仰后合。

       那年代，能代表白衣生气的，是河里的船只、街上的人流及学校钟声。清晨，天边飞来几片红霞，学校的钟声响了，我们来到河滩，“哗啦啦”的河水欢快地向东奔去。我们不到两分钟，“扑通扑通”踩过了河。我把周大伦醉酒的事，对几个同学说了，大家商定去找周大伦，好凑巧，穿胶制长雨衣的周大伦，挑着桶在往上走，我们跟在他后边，穿过几个当街门面，见他拐向一条宽巷里，原来是去区医院那条路，我们当中有人记得。我们跟着周大伦，往黄桷树那里走近一看，那树有我们两个人合抱那么粗，树干斜伸，枝叶繁茂，盖住了下面田的一半。水井在这里，我埋着头往井下看，圆形井口直径不到两米，全是石块砌的，一丈多以下才是水面，越往下看越黑。两个人同时打水有点碰桶，一个穿黑围裙的中年妇女也来了，她说每天早晨这井水都是满的，街上两三百号人吃，这水质好，清凉，待上午九点十点来挑，水就降好多了。我们像看把戏一样看周大伦打水，他放下桶，把扁担立在黄桷树旁，理好绳索穿在左手腕上，右手捏着带桶的绳慢慢往下放，离水面近一米，他左手在上，右手在下提起绳索，桶像荡秋千样，在水面几甩几甩，往下一偏，埋进水里，用两手交替把绳索往上扯，轻松麻利地倒在另一只桶上。然后又打了一桶，将绳子盘在左手，再放到桶梁上。桶迅速埋进水是要领，往上扯要力气。我想学打水，反复地给哑巴比划着，他终于弄清了我的意图，答应让我试试。在哑巴好一阵指导下，我勉强学会了打水。

       在街上收获竟这么大，我学会了踩滩，搬砖瓦，在圈井打水。戏楼里的“百寿字"上的不同“寿”字，我会不看写得来好几个，街后边有一条土路，要不要有队伍游行，我参加了好几次。太阳下山，才蔫迷老垮地拖着半肌半饿的身体，往家里走去。

       过  “革命化"春节的标语到处都是。那天邮电所出去的石柱头旁，公社叫的人办墙报，写“春节食品供应标准"、“批林整风"等大字。周大伦戴顶别有毛主席像章的黄帽子，穿着长雨靴，斜靠在庙子高大石柱旁，不知他在那儿看的什么。在街上混一年，也有几个熟人了，我穿过狮儿坝坝，来到卖茶水的彭大爷家里，又摆起周大伦，彭大爷说：周大伦从没结婚，他给街上食店挑水，也给无劳力的居民挑，一挑水五分钱，碰到哪家吃哪家，他爱喝酒，有时晚上酒后醉在大街上过夜，没有人过问他。

       开春了，乍暖还寒。街上的三宫六庙也全拆了。周大伦从汪家店出来，头换鸭舍帽，像那时工人或干部样，他不时用手摸摸他头顶。原来听说是一个大人恶作剧，趁他酒后挑水时，一块石头砸中头上，出了血，包扎后有人给的帽子。就像什么也没发生，看，周大伦在下操呢。他脚一跷，腿打得很直，手一甩，像训练过的民兵。莫非他是借着酒兴故意装怪，头上被人砸个眼，他还如此高兴，几回看见他肩上的扁担要滑下来，又从没滑下来。不知是与他长期劳动有关，还是经常喝酒的原因，听说周大伦从没害过病。没娘儿天照顾吧。我迎上去从柜台拿两个包子给他，他“唉唉唉”地摆手，我摸出几个2分硬币，放在柜台上，他拿了包子，眼神里充满了感激。

       前年正月，我路过白衣，圈井被修砌过，黄桷树依然显出顽强生命力。天空飘洒着几点小雨，几片树叶，被风吹到井周围。我站在上边的公路上，浮想联翩，周大伦孑然一身，满街挑水，多么的造孽。谁同情和怜悯他？他带着所有的遗憾离去了。这世界对他不公平的太多。他不偷窃拿摸，不欺负小孩和妇女，对社会没造成危害，人们为何要这样？他是巴河边一只被遗失的贝壳！今天，贫穷落后早已过去，日子好了，也再没叫骂声了。人们听到述说过去的故事，谁还愿意去追忆、评价那个年代的人或事呢？！     

                               

       2019.11.19

作者简介：张忠祥，男，四川省平昌县白衣镇云梯村。中学高级教师。二O一七年十月退休。现定居成都市新都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