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如花隔云端

                      高海涛/撰文

       毓茂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是从向峰先生的微信中看到的。那是二月初，农历还在正月。匆匆大半年过去了，而眼下是九月，四季轮转，大地斑斓，时间已经进入了秋天。

         总该有点象征和启示。找到一首诗，正是我二月份译的，是美国诗人查尔斯.福特（Charles Fort）的《诗月历》（The Vagrant Hours）。按诗人的设想，每个月份都是一种特殊的诗体，比如二月是民谣体，而九月是商籁体。民谣体的二月是忧伤的，因为“有颗从天而降的弧线流星/变成尘埃万点，落在紫色的田野“。至于商籁体的九月，诗人只写了一个教授，说在教授的身边，年轻人显得很笨拙。

      可这能象征什么呢？毕竟，我们不是生活在诗里，尤其不是生活在美国人的诗里。我猜毓茂先生是不会喜欢这首诗的，我甚至能想象出他宽厚的微笑中隐含一丝嘲讽，然后慢悠悠地说，你们年轻人，如何如何——那样的神态和语气。我虽然早已不再年轻，但每见毓茂先生，辄被称作年轻人，逐渐也就习惯了，而由于这样，自觉不自觉地，也总是在他面前显得很笨拙。

      我认识毓茂先生其实很晚，那是2001年初夏，《社会科学辑刊》和《当代作家评论》两家杂志，共同为毓茂先生的著作《跋涉者——萧军》举办了一次作品研讨会。记得邀请了许多名流，省内外的，我因在省作协创研部工作，也有幸到场并有个小发言。当时毓茂先生坐在主席台上，我想这发言他即使能听见，也不过是只言片语，但他雍容宽厚的微笑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根据那次发言，又写成了一篇较长的文章，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当年的第五期上。这篇文章，我相信他是应该读过的，因为在翌年的另一个场合，我再见到毓茂先生，他不仅率先招呼，而且主动握手，显得很亲切，貌似熟人的样子。

       已经快二十年了，此刻，当我从网上查到这篇文章：《远去的漂泊——关于萧军的读与思》，竟恍然有沧桑之感。开头是这样写的——

        张毓茂教授“出于幽谷，迁于乔木”，由学者而从政为官，但性情上还是很本真的学者。述学多年不渝，其志历久弥坚，特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领域，他对鲁迅与萧军、萧红及当年东北作家群的研究，应该说已有了相当斐然的成绩。这体现在他的写作上，就是学识与人生情怀的贯通。无论他的散文、随笔、评论，还是《跋涉者——萧军》这部作家评传，在我看来，都因这诗性的贯通而独具品格与风貌，概言之，邃密旷远，剀切通达，可读可思。

        说实话，回头来看自己的旧文，总多少有些惭愧。比如对先生的学术成绩与贡献，似乎说得不够充分；还有那句“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当时觉得很恰当，现在看就未免浅薄了。难道大学就一定是“幽谷”，只有官场才算“乔木”？至少历史不会这么看，而包括毓茂先生本人，真正的知识分子也都不会这么看。我这样说，是属于个人的境界和价值观问题。总之表述不够准确，也不够严谨。令我欣慰的也许只有最后一句，那就是“邃密旷远，剀切通达，可读可思”，这十二个字，用以概括毓茂先生，还是较为妥帖的。先生无论为官还是为学，为人还是为文，皆开卷可读，掩卷可思，终卷独坐，犹自难忘。

       2005年之后，我相继负责辽宁文学院和《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的工作，参加省内外学术活动比较多，同毓茂先生见面的次数也多起来，大约每年有三五次吧。省内的不说了，涉及省外的我记得有这样两次，一次是2007年夏，在锦州凌海，“纪念萧军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还有一次是2012年秋，在铁岭昌图，“纪念端木蕻良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凌海是萧军的老家，昌图是端木的老家，他们都是三十年代东北作家群的重要成员，而且在现当代文坛都产生过很特殊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标志就是活动的规格高，出席人员身份显赫，例如，凌海有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与会，昌图有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先生亲临。而这样的规格，辽宁方面有资格陪同和对话的，当然要首推毓茂先生。

