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姚威
冯榜立(1903—1936年)，字邦基，萍乡麻田乡堎头村人。冯榜立父亲冯文銮，造纸营生，母亲周氏，勤朴贤德。生两子，长子锡立，次子就是榜立。一家四口，只有茅屋两间，耕地亩余，终年过着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的穷困生活。榜立9岁入私塾读书，性极聪颖，记忆力很强，因而深得塾师喜爱，十一岁读完《幼学》后辍学回家，十二岁随兄务农，十六岁又随父学造纸手艺，到十八岁时，就俨然一个成年人了。他身材高大，农事娴熟，手艺精湛，且力能挑两百斤重担。故众乡邻一致称赞他是个“呱呱叫的撑家后生”。后来，由于父母的勤朴，兄弟的同心，家境逐渐有些好转。但是，好景不长，当时，因国家多事，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及重租重利的盘剥，给农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尤其是居住穷山僻壤的人家，其受害就更加严重。一年四季，不是酷差登门勒索，就是匪徒入境骚扰，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迫于这种境况，冯榜立只得离家远走，来到安福，莲花一带替人造纸营生。在多年的造纸生涯中，他曾接触过几位颇有技艺的人，并拜他们为师，所以学到了一身够硬功夫。有一年的腊月某日，他从安福挑着些年货回家，在分水坳一带没人烟的地方，碰上一伙匪徒拦路抢劫。当歹徒们虎视眈眈地向他扑来时，他不慌不忙地放下了担子，背贴山岩，手持精木扁担，奋力迎战。只几个回合，就有三名匪徒被打下了高岸。余众见此情况，吓得心颤肉跳，一个个夹着尾巴调跑了。从此，冯榜立武誉竟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莲安萍边界各地。
1927年秋，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向井冈山进军，在沿途播下了革命种子。这时，冯榜立在五里山一家纸棚做工。每日工余，纸工们总爱聚集在一起议论这事。到1928年，陈兆林（陈竟进）、贺碧如等又经常出入莲安萍边界开展革命活动，建立中共地下组织。在党的启发教育下，冯榜立逐渐懂得了“穷苦人只有团结起来，彻底打倒地主、资本家才有出路”的道理。同年冬，他参加了五里山农民暴动。在暴动中，他不避艰险，自始至终站在队伍前列，显示了一个革命者的胆识和气魄，因而受到党组织的器重。
市作协赫主席一行看望烈士家属。
1929年春，经地下党员冯海清介绍，冯榜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五里山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冯榜立任乡苏秘书兼通讯联络工作。乡苏虽然建立，但五里山一带的白色恐怖仍然存在。反对派经常进山搜索，企图一举摧毁刚刚诞生的红色政权，并放风“要先抓赤匪乱党分子”。因此乡苏办公地点经常转移，甚至一天转移多次。冯榜立等同志往往白天分散隐蔽，晚上约定地点集合。如遇大批敌人进山“围剿”，就必须转移到绝无人烟的高山密林中去。有时还要连续数天经受寒冷、饥饿和毒蛇猝然的威胁。冯榜立目睹有的同志因稍失警惕就惨遭敌人杀害的场面，开始意识到革命的艰巨与残酷。他经常对同志们说：“我不杀敌，敌必杀我”，从而使其革命立场更加坚定。
不久，冯榜立投身革命的风声传到了他父母的耳里，一家人都很焦急，到处打听他的下落。这年年底，他哥哥在长坑终于找到了他，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老弟，你还是回家种田去吧，这革命的事不是好玩的，搞不好会送命的。父母只生我们兄弟两个，我们就是他俩身上的血和肉。自从得知你的情况后，他俩一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得为他俩着想啊！”听着，听着，冯榜立不觉低下了头，眼泪雨点般地流下。他哥目睹此情此景，还真的以为老弟动情了，接着又说：“我的老弟，回去吧！别耽待久了，多耽待一刻父母就要多添一重忧愁啊！”在兄长的催促下，冯榜立不禁心乱如麻。反复思考后，他想起了许多往事。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想到“.......永不叛党”的入党誓言；想到同志们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惨状；......心里突然一亮，毅然地回答他哥说：“哥，我不回去了，我是个共产党员，与反对派已经势不两立了，不是敌死，就是我亡。我们共产党人只有一个心眼，那就是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请你转告父母，要他们放心，我如果能够活着回家，会好好地奉侍他们的。”
1930年冬，冯榜立调任大安区苏维埃土地部长。任职期间，他废寝忘食，东串西走，带领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土改、查田运动。几次路过家门，也来不及回家去看望一趟，曾受到县委的嘉奖。
