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
“二十五扫尘土,二十六烀猪肉”。过年的习俗在我的儿时表现得非常突出,如今都渐渐远去。
“二十五扫尘土”说是打扫庭院卫生,但大多是用纸张糊墙、糊棚。家境宽裕的从供销社买来花花绿绿的糊墙纸,把屋子装点得焕然一新。条件稍微差点的就买几斤报纸,把屋子糊一遍,也很鲜亮。条件再差的就打扫一下尘土,顶多贴两张年画。我们家在农村属于中等偏上,每年都用报纸糊墙。

爸爸是小学教员,很喜欢用报纸糊墙。每到春节临近,在办置年货的时候,10斤报纸是必不可少的。每次买回报纸,爸爸都在灯光下如饥似渴地阅读,遇见有好的文章就用剪刀剪下来,贴到他专用的本子里,结果很多报纸因为爸爸的阅读开了“天窗”。妈妈从来不反对,也抢着和爸爸一起看,等糊墙的时候,把开了“天窗”的部分用剪刀剪掉,然后在糊墙的过程中“查缺补漏”。
到了腊月二十五,我们全家人便共同努力糊墙糊棚。妈妈先是用全家都很珍惜的白面熬成浆糊,然后在炕上放张桌子,我和哥哥给报纸沫浆糊,递给爸爸,再粘贴到墙上,有时爸爸在糊墙的时候,站在凳子上看报纸发呆,以致我都抹了两张报纸他还不动,也不接新的报纸。妈妈有时也催他“快点吧,别看了。”爸爸总是说“就一小段,看完的。”
用报纸糊的墙没有用专用糊墙纸那么漂亮,但是在15瓦灯泡的映照下也很鲜亮。从把墙糊完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全家都成了“趴墙族”,在墙上看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我从五六岁就开始“趴墙”,读不懂文章,就是认字。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爸爸妈妈和哥哥。我家的炕头一直放一本《新华字典》,是硬纸壳皮的,我记事的时候就快翻烂了,但一直舍不得扔。趴墙看报纸是少数,多数是看年画。那时的年画除了单张以外,多是现代京剧样板戏的连环画,《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龙江颂》等等。很多连环画的说明都能背下来。不管谁到别人家串门,都要趴在墙上欣赏一遍年画。
依稀记得上小学时我是班级认字最多的,课文里的生字不必说,很多课文中学不到的,我也认识一些,在都是“趴墙”的成绩。那时许多文章都是用毛主席诗词作标题的。比如《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记》,我刚刚6岁,上小学一年级,在这里我认识了“堑”字。

经常“趴墙”认识字也读文章,大概是1975年,在墙上读过一篇小文,标题好像是《我的理想》,三四百字,读过内容也记差不多,恰巧学校期末考试的作文就是《我的理想》,于是把我能记住的内容再掺杂点自己的想法,写完交卷,结果老师给了满分,并在全校当做范文。学校校长找我谈话,怎么写出的这个作文,我只有坦言是“趴墙”看报的结果。校长和我家是前后屋邻居,特意到我家趴在墙上看那篇小文,回家后教导自己的孩子也要经常趴在墙上读报纸。
我“趴墙”其实是受到爸爸的影响。他几乎每天都要在墙上看一会,于是成了生产大队板报的主要写稿人,每次接到任务,都要趴墙上看,或者打开自己收藏的粘贴本子,受到领导的夸奖他就很开心,晚上汤壶酒喝。1975年全国农村学习“小靳庄”,生产队都搞赛诗会,一拨一拨的农民叔叔阿姨踩平了我家门槛,都求爸爸给写诗。屯子里有个王五姨也央求爸爸写诗上台赛诗,可是又不认识几个字,便让爸爸教她一首,爸爸随口诌几句“战天斗地学大寨,独木(我住的屯子名)女子多豪迈,拿起锹镐当钢枪,打倒苏修反动派”。别看王五姨不认识字,但是记忆力很好,几遍就背下来了,由于她声音好,在赛诗会上得了第一名。

自从泥草房退出农村家居舞台之后,农村住房也都刮大白、贴壁纸了,再也没有人用报纸糊墙,当然肯定就没有了“趴墙族”,偶尔看到一家的墙上贴张年画,大多是大胖小子,不用问,家里孩子已经结婚或将要结婚,希望家里添个大胖小子,要不然连年画都看不到。
去东北农家风味饭馆,看到了用报纸糊的墙,勾起了我的怀旧之情。曾经的日子很苦,但是也有许多快乐。

作者李俊,1963年生。吉林省桦甸市互联网信息中心主任记者。1980年参加工作,从教13年,1993年入职《桦甸日报》任记者,2003年报社解散并入桦甸市委宣传部,担任《桦甸通讯》记者、编辑。2013年成立桦甸市互联网信息中心,任记者。20多年新闻工作,采写了大量新闻稿件,多篇新闻见诸新华网、人民网、吉林日报等国内各大主流媒体。被吉林日报评选为突出贡献的优秀通讯员。2015年,新闻《一公顷土地如何创收100万》吉林日报通讯员优秀作品第一名。喜欢纪实摄影。偶尔写散文、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