      类似的活动，我只是代表省作协、文学院或刊物去参加，基本上是个听众。不过活动本身是学术性的，比如在昌图那次，因端木写过《曹雪芹》一书，胡德平先生以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身份莅临讲话，讲得也是曹雪芹家世与老北京的关系。那天中午，我有幸被安排与胡德平等来宾和张毓茂等领导同桌就餐，气氛很随和，我本想提一个很小的有关《红楼梦》的学术问题，但自觉人微言轻，还是怯怯的收回了。毓茂先生可能看到了我欲言又止的表现，下午在参观端木纪念馆时，他对我漫不经心地说：你做的很对。

       凌海那次活动，主持人倒给了我一个发言机会。当时毓茂先生和海婴先生都在场，我没有推辞，大概讲了约二十分钟，主要谈鲁迅的文化气质及对东北作家群的精神认同问题。晚饭后，毓茂先生让他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请我到他的房间一叙。

       我是不太喜欢接近领导的，李白有诗：“美人如花隔云端”，我觉得许多领导也是这样，总给人一种云端之感。但毓茂先生不是这样，很亲和，很随意，说在他面前可以吸烟，虽然他自己并不吸。好像问了问我的学历，对我的导师蒋锡金先生深表赞佩，然后就谈起了东北作家群，问我都看过哪些作品。我说了几个，无非是“呼兰河流过八月的乡村，科尔沁吹过遥远的风沙”（均为萧红萧军端木作品名），先生很满意，又说了几个二萧与端木的小故事，谈笑风生的样子。最后，才转到我那天下午的发言，说你的功底不错，是个搞研究的料。我谦逊了一番，考虑他休息，就假装看看表，告辞出门。先生送我到门外，握别的时候，才忽然想起似的，说周海婴让我告诉你，他对你的发言很欣赏，如果能写成文章就更好了，你能从特殊的视角评价鲁迅，很有新意，好像还没有人这样谈过鲁迅。

岁月不居，时光倥偬，而我是这样的慵懒、拖沓、忙乱，直到2015年，这篇关于鲁迅的文章才算正式写成，题为《鲁迅与“别有根芽”的花朵》。而此时，海婴先生已辞世有年。这篇文章全文5000字，发在文艺报上。为了回报海婴先生的期待和毓茂先生的鼓励，在此摘引几段，以寄心香——

       拉美作家博尔赫斯说过，真正代表一个国家及其民族精神的作家，其人格气质往往不同或超常于这个民族较普遍的文化性格，如莎士比亚的华丽放诞与英国人的审慎与保守，哥德的宽宏大度与德国人的极端与狂热，雨果的凝重深奥与法国人的温和与浪漫，都可以作如是观。我认为鲁迅和我们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关系也是这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一方面是那么深刻、冷峻，毫不宽假，一方面又是那么慈爱、悲悯，眷顾后学，总之他的性格是十分极致的，是与中国文化历来推崇的中庸、中和之道和传统人格理想是截然不同的，而正因如此，他才在新的高度上成了我们民族精神与文化精神的坚贞不屈的代表者，即所谓“空前的民族英雄”。也正因如此，鲁迅精神是不朽的，不会因世风流变或某些“价值重估”的话语而过时。

       有人这样举例，说鲁迅主张“一个都不宽恕”，而胡适主张“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比较而言似乎胡适比鲁迅更广大和深厚。我认为这是非常简单化的比较，因为胡适的主张说到底并没有超越传统，在超越性上他并没达到鲁迅的高度，所以他并不足以代表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同样，举凡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等等鲁迅的同时代作家，他们之所以不能超过鲁迅，不说历史影响及其他原因，至少可以说，他们的思想精神和气质还没有浮出传统文化与传统人格的水面，而鲁迅则如凛然的冰山，在中国文化的水面之上闪耀着新的精神光芒。

