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冠子红了
文 / 孙成功
百姓过日子，免不了有个磕磕绊绊的，可有时侯赶上不顺当儿，就连自家养的老母鸡，也会与命运合起伙来挤兑你。
记得那年的夏天，母亲生病多日不见好转，又赶上屯子里闹鸡瘟，父亲赶紧把母亲吃过的中药渣子倒在了鸡架顶上。父亲觉得，让自家的鸡吃点儿中药渣子，或许会躲过一劫，结果事与愿违。几天后，六七只大母鸡，只幸免了两只。
那时候农家养母鸡，还肩负着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下蛋换钱。
改革开放之前，父亲在队里挣公分儿，年终结算时，除去口粮，就没有余头了。家里的油盐酱醋，灯油洋火，针头线脑儿，都要从鸡屁股里出。
可剩下的这两只母鸡，都不是省油的灯，下蛋不多，还登高上障，祸害菜园子，可谓“坏事做尽”。
母亲早已发下狠话，若是二舅、老姨再来串门儿，挨刀的就是他们俩。
可时下不同了，物以稀为贵，这两只讨厌的家伙，却成了香饽饽。
转年出了正月，天气渐渐的转暖，母鸡的冠子也悄悄地红了。母亲便催促父亲快些编鸡轱辘。
那天中午，父亲赶紧到队里要来一捆金黄色的谷草，贪晌编得了鸡轱辘。又找来长木杆子，把鸡轱辘穿起来，吊在窗前。还把两个鸡蛋壳儿扣在一起，放进去，作为引蛋。母鸡见了，纷纷跳上窗台，轱辘里钻进钻出，一家人见了，窃喜。
第二天，二舅从较远的四合屯来看望母亲。母亲踉跄的坐起来，哥俩嘘寒问暖。
二舅比母亲大很多，且无血缘关系，可照顾母亲多年，与亲兄妹也差不多。
家里来了上门客，父亲赶紧在厨房杀鸡，做饭。
“妹夫！你在外屋嘎哈呢？”二舅问。
“杀鸡呢！”父亲边退鸡毛边答。
“杀鸡？眼看着就要下蛋了。”二舅责怪了父亲，可又不好多说。
父亲说：“这只母鸡都好几年不怎么下蛋了，早就想把它杀掉，一直没腾出手来。”
母亲也笑着迎合着父亲。“是的，干搭粮食，不下蛋。”
………
农家早年有个传统，女人与小孩子不许与尊贵的客人同桌进餐，我家更是毫不例外。
二舅与父亲坐在炕桌前吃饭，母亲陪着说说话，我站在炕跟前儿看着。
“妹夫，让外甥上桌一起吃吧！孩子都饿一天了！”二舅说。
父亲瞪了我一眼。“小孩子，过一会儿再吃。”
父亲见我不想离开，便假意出去方便，把我叫到房后，见四下无人，“哐当”踢我一脚。“以后再来客人还上桌子不？没规矩！”然后回屋去了。
我手捂着屁股，委屈成了泪人。
二舅走了，母亲脸上的笑容立刻便成了愁容。少了一只母鸡，就少了一份进项。
“愁啥？一个带毛的东西，大不了今年再抱一窝鸡，上秋又成了大鸡。”父亲宽慰过母亲。
是的，给母亲治病，家中已是债台高筑。可日子怎么着也得过下去，可谓车到山前必有路。
几天后，二舅让表哥送两只母鸡过来，称去年他们那里没闹鸡瘟，鸡太多，没有更多的粮食来喂养。
父亲找来纳鞋底儿的麻绳儿，把鸡腿绑上，拴在鸡架门口，三只鸡圈在一块儿，合合群儿，后来老舅爷也送我家一只老母鸡，四只鸡，来自三家，鸡架里又热闹了起来。
《咱们村》作家简介
孙成功 供职于吉林航空维修有限责任公司飞机总装厂。 自2008年汶川地震时开始了自己的练笔生涯。其散文、诗歌作品散见于《中国航空报》《吉林工人报》《长春日报》《江城晚报》《航空人》《企业文化企业纵横》等报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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