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最是少年时

文/王振平

      人一上年纪就容易忘眼前、怀旧事，这大概是个规律。眼前的事转身即忘，而一些陈年旧事，却总在眼前晃悠。特别是小时候的一些趣事囧闻，如影随形，甩不开放不下。索性记下来，权作练字消遣吧。 

　   记忆是从上小学开始的。从入小学到高中毕业，学校换了好几个，校趾搬了好几回，但换来搬去一直都在家门口。小学是在村里的一座破庙里。说是庙，却从来没见过里面有鬼神塑象之类的东西，唯一的痕迹是北面的教室里默默地躺着两块石碑，碑上刻满了字。至于内容，当时不认识，现在更是不记得了。学校是个四合小院，没有大门，一个门洞供岀入，出门就是一个石砌的方形水塘。水塘边洗衣服、涮野菜的人络绎不绝，“嘭、嘭”的捶衣声和朗朗的说笑声不时传入耳畔。几间老旧平房是各年级的教室，墙上挂着开缝裂纹、鼓肚翘棱的木黑板，院中央有棵老槐树，一股粗壮的枯枝下吊个带缺口的铁钟，每天我们听着“嘡、嘡”的钟声上学放学。课桌和坐櫈都是学生从自家搬来的，上学时搬到教室，放假后搬回家去。 

      那时入学年龄无统一规定，同年级的学生相差好几岁，个头悬殊很大，加上自带的桌櫈七高八低，样式五花八门，所以根本无法按高低大小安排座位。上课时，不是你挡着我就是我影响你。一会这个伸脖子，一会那个斜身子，冷不丁谁又站了起来。你拉我拽，你喊我嚷，很难保持安静秩序。家里买不起书包，小伙伴们都是挎个用旧布缝的兜，装上课本和自制的本子，滴呤当啷的步行上学和回家。每当回想那时情景，就很自然的与张乐平笔下“三毛流浪记”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教我们的是个男老师，姓许瘦高个，四十左右年纪。他教的很认真，非常有耐心，很少看到他发脾气。课堂乱的时候，便用教杆叭叭地敲黑板，再不安静，就走下讲台敲捣蛋分子的桌櫈，大家私下里叫他“许大马棒”。其实，他拿的是一根比筷子粗不了多少的竹杆，根本算不上什么棒子。获得如此“美名”，只是其长相与当时一部电影中的某个反派人物有些相似而已。许老师是外乡人，只身在外教学。他一人担任我们班的全部课程，放学后自己生火做饭，很是辛苦。许老师没有陪伴我们读完小学，中途调走了。他给我们上最后一课时说：同学们，我要走了。以后可能再没人这么耐心地教你们了，要好好学啊！短短两句朴实的告别语，饱含着深深的眷恋不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位启蒙老师的话仍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

　   小时候生活清苦，但不缺的是快乐。少年不知愁滋味，除了上学就是结伴玩耍。上山打“游击战”，下地开坷垃仗，钻柴禾堆玩捉迷藏。每天乐此不彼，有时玩起来废寝忘食，大人不喊几遍不回家。红缨枪、木制大刀、弹弓、弓箭、纸叠的船形帽、柳条编的伪装帽等武器装备，全是自产自用。星期天和小伙伴到黄河滩割草拾柴禾，经常看到一群一群雪白的大雁，在蓝色的天空飞来飞去。随着头雁“嗯~啊、嗯~啊”的口令声，一会排成一字，一会排成人字，步调整齐划一，雁阵规范有序，恰如仪仗队的迎宾列队表演。不时有雁阵徐徐降落在青苗地里，在几十只大雁低头觅食之际，总有一、二只哨兵抬头环顾，担任警戒。一有险情，便发出警叫，雁阵随之腾空而起。小时候多次试图接近雁阵，每每无功而返。大雁高度的组织纪律性，真让人叹服！ 

　  小时候没有电视，经常有巡迴放映的露天电影。很少有新片，数得过来的几部老片反复播放。但是百看不厌，什么时候放什么时候看，有时还跑几里路到邻村观看，总也看不够。《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以及样板戏中的精典台词，几乎全能背下来。乡政府附近有个简陋的剧院，时常有外地的草台班子演戏，看戏需要买票，票价不贵五分钱一张，还允许带一小孩进去。上小学没有零花钱，想看戏又没钱么办？世臣叔比我只大一岁，善交际人脉广，平时我俩是同学玩伴，此时他显示长辈姿态，总是找人先把我带进剧院，自己再想办法。那时没有舞台音响，演员在台上的演唱被嘈杂的锣鼓声淹沒。小孩子站在大人身后，即看不清也听不清，看一晚上戏，只收获两耳喧啸声，其他什么也不知道。即便如此，下次仍然欣然前往。也许，在人堆里钻来钻去凑热闹，本身就是成年人无法体验快乐！