1931年4月，土地分配胜利结束。冯榜立改任萍乡县苏维埃邮电部长兼赤卫师政委。同年秋，正当苏区人民喜庆丰收，歌乐胜利的时候，敌人对苏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反革命“围剿”。9、10月间，萍乡保安第四团（即新老四大队）以八个连约八九百人的兵力，一举占领了新泉一带的红色区域，企图以此为反革命军事据点，然后蚕食整个苏区。此时，身负赤卫师政委重任的冯榜立忧心如焚，日夜思筹消灭来犯敌人之策。不久，在县委和县苏的领导下，举行了军政联席会议，制订了应敌计划。会后，冯榜立等被派往湘赣省委、省苏报告情况，请求援兵消灭顽敌。回来后，他向县苏报告了上级的意图，并召开赤卫师、团、连干部会议，动员广大赤卫队员全力以赴打好这次反“围剿”战斗。以后，又深入到各赤卫团、连进行思想政治工作。1932年1月下旬，湘赣独立第一师第三团（以下简称红三团）；先期集合在萍乡边界的十八湾、堎头、沈子等处待命出发。冯榜立接到通知后，旋即命令各赤卫团、连执行戒严任务，并周密部署各团、连的战斗方案。1月31日深夜，战斗打响，冯榜立身先士卒，英勇顽强，战功卓著。战斗告捷后，又一次受到县委和县苏的嘉奖。
敌人继“围剿”遭到失败后，进而对苏区采取经济、通讯封锁，给苏区的日常生活和对外联络带来了严重困难。这时，作为邮电部长的冯榜立，通过调查研究，深思熟虑，向上级报告了自己的想法、建议，并很快得到了党和政府的赞许。在县委、县苏领导下，冯榜立又几经艰难曲折，终于亲手组建了“萍乡县苏交通队”和山口岩、上埠、宣风三个“交通站”，这样，既保证了苏区与外界的联系，又解决了货运阻塞的问题。
市水利局驻村工作队、堎头村两委褒扬烈士。
在第五次反“围剿”后的严峻时期里，一些不坚定的分子，有的逃跑，有的反水了。但冯榜立却一如既往，忠贞不渝，没有离开党的组织和革命队伍。特别是红军主力北上长征以后，敌人从四面八方向苏区发动猖狂进攻。于是苏区逐步缩小，革命进入了更加艰苦的时期。1934年9、10月间，莲安萍中心县委、县苏在安福泰山成立，冯榜立任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这时，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均已转移到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搭棚驻扎。经常一边工作，一边打仗。1935年冬，萍宜安中心县委在宜春古庙成立，冯榜立任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后任县委副书记。不久，调湘赣省委宣传部工作，后代理宣传部长。在此期间，冯榜立身负组织重托，四处恢复党的组织，收集走散人员，组织武装力量，大力开展游击战争。曾先后指挥彭余庆、陈国志等同志一举捣毁了敌人在两丘田、刘家石的两座碉堡，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从而使莲安萍边界得到短暂的安宁。
1936年5月的一天，冯榜立在安福县境内秘密开展工作，不慎被叛徒跟踪，并探得其落脚地点。这天，冯榜立夜宿肖家一位革命群众家里。第二天清晨，萍乡保安第四团唐仕林率领部属、稽查等十余人，由叛徒带路，鬼鬼祟祟地摸上了山岗。当时，因大雾迷漫，当望风得群众前来报信时，敌人已经迫近屋前了。冯榜立情知难脱，决心破釜沉舟与敌人血战到底，登时拔出手枪，准备上楼潜伏，居高临下打击敌人，但在还差两步就要到达楼上时，不慎被叛徒猛力拖住右脚，故来不及开枪就摔于地面被捕。
当时，冯榜立是反动政府悬赏通缉得“要犯”。被捕后，敌人如获至宝，一个个乐得手足舞蹈，打算一路解往萍乡向他们的主子请赏，故旋即摆出了一副吓人地架势。举枪的、捏刀的，前拖的，后撵的，虚张声势借以吓人。企图凭借这一惯使用的伎俩，来慑服这位铁铮铮的汉子。冯榜立目视这班丑类的无耻行径，一时怒不可遏，不禁脱口而斥骂道：“你们这班龟孙胡闹些什么？惹的老子发了性，我叫你们抬着走，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敌队长唐仕林见此情况，只得命令士兵闪开让他自己走。士兵散开了，冯榜立就立即昂首挺胸，跨步登程。当被押解到山口岩时，他突然挣断了绳索，并挥拳打到了身旁的两个匪兵，然后纵身跃入路旁的山林。这突然而来的行动，真把敌人吓慌了手脚，顿时一个个目瞪口呆。但当冯榜立刚刚逃离虎口才十余米远的时候，枪响了，三面被围他又一次被捕了。
敌人受到这次非同小可的惊吓，怕路上再出问题，只得改变主意，将冯榜立暂时解往上埠（唐仕林部驻地）监禁，等候他们的上司前来处理。
冯榜立入狱后受尽折磨，尤其是那两个被他挥拳打过的匪兵，几次对他拳打脚踢，以发泄那天记下的仇恨。到第五天深夜，敌人将冯榜立从监狱中推搡出来，在城隍庙正殿审讯。审讯厅摆满了各种刑具，上首坐着三个匪官，两旁站着10余个随从，又到处是门卫岗哨，刀光剑影。冯榜立面对这杀气腾腾、阴森可怖的魔窟，仍然镇定自若。敌人先用升官发财引诱他，又用“死”来威胁他，都没有使他动摇，他义正辞严痛斥敌人。他说“老子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要杀要剐，悉听从便，我死后，有人定要同你们这伙强盗算账。”
书法家文太平老师赠送字画。
敌人在冯榜立嘴里捞不到半点油水，恼羞成怒，对冯榜立进行了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第六天上午，敌人将冯榜立五花大绑押往刑场——上埠茅布岭。临刑前，敌队长唐仕林还假惺惺的对冯榜立说：“你上有父母，下有妻子，何苦如此结束呢？只要你答应县长提出的那些条件，就可以刀下逃生，得到自由........”最后，忠诚的共产党员，无畏的革命战士冯榜立同志，终于在：“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的高呼声中英勇就义，时年三十三岁。
姚威，男，汉族，1982年4月出生，共产党员，现任萍乡市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院党支部书记，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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