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

文/高塬

       我的父亲去世已经32年了。岁月的流水冲淡了多少记忆的痕迹，但父亲的音容笑貌还时不时的在我的睡梦中出现，泪水打湿枕巾，往事仍历历在目。

    父亲出生于1921年，家贫如洗，兄弟三人从未进过学堂。为熬过民国十八年的大饥荒，祖母把父亲托付在自己的娘家生活了好几年。父亲在自己的舅家学会了犁地、赶大车、割麦子、摞摞子、扬场，成了作务庄稼的行家里手。回家后，又学会了木匠手艺，农闲时几个人搭帮或者组成建筑队搞付业，受聘为私人或单位盖房子、作家具。还以工带徒，带出来几代徒弟。上世纪七十年代，由父亲和他的同事徒弟们组成的杜家塬大队建筑队，名盛渭北和沿山一带，一直包揽着营头林场建场房、各粮站建库房和“820”（39所）的建筑施工和木工活路，为全大队搞付业挣钱，增加了集体收入，我们大队社员的年终现金分红远远高于周边的大队。

         父亲为人厚道，乐于助人，收徒弟有教无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本村几户富农子弟，要拜他为师学木匠手艺，他不嫌弃其家庭成分高，磕个头，就算收徒儿了。为此，有人曾指责过父亲“阶级阵线不清”。父亲不管这些责难，待徒弟如子，手把手授业解惑。徒弟出师后，早一些的成为县建筑公司的技术骨干；晚一些的赶上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又正直年轻力壮，一些人在西安等地承包工程，很快发家致富。我们村庄几个组第一座楼房无一不是他的徒弟家盖起来的。在平时，谁家需要帮忙，无论亲疏远近穷富，他有求必应，随叫随到，直到工程完工；他从不计较匠人报酬。他路过一个村庄时，看到一群人正为戏楼山墙顶端外倾裂开发愁，便毛遂自荐当总指挥，指导他们借来船上用的长翘板，采用杠杠原理，硬是把一座山墙从根部翘起来立正复位，获得一串红辣椒的奖赏。用同样的办法给邻村一农户维修好了房子，这家人用一笼柿子作为酬谢。他去世后，全村人放下秋田出苗后地里面的农活，帮忙料理后事。多年后，我作为家中的长子，在操办几个弟弟结婚和盖房子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乡亲们的热心帮助，也看到不少邻村的人主动前来帮忙。听母亲说，那是当年父亲给他们家盖房子换下的工。可见乡亲们还没有忘记他。我们还在享受着他的恩德。

         父亲善于思考，做活有窍门。父亲不识字，不识图，却很会盖房子，一生不知道盖了多少房子，大到戏楼、高楼大厦，小到农家大房、偏厦，人称“大木匠”。盖房子是需要规划、丈量庄基，计算木架子结构和木材长短的，掐尺等寸，多么复杂，很难想像他是怎么靠心算算出来的。父亲虽然长年随大队建筑队在外搞付业，但我们生产队每逢“三夏”“三秋”大忙时节，总要通过大队把他叫回来割麦子、摞摞子、撒种子。他割麦很会“剎跑镰”，一镰刀走三步就是一捆子，不撒一枝麦，干净利落，麦茬又平又低。我跟在后面专门捆麦子也撵不上他，反倒撒落下不少枝麦。他摞的麦摞子很像他盖的楼房“四楞上线”，沒倒过，从未漏水；他撒的种子匀称，出苗整齐。这些娴熟技术无疑是他自小从劳动中摸索出来的。大家称他是做农活的一把好手—“把式”，队长说他是“老黄忠”，直到1983年生产队解散前，作为60多岁的老汉，生产队给他评定的工分是最高等级—10分工。

      父亲勤劳朴实，任劳任怨。父亲木匠手艺在身，为人随和，请作木工活的人自然就多。下雪天、下雨天，地里干不成活了，农民闲了就安顿家里面的事，就叫他打家具，做门窗等。记忆中父亲就没闲逛过一天，也很少走亲戚。逢年过节，我自小是跟着大伯、叔父屁股后面，走完几家扶风老亲戚的。父亲的勤劳感染着我，以后我走亲戚时都带着书本，大人拉家常时我到另一个房子看书，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我考上学。那个年代不允许木匠单独外出干活给自己挣钱，发现了就要割掉这个“资本主义尾巴”。1974年，家居秦岭北麓的门族我姑父去世急需做木工活，父亲和叔父两人给大队干部打个招呼就急忙奔去了。没想到1975年年终生产队分红时我家没领到一分钱，说是全部抵扣了父亲前年出外做工的罚款129元。这可是我家三年的劳动收入（前两年没结算没分红）。我当时高中刚毕业，年轻气盛，在大队干部会上提出发对意见，无人当场与我争论，但就是不纠正，反倒把一位木匠徒弟的钱也扣了。体制和权力泯灭了人的良知。父亲忍气吞声，默默无言。腊月农闲，常兴派出所要做家具，父亲与另外一个木匠承揽下来。走时候衣服下面藏掖着几件小工具，第二天早上我用背篓背着几件大一点的工具和米饭，上面盖着别的东西作掩护给他送了过去。年前几天，我们父子倆还替人解板，父亲在晚上用下角料做成锅盖和木盘，天刚亮我用大背篓背着出了村庄，在离家乡远点的集市卖了钱，才跟集过了年。

--------父亲生不逢时，人生时光多在饥荒、战乱和动乱中度过，自小劳动把他磨炼成土生土长的能工巧匠。他一生深深遗憾自己是“睁眼瞎”，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父亲几次给我讲他曾经给西北野战军带路一个晚上，到达预定地点后，部队连长看他灵活，想留下他一起干革命。当一问他不识字，就深深的“唉”了一声。他知道这是为他惋惜。我高考落榜，他也只是哀叹一声。但这一声胜过千言万语，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中。父亲老年后有幸看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新变化，当自己的几个徒弟盖起了楼房，他就跃跃预试，想重操旧业，大干一场。无奈体力不支，盖房又要上高沿低，在我多次劝说下只好作罢。但我上学离家后，他经不住本村同行的邀请，还是去太白县盖戏楼。邀请他去的这位木匠长辈被我数说了一顿。外面的活不去揽了，家里的活一大滩，还是落在了父亲的肩上。1984年全村从窑洞整体搬迁到平地，父亲领着我的弟弟做帮手，在新的院落整整操作了两年，为我们亲手盖起了7间大瓦房，这才长纾了一口气。邓小平去世后，不识字的母亲要我请回邓公的遗像祭拜。老人家在深深遗憾这个好时代来得太晚的同时，对家庭和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

         作者：高塬，男，汉族，大学文化。在眉县槐芽中学任教多年，有诗歌、散文、论文发表，退居二线后，参与编辑县志等史志多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