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女兵

作者/王莺

回望军旅，恍如昨日。一幕幕总能在脑海中重现，宛如一部青春洋溢的电影，我的军旅青春就从跨进军营大门的那一刻拉开帷幕。

1974年底，我因在革命现代样板戏《红灯记》中，成功的扮演了李铁梅这一角色，被铁道兵十二师宣传队录取。我离开张家口一个大型工厂的宣传队，进入军营。

那时我和战友们都是一群十五六岁的女孩儿，脸上还挂着稚嫩的笑容，身着宽大的军装，看起来有些弱小。

我们首先来到了新兵训练的北京海淀区田村山南教导队，通常文艺兵都不参加新训，我们却有机会体验到了部队的第一课。在那里，我们认知了起床、吃饭、出操、熄灯的所有号声，参加了所有的新训课目，队列训练，投手榴弹，瞄准射击，最扣人心弦的还是紧急集合的哨声。

每当听到紧急集合哨，战士们就开始紧张，尤其是在半夜睡的糊里糊涂，醒了还反应不过来。打背包、叠大衣，叽叽喳喳找东西，班长一遍遍说着：小声小声！水杯碰洒的，袜子穿翻的，背包绳一下甩出去的，踩掉鞋子的，有人背枪时一甩，把另一女兵的牙磕掉半块。

报数后，女兵们开始跑步，有掉东西的，掉鞋子的，被子散落一地的，我们在前面跑，连长排长在队伍后面捡，等到了目的地，领导们都抱了一大堆，这就是所谓的“新兵蛋子”。

我印象深刻的训练项目是射击，数九寒天，一个连的女兵卧在土地上练习瞄靶。实弹射击开始了，指挥员执两面小旗子：横竖横竖，女兵们依次扣动扳机，完成射击，枪声连成一串，回荡在靶场半空，犹如双管乐队奏响了狂欢曲。

我射击获了优秀。 这时才算是真正的军人了，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佩戴上领章、帽徽，精神了许多，红星照我去战斗。带着满心激动与喜悦，来到宣传队，这才是文艺兵的开始。

这里虽是个师宣传队，练功练声都很正规，战士们能演样板戏全场，《沙家浜》《杜鹃山》两出戏，让专业老师折服；能演唱《长征组歌》全部，人员最多时约120人。辅导老师均来自国家专业团体和音乐学院、戏曲学校，涉及声乐，器乐，舞蹈，京剧，话剧，西乐、民乐演奏一应俱全。

接受专业老师的正规训练，无论你是舞蹈班，还是声乐班，不管是西方器乐还是民间乐器，老师都不收学费，不要报酬，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的基本任务是下部队演出，也参加了国家及北京市许多大型活动。每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十一”国庆节节日游园，北京的重大演出都参与，难忘粉碎“四人帮”天安门游行、演出我们都参加了，并参加了电影《春天》的拍摄。

演员心里装着战士，便会以饱满的热情服务于战友，部队带给我的是一副钢强的筋骨和一副能扛责任的肩膀，使我受益一生。

后来，我来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做为一名演出统筹，心中时时装着小观众，在剧目的选择和演出方面都要有独到的见解。

离开军营多年以后，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牵动着亿万人的心，灾区的同志给我发来短信说：那里有些孩子带着《马兰花》的甜美，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对此，我心灵受到的震撼难以言表，于是，第一时间向剧院提出赴灾区慰问演出的倡议，并最终成行。

我在文化部系统第一个策划了抗震救灾活动，代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以文艺战士的本色第一个奔赴震区，冒着一天上百次的余震，下到震区打前站，了解情况，之后迎接大队。教室倒塌了，校园就搭建在绵阳部队教导队的木板房内，我们深入基层，为失去父母家人的孩子们送温暖。

有个羌族小姑娘失去了亲人，在我们多日陪伴下，噗闪着一双大眼睛说：“老师，您很像我妈妈！”一句轻声的言语拨动了柔软的心弦，我赶紧背过脸，任泪水横流，孩子反到安慰起我来，她们三人，一个给我擦眼泪，两个在我身后给我梳起马尾辫来。

面对断壁残垣的环境，震区群众急需心里疏导形式，我们用艺术形式为他们做心理辅导，让他们在短期內走出心理阴影，就是我们的责任呀！按照剧院的整体部署，带着快乐的剧目《小吉普·变变变》，携手成都儿艺和绵阳艺术剧院为灾区的孩子送去心灵的抚慰。

灾区孩子看完我们的演出，一张张可爱的逐渐摆脱心灵苦难的笑脸，和我们同台演唱了《感恩的心》给儿艺人带来了鼓舞。

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在灾区度过了建党87周年纪念日，并深切地感受到，灾区人民不是把我们看做某个剧院、某个演员，而是看做党中央的具体关怀。

我怀着无限深情，记录下了每一天刻骨铭心的感动，形成工作日志， 并以《快乐的剧目，庄重的内心》为题发表在人民网上。此外，文化部党建在线、民盟网都转载了这篇文章。

自2000年起，我院每一年的三下乡活动，我都自觉走在前面。为了给剧院节约开支，多次都是由我一人打前站，安排妥当后再参加演出。数年来，我都是又担当外联又担任节目主持或独唱节目。

按照剧院走进西部、走进革命老区的计划，我先后到新疆、内蒙、宁夏、井岗山，遵义、广东高州，广西多地联络，为少数民族少年儿童和老、少、边儿童送上一台台或感人肺俯、或美伦美奂的经典剧目。

通过演出，孩子们感动了、家长们感动了、老师们感动了，我也感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