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1900-1972），浙江兰溪人，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和杰出的爱国人士”。曹先生20多岁便登上了暨南、复旦等大学的讲坛，记录整理出版了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国学概论》。30年代初，曹先生在上海创办了《涛声》《芒种》等杂志，鲁迅也经常为之撰稿。抗战枪响，他持笔从戎，成为战地名记者；蒋经国在江西赣南主政时，曾邀其创办《正气日报》；1950年只身赴港从事自由写作。平生著述逾四千万字。1956年起，曹先生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毅以及蒋介石、蒋经国等国共要人的信任，为两岸之间的秘密联系而奔走。1972年7月23日曹先生在澳门逝世时，周恩来亲拟墓碑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 

       曹聚仁先生自己在《我与我的世界》里回忆说， 抗日战争期间，他是战地记者。南京陷落那年，他因追赶队伍，途经皖南小镇深渡。当时，小镇没有旅馆，只有饭铺。曹先生想找一个房间，店伙说楼上有一个房间，不过，要和别的房客伙住，因住房紧张，曹先生只能将就。“哪知房中有两张床，右边那张床，住着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一位十六岁的少女……到了半夜，那妇人一定要她女儿睡到我的床上。那少女一声不响，真的睡到我的身边来，也就胡里胡涂成其好事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欠了饭店六块大洋，身边又没一文钱，只好听店伙的安排……走这么一条路了……第二天早晨，我便替她俩付了房钱，还叫了一辆独轮车，送她俩上路，还送了十块钱。她俩就那么谢了又谢，把我看作是恩人似的。临别时，那妇人暗中塞给我一方手帕。我偷偷地看了，原来是腥红血迹的白手帕，我当然明白是什么了……” 

       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曹聚仁说：“希望读者不必用道学家的尺度来衡量这一类的课题，在战时，道德是放了假的……”，  曹先生更进一步发挥阐述道：“在战时，如雷马克《西线无战事》中写的，一位手拿两只面包凫水过河去的德军，彼岸的法国少女便投向他的怀抱中来了。所以，吃饱了饭的道学家，在边上说说风凉话，实在太可笑了吧！”。

       后人评价曹认为，从法律的角度讲，这事具有嫖娼的要件。虽然曹聚仁事后既支付房费又额外送了母女十块钱，并不能改变这件事的性质，只能说曹聚仁支付嫖资较别的嫖客丰厚罢了，妇人与女孩尽可以把一个慷慨的嫖客视为恩人，嫖客也可以因为支付了双倍的嫖资心安理得，甚至自鸣得意，法律却不能因为当事人比较著名，改变自己的规定。

       甚至还有人说， 曹先生是一个巧舌如簧、文过饰非的“辩才”，而且其道德标准竟同一个德国兵痞“高度保持一致”，如此让良心、道德一起“放假”，更向可能对他的行为提出批评的人，以“道德家的尺度”、“吃饱了饭说说风凉话”、“太可笑”等预先设防，先发制人，以堵住别人的嘴巴，一副恶少之姿，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尊容。 

        斯人已去，是非难定。凭心而论，曹虽名人，亦是血肉之躯。尚能敢于承认此事，写入自己著作，不虚伪地装摸作样、假装圣人，且勇于负责，比那些见死不救、趁火打劫、满口仁义道德而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人强得多。按照弗罗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人的下意识暗无天日，充满邪恶，必须严加看守，不能让它们出来为非作歹。道德就是制约下意识力量的看守。一个好人，并非没有邪念，而是道德看守比较勤勉得力；一个坏人，并非邪念比别人更多，而是道德看守软弱无力。世界上纯粹的好人和纯粹的坏人并不多，多的是好中有坏，坏中有好的人 。书上说，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道德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起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敌人”，晚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的研究，我还记得陈立夫说过一句话：学问之第一目的在管制自己，谓之率性，道德之第一目的在顾及他人，谓之修道。窃以为，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