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来不委过于人，在延安时期感人的脱帽致歉

伏牛石

导读：中国共产党要想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首先必须要做的就是恢复、继承、发扬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历史上任何一项伟大的变革，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万无一失。尤其是彻底改变整个社会制度性质的大变革，更不可能避免这样那样问题的出现。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极其伟大的事业，在这一过程中，出于经验上和认识上不足而出现的一些错误和偏差也当然在所难免。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变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与过失有多大多少，而在于如何对待问题与过失的态度。是讳疾忌医般极力掩盖所犯过错，还是开诚布公地正确面对所犯错误并及时予以改正，才是至为核心的重大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必须首先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政党和组织本身是否制定有如何对待缺点与错误的纪律法规，二是主要领导人本人对待所犯错误的态度如何。

大凡能够在血与火的实际革命斗争中走向政党主要领导岗位的人，一定是众望所归之人。他身上不仅具有超凡的领袖魅力，亦必有卓越超群的组织领导能力。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是在经过十几年筚路蓝缕的摸爬滚打，经过无数次失败后累积起来的惨痛教训之后，一步步走向成熟的。它最明确的标志就是一九三五年初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

这次会议彻底改变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把深孚众望练达成熟的伟大革命领袖毛泽东推向了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岗位。

自此，中国共产党开始由幼年走向成熟，由迷茫与焦躁走向清醒与沉稳。

随后，在毛泽东及其正确思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率领全中国劳苦大众仅仅经过十四年的艰苦卓绝奋斗，就解放了全中国，成立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政权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崭新的时代，开始书写出一页页辉煌崭新的历史新篇章。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革命事业迭遭挫折之时脱颖而出，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他之前所坚持的路线方针在实际斗争实践中都被证明是唯一正确的。

他身上具有跨越时代超越群雄的智慧与能力，他熟谙中国历史的过去与现在，时刻把马列主义的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对未来历史的走向具有远超他人十倍甚至百倍的深远战略眼光和罕有人可比的睿智缜密的准确判断能力。

他极善于审时度势，临机谋划，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运筹出最切实可行并行之有效的行动方针，把革命事业带入健康正确、快速稳健的发展轨道。

毛泽东的确不是神，可毛泽东毕生的所作所为在许多时候、在许多事情上又使我们这个自古以来就具有神之说的民族里绝大多数人不得不把他敬若神明。

这不是他本人为了谋取虚名刻意为之之下的自我标榜与炫耀，而是他以自己无以伦比的智慧与才华在完全无个人意识介入之中自然而然发散出的个性魅力光华。

由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之路，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

中国的国情极其特殊而复杂，这也决定了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不能够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的革命实践中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前几任领导人，正是难以走出这个认识上的盲区，才导致了最初时期革命事业蒙受的巨大损失。

事实一再告诉我们，世界上绝对没有不犯任何错误的成功。任何伟大的成功都是由其身后一次次惨疼的教训堆叠而成的。

在如何对待所犯错误上，一个英明伟大的领袖与一个自私昏蛮的领导人之间，在如何对待自己所犯错误的态度上是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上也是泾渭分明的。

毛泽东一旦走上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袖地位，就展现出一股清新豪爽绝无隐晦之习的观念与气度。他虚心吸纳各方意见，并能在最短时间内经过梳理与剪辑，然后归纳整理出最富有成效的正确意见。

一旦在实际运作中的某一次行动上由于主客观原因出现了某些偏差，毛泽东从不讳忌主动地承担责任，更不拒纳正确批评意见，尤其不会偏执一端继续错上加错。

这是一个成熟革命领袖所具有的最难能可贵的气质和品质，直到今天乃至以后久远的未来都应该成为后人永远学习借鉴的宝贵财富。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对敌军事斗争方面暂时得以缓解，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有时间反省自己之前的十几年历史了。

再加上，随着革命形势尤其是全民抗战事业的飞速发展，党和军队的数量逐步成长壮大，各种成分复杂的新成员纷纷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

历史上党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及其负面影响未能及时予以纠正和消除，许多错误的思想行为仍不时在革命队伍中滋生蔓延并随时表现出来。

为了党和革命事业的长远利益，整顿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纯洁党的队伍，使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行为上达到高度的团结一致，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手头各种工作中必须要解决的当务之急。

同样，这一次涉及全党全军各系统的作风整顿绝无前车之鉴，一切都是在领袖与他领导下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匠心独运之下进行的。

从大的方面讲，整风运动剑锋所向，直指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而在运动进行过程中，还兼具着其他工作任务要解决处理，其中审干与反内奸工作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分支工作。

抗战时期，由于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民众的一致努力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得以建成。

