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 芳
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法国有位昆虫学家法布尔，通过对昆虫们的研究，出版了一套“昆虫的史诗”——《昆虫记》。戏剧家埃德蒙·罗斯丹读过后，热烈地称赞法布尔，“像哲学家一样去思考，艺术家一样去观察，诗人一样去感受和表达”。在法布尔笔下，一只蝉，一只螳螂，甚至一只搂紧粪球制作面包的圣甲虫，都变成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精灵，正像他在《菜豆象》里说的那样，“件件珠宝都美不胜言。”虎先生这个题目，来自赵峰一篇描写老虎的散文，他把一只二十五岁高龄的老虎，尊敬地称作虎先生。我从赵峰的作品里拿来这个名字作标题，是缘于我想了很长时间，觉得从我的视角出发，没有比“虎先生”这个名字，更适合赵峰了。同赵峰认识，是在济南市作协的一些会议上，但究竟是一起参加几次会议后，才记住赵峰的，到现在也不能确认。这中间不存在任何玄机。主要原因在我，因为我有严重的“脸盲症”，一个最真实的例证就是，我在鲁院学习时，在那里呆了四个月，临结业了，还有好几个同学的名字和脸对不上号；次要原因就在于赵峰了，逐渐和赵峰熟络之后，再一起参加活动，我发现他比我还没有存在感，人在那里默不作声地坐着，丝毫不显山露水，完全跟空气一样。真正和赵峰成为朋友，是在他组织的一次文学沙龙上。有天他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过去看一看，和大家交流交流。单位的文学组织，我多少知道一些状况，时间又是酷暑难耐的盛夏，便没有十分认真。沙龙的地址在济南植物园北门附近，幽静的一隅，门外就是喧闹的经十路，昼夜车水马龙，彻夜灯火不息。等沙龙的成员们悉数到来，我坐在他们中间，交流到最后，他们一个一个拿起手中的稿子，开始朗读，然后逐句逐篇讨论分析起作品时，他们每个人对待文学的那份神圣庄严的态度，虔诚的眼睛里闪烁的熠熠光辉，一下子就触痛了我的心。这群真正热爱文学、灵魂和众多植物动物一样纯净的人，又一次让我找到了真正的文学同盟军，再次领悟到文学的真谛到底是什么、意义在哪里。当下世界一片喧嚣，灵魂被物欲操纵，还有多少人是从生命里出发，真正用身心去创作文学作品呢？所以，一座城市有这样一群人的存在，当是一座城市的荣耀；一个时代有这样一群人的存在，亦是一个时代的荣耀。那个时期，赵峰在这个文学沙龙客串主持人。我对他的尊敬，由此而来，水到渠成。水怀珠而川媚，石蕴玉而山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山川草木，花鸟鱼虫，无一不是有灵有性。赵峰曾经在跑马岭野生动物世界工作过一段时间，笔端亦多有动物围绕。于是乎，我们始有幸跟随他的脚步，目光，心灵，慢慢地靠近那些从世界各地汇集而来的男动物女动物们，窥探到它们在那个单纯又复杂的乐园里，独到鲜活的生活种种。赵峰在写这些动物的时候，不是一个观察者、描摹者，而是把自己融入到它们当中。在他的笔下，动物不是道具和工具，也不仅仅是动物本身，而是人类的同类，人类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这种主观和客观角色间的重新认知和界定，决定了这些与动物相关的文字，在赵峰笔下展现出的不同气质和色彩。赵峰在这些动物中间，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的不公平，看见了不同的人生角度所抵达的不同社会层面，看到了野生动物世界里“野生”的动物，同城市里圈养在笼子里被驯服的那些动物间的区别，看到了不同动物的嘴脸，看到了不同的天空，以及另一条有着更多可能的天际线。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对动物爱怜的深度，也许会决定着它所能抵达的人性高度。上帝是无限奇妙和慷慨的。它给予赵峰健壮的体魄，又给予他一个无限细腻柔软的内在。他唱得一票好京剧，文字也摆弄得京戏一般，不论是抹脸勾脸，长腔嘎调，还是丹田音云遮月，都让人沉醉其中。赵峰这样给一只非洲鸵鸟勾脸：“无法不醒目的鸵鸟无论怎么样，都是卓尔不群的。