     读初中时，学校搬到了水泥厂几间闲置的空房里，玻璃门窗，还有电灯，设施条件明显改善。当时学校停课闹革命，学生人人是红卫兵，个个当宣传员。宣传的方式大体分三种：一是根据形势的需要，自编自演歌舞、小品、快板、三句半等节目，这需要一定的才艺才能胜任，主要由班里的几个文艺骨干完成。二是街头路边设点宣传。全员参与，群体出动。以上两种宣传方式很普遍，当时其他学校也都这样做。唯有第三种方式是我们的独门绝技，那就是――站领制高点，大喇叭广播。每天晚饭后，小伙伴们站在村中的山头上，用铁皮制做的大口喇叭高声宣讲时事政治。先由一人拿着大喇叭呼号：“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员，来到山上作宣传，下面播送……”。接着，一人打着手电照着报刋小声念一句，拿大喇叭的那位跟着高声复述一句，不讲究字正腔圆，只要求声音洪亮。可谓声嘶力竭，不遗余力。喊累了就换人，一次广播基本上轮换一遍。最后，全体队员大声齐唱革命歌曲，至此广播结束。这种每天一播、每曰一歌的山头广播持续了数年，基本上是风雨无阻，雷打不动。   

      由于上课时间不多，也没什么家庭作业，很多同学上学时把蓝子、铲子或镰刀带到学校，放了学不回家直接到地里割草、挖野菜，或饲养自家的牲灵，或卖给生产队挣工分。班里有个同学另辟蹊径，他不割草不挖菜，专爱拾粪，每天用粪叉子撅个粪筐上学，来回路上捡拾粪便。那时农村种地全靠牛马驴骡，路上畜粪自然少不了，这老兄拾粪比我们割草挣的工分还多，真有经济头脑。班里有几位“活宝”，点子多，爱捣蛋，经常恶作剧，闹出的一些笑话至今记忆犹新。比如，教室墙角有一个用砖自砌的煤炉，冬天烧煤饼取暖。不知哪位调皮鬼偷偷将住校老师的尿盆放在煤炉上烧烤，那带着一层尿碱的陶盆经火一烤，刺鼻的臊气弥漫全屋，弄得大家捂鼻皱眉，不敢喘气；夏天，长期闲置的煤炉滋生大量蚊蝇，也不知哪位“高人”趁人不注意，用木棍往炉膛里猛搅，顿时蚊蝇齐飞，嗡鸣盘旋，恰似无数小型轰炸机降临头顶，引来阵阵惊叫声；有位“小神仙”能掐会算，能准确掌控放屁的时机，时而用力猛放，如爆竹脆响，惹的大家哄堂大笑。时而憋气慢放，再用手抓一把迅速捂到别人的嘴上，招来一阵追打笑骂；有位“大明白”玩捉迷藏，技艺可谓炉火纯青，他手足并用，可长时间悬附在下垂的柳树稍上，使对方根本没办法寻找，即使发现了也无可奈何。这些可爱的发小们，带给我们无限的少年欢乐，成为一生抹不去的记忆。每每想起，便捧腹不已。   

      与城里学校的寒、暑假不同，小时候农村中小学放秋假和麦假。有一年秋假期间，生产队长安排我和另一伙伴看护庄稼。我俩捡来枯树枝和王米秸，搭起一个高脚窝棚，像似边防战士的瞭望塔，我们一会上“塔”暸望，一会下地巡视，别提多神气了。有时饿了懒得回家吃饭，就地野炊，烤玉米、焖地瓜或燎黄豆。制作这种美餐不需要任何炊具，有火柴即可。烤玉米时先在地上顺风向挖一长条沟，选择老嫩适中的玉米棒，剥掉老皮横放在沟上，用干玉米叶反复翻滚烧烤，不一会，清香扑鼻的鲜玉米就可以吃了；焖地瓜时先挖一边留有灶口的圆坑，用干坷垃沿坑周边垒成锥形尘塔，在坑内点火把坷垃烧红，把地爪从灶口塞进坑里，迅速将烧红的坷垃推倒压实，半小时后焖熟的地瓜软绵可口；燎黄豆就更简单了，选一片平地，把熟透的黄豆棵堆在一起用火点着，一阵“叭叭”的爆皮声过后，脱下上衣忽闪几下，随着灰飞烟灭，香喷喷、金灿灿的豆粒便现出原形。这正是：燎豆燃豆萁，豆在火中嘻。豆萁化灰烬，豆粒充腹饥。当然，以上野炊只能悄悄地进行，毕竟有“监守自盗”嫌疑。我的同伴是个野炊高手，不仅野炊厨艺娴熟，而且毁证灭迹经验老到。他扒地瓜时一棵秧只挖一个，决不连窝端。掰玉米拔豆棵只在稠密的地方剔苗，决不造成人为的间距。这些真经确实管用，假期间我们多次野炊，从未被发现。现在想来，其实我们这点小伎俩哪能逃过生产队长的火眼金睛，只是人家不跟我小捣蛋一般见识罢了。现在路边经常有卖烤地瓜和黄豆粒的，但怎么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了。     

      儿时趣事多，提起就想乐。摔跤捉迷藏，爱钻麦秸垛。跳绳推铁环，摸鱼掏鸟窝。偷瓜趁天黑，月下抽陀螺，光腚去洗澡，水坑和黄河。越洗身越脏，沙粒一颗颗。常开坷垃仗，刀枪自己做。下棋打扑克，盘腿地上坐。放学没作业，割草拾柴禾。露天看电影，银幕两边坐。最爱战斗片，丑俊分敌我。下地挖野菜，上树勒榆叶。面条是美餐，最盼吃白馍。鸡狗满街跑，人拉地排车。课外砸石子，勤工又俭学。换得几文钱，心里乐呵呵。一提过往事，晚辈嫌啰嗦。不是瞎胡侃，我辈都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