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文艺报》

范咏戈

       2002年，我从外单位调入文艺报社工作。其实，我对《文艺报》并不陌生，从中学时代起就一直订阅。大学读的中文系，后来到《解放军文艺》当编辑，在文学这个圈子里逐渐了解了《文艺报》的历史和它在文学界的特殊地位。加之，我从云南部队调到北京《解放军文艺》后，原西南军区文化部老部长、有“文坛第一伯乐”之称的冯牧当时正主政《文艺报》，和这位前辈领导的接触又得以认识中国作协和《文艺报》的领导，如张光年、孔罗荪等，以及报社有名的“二唐”唐因、唐达成，还有冯牧手下得力的几员大将谢永旺、陈丹晨、吴泰昌、钟艺兵、阎纲、雷达、李炳银以及比他们年轻的骨干编辑、记者高洪波、潘凯雄、贺绍俊等。后来他们中有些成为了报社领导，有些调任其他单位成为文坛大咖。冯牧前辈给我许多参加《文艺报》活动的机会，也培养我成为《文艺报》的作者——似乎早已经融入在这个集体中了。

       但是2002年真正调来并受命主持报社工作，情况却并不乐观。社会转型给“体制内”单位带来剧烈冲击，当时文学也已失去轰动效应，直接的结果就是发行量下滑、经济拮据。印象最深的就是上任第一周就被债主堵门，因欠印厂印刷费被告上法庭，报社败诉被强制执行，面临封账停刊。这让我意识到中国作协金炳华书记在找我做任前谈话时说的“你是受命于困难之时”这句话的分量，也想起《解放军文艺》的老同事、先我一步转业到中国作协的雷抒雁说的“你是从米萝萝里来到糠窝窝里”，并非只是个打趣的比方。开弓没有回头箭，总不能让《文艺报》的牌子砸在我们这一茬人手上。报社很穷，办公室20多年未装修过，办公桌椅缺胳膊少腿，没有食堂，工资微薄；报社又很富，前辈给报社同仁留下的敬业、专业精神尚在。那些年接二连三遇上突发性事件和大事，2003年突然到来的“非典”、2008年南方冰雪、汶川大地震、北京举办第29届夏季奥运会，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等。在这些重大的突发性的事件中，《文艺报》没有缺席，编辑记者们纷纷要求到抗震救灾、抗击非典、南方冰雪这些最艰苦的甚至有生命危险的一线，他们参与其中，及时编发稿件。我记得当时“非典”爆发，许多单位都不上班了，《文艺报》坚持上班正常出报；南方遭遇百年未遇冰雪灾难，《文艺报》及时发表了雷抒雁的《冰雪之劫：战歌与颂歌》，发表后得到中央领导批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后扩大了报纸影响。那些日子中的不少昼夜，报社同志吃住在办公室，等新华社最新消息，打电话向各地约稿，一起为汶川遇难同胞默哀流泪，共同为北京奥运盛典欢呼——多难可以兴邦，国家如此，报社人也在攻坚克难中凝聚起精气神。为摆脱经济困境，报社前任想了很多办法，甚至一度将报纸一分为三，《文艺报》成为一张只有专刊没有正报的报纸，三个专刊由三摊人各自创收生存。炳华书记要求短期内改版，经过社内几次大讨论逐渐形成一些共识：报社经营不能离开办报。《文艺报》首先要放下“文艺界阶级斗争晴雨表”的包袱，高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邓小平在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两面旗帜，团结老中青几代作家，坚持以理论批评为特色，办好特色版面，加强报纸的新闻性等。《文艺报》是为作家服务的，是为文学事业服务的，虽不是大众的，但即便是小众、专业的，中国文学界也需要这样一份报纸。在这样的共识下，报纸完成了改版。除加强了新闻版面，保留了特色版面，如理论与争鸣、文学批评、儿童文学、外国文学、华文文学、艺术等，又增办了军事文学专刊和少数民族文学专刊，这些专刊也获得了合办单位的经济支持。报纸要办好离不开好的选题策划，以及得力的作者去完成。那些年《文艺报》关于拓展和深化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生态批评、文学想象、城市文学、乡土文学、经典改编、文学译介等讨论都引起了相当关注。在中宣部、中国作协的支持下，办公室进行了整体装修，办公条件得到改善，窗明几净的环境，每人一部电脑一部电话的配备，使大家的精神也为之一振。几年中陆续完成了人员更新，一些同仁或在报社，或调到中国作协其他单位担任了领导，年轻一茬成长为骨干。2008年《文艺报》获得了“全国精神文明先进单位”的荣誉。

       回首往事，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我们奋斗过，努力过，但离我们理想的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报社会议室墙上的挂像，前辈主编茅盾、丁玲、张光年、冯牧——一直在注视着。此后，《文艺报》在阎晶明、梁鸿鹰主政下不断前行。作为个人，能在一个特殊历史节点上做了《文艺报》的参与者、见证者是幸运的。我曾在我的评论集《化蛹为蝶》的扉页上写过这样一句话：“我很幸运一生中能有两段岁月在两个大牌文艺平台供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和文艺报社。文坛上那些受人尊敬的前辈和学长有的与我面对面，有的以他们的作品给我以精神滋养。”这是发自内心的话。《文艺报》70年，我在《文艺报》7年，十分之一，足够幸运，足够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