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当如欧阳修

文/臧立才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其为官之绩为文名所掩，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其文学成就为后辈学人所景仰，其行文求简的朴实文风亦当为今人所楷模。

据《宋稗类钞》记载：欧阳修奉命修《唐史》的时候，一次，与同院三个下属出游，见路旁有匹飞驰的马踩死了一只狗。欧阳修提议：“请你们分别来记叙一下此事。”只见一人率先说道:“有黄犬卧于道，马惊，奔逸而来，蹄而死之”，另一人接着说：“有黄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最后第三人说：“有犬卧于通衢，卧犬遭之而毙。” 欧阳修听后笑道：“像你们这样修史，一万卷也写不完。”那三人于是连忙请教：“那你如何说呢？”欧阳修道：“‘逸马杀犬于道’，六字足矣！”三人听后脸红地相互笑了起来，比照自己的冗赘，深为欧阳修为文的简洁所折服。

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被贬滁州任太守。此后，他时常闲游山水，并与附近琅琊寺的智仙和尚结为好友。为便于他游览，智仙和尚带人在山腰盖了座亭子。亭子建成那天，欧阳修前去祝贺，为之取名为“醉翁亭”，并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记》。文章写成后，欧阳修张贴于城门，征求修改意见。开始大家只是赞扬，后来，有位樵夫说开头太啰嗦，便叫欧阳修到琅琊山南门上去看山。欧阳修一看，便恍然大悟，于是提笔将开头“环滁四面皆山，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其西南诸山，林壑尤美”一串文字换上“环滁皆山也”五个字。如此一改，则文字精练，含义倍增。

这便是古今文字不同的一例。其实，时代愈到后来，思想愈繁复，文字的运用也就愈多了。

鲁迅先生亦颇有欧阳公之风。据报载：有家报社嫌他的文字长（实为心疼其支付的稿酬），要他将文字压缩。鲁迅先生倒也爽快，就把标点全去掉了，结果编辑不得不向他求饶：“劳您把标点再加上吧，不然读不懂。”此事足以说明鲁迅先生作为文章大家，其文字是何等简练。

今人作文多以“长篇巨制”显其文字功夫，动辄几卷十几卷地写，出版之后就“躺”进仓库里，至于有无读者，倒无甚要紧。其旨在博一“中国之最”甚或“世界第一”这样的名头来唬人，哪管什么“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哪管什么对文字葆有敬畏之心，“出名”才是硬道理。似真应了欧阳公那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也难怪一位著名作家对这一现象称为“出版即死亡”了。

“真传一张纸，假传万卷书”。经历史洗刷和淘汰而流传至今的著作，无一不是思想性与文学性高度统一的杰作。举凡《论语》、《老子》《孟子》、《大学》《中庸》、《周易》、《孙子兵法》等等，概莫能外。

对于某类专著，能将深奥的东西说浅，让人一看就明白的，没理由不成大家。清代书家邓石如在论及书法谋篇布局时只讲了“计白当黑”四字，就足以流传后世，胜过长篇大论。现代书画家启功先生在有关书法论述中亦有金豆子般的语言：“执笔无定法”、“师笔不师刀”、“透过刀锋看笔锋”等，阐幽发微，取精用宏，金针度人。现当代，部分学者亦有将简单化繁复的“本事”，以所谓的学术语言使读者如坠雾中，以显其高深，实则害人又害己。据载，一学者问其研究生：“审美主体对于作为审美客体的植物生殖器官的外缘进行观感产生生理上并使之上升为精神上的愉悦感，懂否？”答曰：“不懂”。其实这话说白了就是“闻花香很愉快”。

古人因受书写工具和印刷水平所限，故尽量要求文句简练。今人的创作条件与古时不可同日而语，但也不要肆意制造“注水文”，不然，成了婆娘的裹脚布，相信当下的读者宁去“偷菜”，也无暇拜读其大作。近人范文澜先生有句名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读书为文者，当以此为诫。

                         聊城头条编发于2019.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