        清代的纳兰性德有一首《塞外咏雪》词：“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虽然说的是雪，但我认为可以表征整个东北文化，包括东北文学的边缘性与独特性。萧军和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即是如此。他们至今没有、也不太可能在文学史上大富大贵，但他们最难得的是“别有根芽”。这是关内文化、江南文化所没有的气质。那样铁骨铮铮，那么胸襟朗朗，那么喜爱流浪、漂泊、自由。他们的传奇人生与激动人心的写作，是黑土地上自然生长出的神话与童话。他们是“别有根芽”的花朵，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和鲁迅先生超拔独立的文化人格是相通的。

       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毓茂先生和鲁迅先生的文化人格也是相通的。纵观他的研究与著述，从《萧军传》《跋涉者——萧军》《萧红作品欣赏》到《东北现代文学大系》《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可以说他的学术目光是深邃的，从萧军到鲁迅，从文学史到心灵史，他以学者的理解力和作家、诗人的激情，丰富而多层面地向我们展示了东北作家群的历程，并从中寄托了他对自我人格的体认和对现实人际关系的审美期待。他的研究是知人论世的，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美学的批评”，整体上不仅有特色，也有鲜明主题，那就是人与时代，人与政治，人与良知，以及自由人格不可战胜的美。

       总之，毓茂先生人在官场，却始终不失赤子之心，纵不能“横眉冷对”什么，但那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胸襟还是当得起的。即使对像我这样并没有很深交集的后学和晚辈，也能做到及时提示，适当鼓励，于今思之，常存感念。

       记忆中，毓茂先生真没什么当领导的架子，特别在他退休之后，有些活动邀请他，一般都不会被拒绝，总是谈笑而来，挥洒而去，衣冠整齐，风姿不老，令人望之嫣然。如果活动有聚餐，也不推辞，而且也能喝点酒。说起官场和人际关系，喜欢引一句诗：“人生难得好领导”啊，有时调侃我，说海涛也有句诗：“领导如花隔云端”啊。于是大家都说，敬领导敬领导。

2009年秋，辽宁省当代文学研究会成立，我被推举为会长，聘请毓茂先生和向峰先生为名誉会长，那次他有要事没来，但表达了态度，说一定全力支持。

似乎都是公事。但也有几次个人间的交往。我担任《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时，毓茂先生向我推荐过外省一位大学教授的稿子，但这不能算私事，因为人家的稿子也确实写得好。而我的一个晚辈的孩子结婚，我向毓茂先生求了一幅书法，这是私事。因为孩子住在乡镇，婚礼上若能展示一下省领导亲笔书写的贺词，对他们的意义可想而知。当然也是因为毓茂先生的书法极好，有风神，也有劲道。此外还有两次特殊的宴请。一次是先生见招，北京《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著名学者徐庆全先生到沈，先生安排雅集，同时还请了李仲元先生到场，我忝列其后，倍感荣幸。而自从认识了徐庆全先生，我每月都能收到《炎黄春秋》，直到前两年该刊转制为止。

       还有一次是我们刊物安排的。那是2015年初冬，著名文学史家、教育家、原吉林大学老校长刘中树先生携夫人来沈，《当代作家评论》杂志请他们夫妇小聚，并邀与中树先生同龄的沈城旧雨向峰先生和毓茂先生作陪，在场的还有孟繁华教授、韩春燕教授等中树先生的弟子辈。整个气氛是温馨而欢悦的，中树先生和向峰先生是大学同窗，一个谦和蕴藉，一个沉静慷慨，毓茂先生居中，通达而活跃。我等后学，自然主要是听三位前辈学人叙旧忆往，只有殷勤敬酒并努力显得笨拙而已。