没有哪一种鸟能淹没鸵鸟的存在，鸵鸟和孔雀一样，漂亮的都是雄性。不用涂抹口红，它的喙红得艳丽；那大大的、漂亮的双眼皮，绝对不是割的；长长的睫毛更不是都市女孩所粘贴的那种一点都不生动的假道具。长长的双腿，粗壮且轻盈，跑起来如鹤…… ”而论及它们的舞蹈时，赵峰写道，“……舞蹈的版本和风格是多样的。鹤之舞梦幻一般，那里充满了空灵和飘逸，老庄的意味颇浓；天鹅的舞是精灵之舞，那是灵性中升华出的韵律；鸵鸟的舞蹈豪迈、粗狂而不失大美，有点‘大风起兮云飞扬’之势。这种舞是粗线条，是大手笔，属于生活派，没有哪个舞台能容纳得下。离开了茫茫非洲，没了那无边无际的草原，鸵鸟的舞蹈是纪念，也是回顾，回顾它们羽翼丰满的旧时光。” 正热热闹闹地勾画着鸵鸟们的脸谱，诗意地说着它们的辽阔舞台，赵峰笔头一转，冷不丁一把就将它们拉回了梦中的故乡，拉回了它们遥远的“羽翼丰满的旧时光”。这种旧时光，这种渐行渐远的乡愁，面对突飞猛进的现代化进程，面对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又曾被我们多少人在某些恣意的时刻，在有意和无意地遗忘着呢。这种柔软的切割的力量，还来自一只南非的大弯角羚。在万里之遥的南非，这只大弯角羚生得威风凛凛，脑袋上两条生动的长角，“比京剧演员的两条翎子还要生动”。但在离开故土，漂泊来到异国他乡的途中，她的“老公”却不幸折断脖子离她而去。“她身上那几条写在肩部的白线，衬托出的美让人心醉，这种美里有深深的哀伤，是可以写成诗行的。”“她越来越凹陷的眼睛，是不是在回忆着，在非洲草原上，和老公恩恩爱爱的那些时光呢？”和这只忧伤的大弯角羚相比，在行色匆忙、物质泛滥、情感苍白、金钱和感情都可以透支的今天，我们身边还有几个人抱守着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凄美爱情故事，被世人传颂和艳羡？《大野心家》里那群猴子，更是让人无法不联想到我们身边的现实。它们“除了把欺负小熊猫当成家常便饭外，也经常去骚扰一下安闲端庄的孔雀，有时也去鹰隼的笼边捡拾一些剩肉沫儿，临了还不忘呲牙咧嘴嘿唬一下，见连眼皮都不抬的鹰隼毫无反应，就以为怕了自己，心满意足完成了一次次兵不血刃的侵犯，大摇大摆，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回到猴谷休息。”然后呢，然后，在世界对它们的忍耐和宽容面前，它们不仅没有学会收敛，而是继续变本加厉，“……在步行区的小广场上有很多小动物，鸽子，兔子，这些小东西看见凶神恶煞般的猴子就望风而逃。猴子也就越来越有恃无恐，时不常也到鳄鱼池去戏弄一下干尸一般的鳄鱼。时间一久，它们就不自觉地膨胀起来，有了老子天下第一的感觉。”至柔者至刚，不动声色的赵峰用藏在指缝间的锐利刀尖，三笔两笔，就把现实中那些愚蠢可怜的猴子们，剔剥得筋骨分明。法布尔把昆虫们描写得充满人的智慧和灵性；走进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我们也同样看到，他笔下的一花一木，一狐一鸟，都比人活得更有情有义，绝不苟且。赵峰的文字，以及他文字中那些奔跑跳跃的动物，不管白描还是写意，同样也都在提醒和告诫我们，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才不至于活得苟且，丧失了人的本质和人性，形同野禽走兽。人本身就是动物。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每个人的属相俱是由某种动物司职。《诗经》里的先人们，就将那些贪官污吏称作硕鼠，以禽鸟动物喻人处比比皆是；而在圣经的《雅歌》里面，所罗门也把新郎和新娘，比作了鸽子羚羊和美丽的小鹿。动物和人类，在中西方文化里的同构关系是如此的一致。前面我称赵峰虎先生，是由于从认识赵峰开始，他给我的印象，一直都是温和从容而不失“威严”，每次见到他，他言谈举止间那份淡定，完全只有老虎才会拥有。当然，这位虎先生偶尔也会露一下峥嵘，但那大多都是在他的文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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