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所作所为感动了数以万计的敌占区爱国抗日人士尤其是大批抗日爱国青年。他们纷纷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不远千里奔赴延安，投身到救亡图存的抗日洪流之中。

与此同时，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始终把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他们一方面不断对我抗日根据地实施各种封锁，向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实施武力进攻，且明里暗里屠杀我抗日干部，还不断通过他领导下的军统中统特务组织对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实施渗透瓦解，这都给敌后抗战工作制造了难以估算的麻烦。

因此，在整风运动开展的同时，对干部队伍的组织审查工作和清除暗藏敌特的工作也同时进行。

审查干部是党的组织工作的必需途径。因为经过十几年的斗争历史，党的干部队伍在管理上确实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那时的延安各党政军机关，有潜入我们内部的敌特分子，有长时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个人档案无从查起的人，还有不少早已叛变投敌而今依然混迹党内充当敌人间谍的叛徒。

这些问题不及时加以解决，必然会祸及正在进行着的抗战事业，也不利于革命工作的健康发展。

毛泽东鉴于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肃反教训，一开始就对这项工作的进行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

在王实味问题发生之后，毛泽东便以敏锐的目光关注到这一问题，他说：整风是思想上整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谁都明白，健康的肌体之内是容不得任何病毒进入的。

共产党是一个健全的政党组织，他的体内同样容得不得任何杂物进入。通过审干运动，会使党的组织更加健全，也使党组织的构成成分更加纯洁，这对整个党的事业来说有百益而无一害。

通过审干，组织关系不完善的得以完善，因为特殊工作造成个人组织关系没有明确着落的得以澄清，混入革命队伍里的敌特分子和变节分子得以清除，党的组织工作因此更加健康、严密、完备，极大提升了正在进行着的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的运转效率。

审干过程中，毛泽东时刻没有忘记对这一工作的高度重视和统一领导。中央特意成立了反内奸斗争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康生、彭真、李克农任副主任。由此可见，毛泽东和党中央对这一工作的重视程度。

为了使这项工作健康有序地进行，为了避免在此过程中出现纰漏甚至重犯当年苏区肃反时的错误，毛泽东特意对负责此项工作的人员强调：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惨痛的教训，这次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实据。

在反内奸工作进行过程中，毛泽东时刻予以高度关注，生怕负责此项工作的同志因方法简单粗暴使自己的同志蒙受冤屈。他特意致信康生，要求康生把自己阐述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的一段话刊登在《防奸经验》期刊上。

毛泽东所写的一段话是：防奸的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

毛泽东最后还特别强调：我们应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仅此一点，即可看到毛泽东对任何涉及个人利益的事情都是热切关注的，也是认真负责的。

众所周知，在建国后的镇反运动中，毛泽东不止一次对各级领导人说过：一定要慎抓慎杀，尤其是杀人一事，马虎不得，韭菜割了还能长出来，人的头割了就再也长不出来了。

在审干与锄奸过程中，尤其是锄奸问题，要慎之又慎。一旦冤枉了哪个自己的同志，甚至被当做敌人处了死刑，那是如何也挽回不了的。

延安锄奸过程中，毛泽东一开始就把自己身上的一般悲悯情怀很快升华到人类道义的制高点上。

他对分管除奸工作的人员反复讲，即使是国民党打入我们们内部的间谍，只要不是罪大恶极，一般不要处以极刑，要以教育改造为主。

就这样他还不放心，后来干脆以文件的形式明确要求全党，对国民党派来的渗透人员，一个不杀，全部采取教育改造之法。

这样的作为，后来延及到党执政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就形成了毛泽东后来对全党的统一要求：大部不抓，一个不杀。

毛泽东多次语重心长地对各级领导同志说：我们如果给哪一个同志做错了结论，那就会害人家一辈子。并一再强调：现在做错了我们要给人家平反，给受害的同志道歉，要彻底纠正左倾扩大化错误。

他还直截了当地指出：发生左的错误原因有两条：一条是缺乏调查研究;一条是没有区别对待。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毛泽东一贯倡导并付诸实践的制胜法宝，穷其一生的革命实践，他一刻也没有违拗过。

尽管毛泽东对防奸工作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提出了入情入理的严格要求，但是那样一场事关全党的大型运动，发生一点错误是在所难免的。

如今，有人很喜欢以清醒正确者的面孔，无端指责那时负责此项工作的领导人这也不对那也不好。把他们在特殊时期因特殊原因犯下的过错，说得煞有介事，很像是处处事事都是故意而为之似的。