这次聚会，是我和毓茂先生最后一次见面交流。

       我端着酒杯，敬了中树先生夫妇和向峰先生，敬到毓茂先生时，他突然夸赞起我，说我散文写得比评论好，《新华文摘》转载的那篇《青铜雨》，他看过了，真的很不错。这时韩春燕教授接过话说：人家还要在老家北票建个“青铜雨广场”呢。我赶忙解释：是一个乡镇要建，在大凌河边，刚有个动议，还没建呢。毓茂先生说，是吗？凌海有个“八月的乡村广场”，北票有个“青铜雨广场”，还是你们辽西人厉害。等建成了，你陪我去看看。

       “青铜雨广场”已建成三四年了，我也多次回老家，有时还带朋友和客人去那里参观，但竟然没有一次，想起要陪毓茂先生去看看。他如果去了，作为省里的老领导，应该是很受重视的，市里和县里会有领导陪同吧，父老乡亲们，知道了也会感动吧，能不能出现这样的情景，就像一首古诗写的：“老人端坐气如缕，更进先生雨一杯”呢？辽西是干旱地区，也很贫穷，重要的领导，其实很少光顾那里。

       辽西今年的雨水是最好的。谦逊的大地，贤明的天空，一场接一场的透雨，让我想起鲁迅在《八月的乡村》序言中对辽西的想像，那天空、土地、人民，还有那无边的雨，以某种嫩绿、某种浅灰、某种条纹的姿态，与无边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我真的希望毓茂先生并没有走，如果没走，他会说，鲁迅先生后面还有一句呢：“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

是的，我怀念他那发自内心的宽厚的微笑，通达而旷远。穿着灰色的风衣，戴着灰色的小帽。那种熟悉的小帽我无以名之，或许可称之为聂鲁达式小帽吧，因为这位诗人曾这样写道：“我记得你在去年秋天/那灰色小帽和安静的心/在你眼中颤抖着暮霭的火焰/而树叶落在你流水的心灵”......

神似。但我忘了，毓茂先生是不喜欢外国诗的。还是说我们中国的诗吧，比如他经常调侃我的那句“领导如花隔云端”。其实这句诗挺好，如果把“领导”二字改成先生，郑重一些，会尤其好。这位宽厚的先生，通达的长者，他生前和普通人很亲近，并没有云端感，而现在当他走了，这种云端感却有了，在另一种意义上，在精神的、想像的、神秘的、哀思的、形而上的层面上，他在云端向我们微笑。

       感谢毓茂先生的弟子、沈阳出版社总编辑闫志宏女士的诚挚邀稿，让我有机会写下与先生难能可贵的交往，而在追忆中，我的心绪也被净化和提升了。我想起了他讲过的一些故事，以及谈笑风生的许多细节。毓茂先生走了，好像一种特殊的幽默感、情趣、格调也走了。至少，随着他的离去，以后可能很少有谁，会对我说你们年轻人如何如何了，而我可能也很少会有机会，在谁的面前再显得笨拙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微小的、隐秘的、难以言说的遗憾。

 说明：张毓茂（1935-2019）先生，中国现代文学史家、著名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历任辽宁大学教授、沈阳市副市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

      高海涛，一级作家、评论家、翻译家。辽宁省优秀专家、二级教授。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外语系、中文系。美国南伊利诺大学访问学者。历任大学英语教师、辽宁文学院院长、《当代作家评论》主编、辽宁省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会员，美国文学研究会会员，中美文化交流促进会顾问。

         出版发表有《寻找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后现代批评的美国学派》《精神家园的历史》《鲁迅与东北作家群》《红楼中人洛丽塔》《北方船》《剑桥诗稿》《英格兰流年》《美是上帝的手书》《精神家园的炊烟》等著译和作品集。曾获冰心散文奖等奖励。有作品被《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作家文摘》等刊转载。

     第八、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东北大学、辽宁大学、沈阳师范大学、岭南师范学院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