其实，这样的态度与做派，都不能算作是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态度。因为处理好任何一件事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鉴别一个人的历史真伪、梳理一个人在战乱年代的复杂组织关系，更是一件十分繁杂棘手的事情，出现某种谬误与偏差也理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虽然不排除个别人在个别时候由于特殊的个人因素导致工作出现了问题，但也不能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一概而论地加以否定，甚至武断地说那时候某某人就是带着不健康的思想甚至是反党的思想恶意对待运动的。

生活里，任何人都难免犯错误。因此，我们绝不能对那些后来有了错误的人动辄就一言蔽之地说，那人自始至终就没有正确过。如果真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持这种态度的人，他自己绝不能算一个实事求是的人，甚至连一个有起码公平心的人也不是。

毛泽东从来都不委过于人，他身上表现更多的是处处事事既勇于面对所犯错误，又富有勇于担当精神。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是令人高山仰止的伟大卓绝的革命领袖身上所特有的那种高瞻远瞩，宽容大度，揽过于己，自我牺牲精神。

延安锄奸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错误，确实冤屈了一些好同志。毛泽东没有为此抱怨过参与此项工作的任何同志，也从未在事后反复强调自己事前、事中、事后对此项工作曾提出了哪些要求，而是毫不犹豫地主动承担一切责任，带头给蒙受冤屈的同志平反并真诚道歉。

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我们一些人运动前完全相信知识分子，轻视工农分子;运动后又完全不相信知识分子，重视工农分子。事实是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好的，对运动中搞错了的同志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并一再强调：在反特斗争中要注意保护知识分子。

对于审干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毛泽东不仅主动承担了责任，还不断地总结教训，多次在共公开场合下向受到伤害的同志脱帽道歉。

一九四四年五月，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以他特有的坦诚与幽默风格对大家说：整风运动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陪个不是。他一边说，一边做着脱帽举动向大家施礼，再三给受了冤屈的同志道歉。

同年十月，他又一次到中央党校讲话。在说到抢救运动中由于工作疏忽致使一些同志受了冤屈时，他表情严肃地说：去年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发现存在较大问题，我们马上就使它停止了。

一九四五年二月，他再次到中央党校讲话，在谈到审干运动所犯错误时，他坦承地对大家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发号施令的也是我。

话题说到了中央党校，毛泽东意犹未尽，他继续做着自我批评：我是党校校长，党校也搞错了，如果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陪一个不是，因为搞错了。

这就是毛泽东，一个在党内有着崇高威望的最高领袖，时时刻刻都在以一个领袖人物的高尚风范，坦诚作为，引领全党同志除去心中的迷雾与阴结，时刻保持明朗阳光的心情，精诚团结的觉悟，众志成城的决心，勇于担当的责任感，不辱使命的历史感，昂首挺胸，自信自觉地迈步在为国家民族奋斗的大道上，直至取得全面而彻底的胜利。

正是由于毛泽东在审干锄奸运动后对党所犯错误的及时修正和真诚道歉行为，深深感动了运动中受冤屈和每受冤屈的同志，使大家放下了包袱，化解了心结，更加信赖自己的党，更加信赖自己的领袖，更加以最大的热情投身到伟大的革命事业之中去，为加快革命高潮的到来，为夺取全国性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逝世已经四十余年了。斯人虽逝，风范永存。他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对人类的解放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一如他生前甚至较之他生前更加巨大，更加为更多的人所怀念与敬仰。

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纵观毛泽东一生所谓的过失，几乎没有一件是他的私人之过，更无一件是他的有意之过，全是在带领人民大众探索国家民族乃至人类正确道路上的无奈之过。

令人感佩的是，毛泽东和他所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被人指责的某些错误，许多随着时间推移，在未来的历史评判中或许是功而绝不是过。

然而，在他领导的伟大革命事业过程中，作为党的最高领袖，他时刻把党的集体或者某些领导者个人所犯之过包揽到自己身上，这算是他的过错?还算是他的风范?历史与人民心知肚明。

相比于今天，为数不少的大大小小的所谓的共产党的领导人，明明自己有过错却每每歇斯底里地加以掩饰，直直瞒天过海般把自己日月之食一样的过错打磨成看似无任何瑕疵的白壁。这应该是共产党人的可悲!

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在今天已经罕有风起青萍的苗头了。好大喜功，粉饰太平，自我吹嘘，劳民伤财，弄虚作假，假公济私，公报私仇等怪习恶习，总在以各种怪模怪样的形式甚嚣尘上，大有遮蔽朗朗乾坤之势。

想想毛泽东延安抢救运动时一而再再而三向受冤屈的同志脱帽致歉的举措，再看看今天盛行在官场中的诸多丑恶现象，真让人不由得感到一阵阵莫名的悲凉。

由此，我们不由得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中国共产党要想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首先必须要做的就是恢复、继承、发扬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