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另类的“知青”生涯

   文/逯家驹

       然而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干——看人家举手投足、舞锄抡镐轻松自如，而自己拿起家什一试：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不服输，尽管两手磨出大血泡，仍执意不当“半拉子”。半拉子就是比正常劳动力少干一半活、少挣一半工分的人。我跟头把势地坚持下来……

        当时，我虽然只有17岁，但很善于思想。我把挖壕锹固定在镐把上代替镐头刨茬子既快又省力，我采用“遥控”毛驴儿轧地方式，就是不随磙子走，只在地的两端各由一人负责把毛驴儿送上回头路即可，每天少走很多路。收工时，我总要为乡亲们吹一吹笛子、拉一拉板胡，以解劳作的疲乏，也不管好不好听，跑不跑调儿。当时为让毛泽东思想及党的方针政策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大队成立了“战斗宣传队”简称“战宣队”。当时的大队就是现在的“村儿”。我们的任务是及时地把党的方针和毛主席的指示通过文艺表演形式让老百姓知道。正巧我读初中时偶然间和一位二年级同学学了几天吹笛子，毕业后又从屯里一位伯伯那里学了一阵板胡，再加上我“脸大不害臊”，动辄非吹即拉，结果被推荐加入了战宣队。战宣队总共20多人，背着行李、粮菜、乐器等，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流动演出。白天我们同社员一块干农活，晚间就自编自演文艺节目。我负责板胡或笛子伴奏，有时也唱几段革命样板戏。记得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至，我心里有一个巨大的精神支柱：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不管多苦多累也毫无怨言。

      我们和社员们打成一片、不分你我。战宣队每到一个村儿演出都赢得全村人的喝彩，可以说我们这支队伍备受欢迎。 后来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战宣队就宣告解散了。我又回到生产队当社员。当年，正逢国家搞“合作医疗”，即城市大医院与农村卫生所联合，城里医生到乡下开展工作，农村大夫去城里接受培训。与此同时，一大批“赤脚医生”应运而生。所谓赤脚医生，指既是农民又是医生，既干活儿又治病的人。

      由于家父喜爱医学又兼校医数年，所以通过耳濡目染、家庭环境影响，使得我也对医学产生了一定的兴趣。比如背诵一些《汤头歌》《药性赋》什么的。虽然对其似懂非懂，但由于年轻记性好，一背就是一大段儿。像《四百味》里开头儿几句“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汇津，调荣养卫……”像《药性赋》里开头几句“犀角解乎心热，羚羊清乎肺干；泽泻利水通淋而补阴不足；海藻散瘿破气而治疝何难”等等。还别说，当大队卫生所让屯里推选一名卫生员时，我就理所当然、责无旁贷地“走马上任”了。卫生员，也就是赤脚医生的“预备期”。

      大队卫生所开设“赤脚医生”培训班，

通常我们都要等到中医老师讲完“阴阳五行辨证施治”知识，下课以后还要中西医结合学习临床挂吊瓶。扎吊针是以学员们相互在对方的手臂上练习为形式进行操作的。我让别人扎完了静脉，轮到往对方手臂上扎时，因人家是个女生，所以就吓哭了。于是我松开胶带作罢。怎么办？不临床实践，永远不会扎吊针。于是我就在自己身上练，一次两次十次，终于熟能生巧，且成为扎吊针高手，以至公社（现在改称为“乡”或“镇”）书记临终前的最后一次吊针都非我扎不可——这当然是后话。除了扎吊针拿手外，我对针灸也十分感兴趣。我本着“面口合谷收，肚腹三里留；头痛寻列缺，腰背委中求”四大主穴治疗常见病的原则，不求多，只求准，在当地传为佳话。

 由于抗生素的普遍滥用和过度使用，不但杀死了大量的白血球，也使体内的抗体水平大幅度下降，所以用药量一年高于一年，少了就无济于事。其实西医和中医的最大区别就是“治表”和“治里”……西医在杀死细菌的同时也要杀死相应数量的白细胞，就像外国列强想侵略我国，我国军队同敌人英勇作战，最后“外星球援兵”（抗生素）到来，结果，我军及敌军，再加上“外星球援兵”同归于尽一样。虽然外国列强没有达到侵略我国的目的，但是我国将士也同样壮烈牺牲；而中医“治里”的道理是，看看这病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所用的药是增强肌体的抵抗侵入的功能，提高抗体的水平，进而防止细菌的侵入抑或打败已经侵入的细菌。用军队打仗来打比方的话，就是不断壮大我军实力，使敌人不敢侵犯；再就是一旦有人入侵，我国军队就利用现代化武器，不费一兵一卒，将敌人逼出境外。中药的意义就等于增强国防力量，靠自己的实力逼退抑或打退敌人，而不靠外星人援助，最后落得个两败俱伤。

      当然，我说的“外星人”指的就是抗生素。1969年秋，作为公社卫生院的卫生员，我随派出的民工队参加了输油管道工程“八三工程”，历时一个半月。我在担当卫生员期间与民工及当地的百姓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除了小伤小病的医治外，我助人为乐的精神以及踏实肯干的性格也时刻感染和鼓舞着大家。本来我随派出的民工队参加了输油管道工程“八三工程”，历时一个半月。我在担当卫生员期间与民工及当地的百姓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除了小伤小病的医治外，我助人为乐的精神以及踏实肯干的性格也时刻感染和鼓舞着大家。

     本来我是专职卫生员，可我偏偏主动申请也跟大家一起挖壕。休息的间隙还要看一些有关文学以及医学方面的书。晚饭后还要吹几支或拉几支曲子娱乐大家。在我身上，找不到“疲乏”抑或“委靡（音‘米’）”的影子。由于我对写点小东西感兴趣且有一定的基础，就把发生在工地上感人的场面写成报道送到广播站。结果，大喇叭一播，大伙儿受到了鼓舞，干劲倍增；我自己也十分欣慰和得意，很有成就感。就这样，我这个不知疲倦、不知愁是啥滋味、又挖壕又写稿又治病的“多面手”，在民工心里写下了一本永不丢失、永不褪色的日记，让大家记忆犹新。自“八三工程”回来，我又重新与社员们一道干农活、挣工分，过着鸡鸣而起、日落而息传统的农村生活。转眼间就到了1970年8月。这是一段难忘的日子，也是一段让我迷惘的日子。文革时期生产队经常开会，学习毛主席语录，贯彻党中央精神，宣传马列主义。

     一次，生产队长在传达上级有关精神时，把文件里的“邪路”念成了“牙路”。因为我总听收音机，知道是队长读错字音了，就当场指出。队长正读得起劲儿，自然甚是不快，于是睥睨了我一眼，自圆其说：“牙路和邪路是一个意思。”我还想说什么，但发现队长似乎由开始的尴尬变得恼羞成怒了，只好作罢。也许是队长的虚荣心强了一点，也许是心眼儿窄了一点，居然对此事耿耿于怀。就在“八三工程”第二次招募正式工人时，虽然公社点名让我去，而队长却私下安排了别人。

     “八三工程”招工对我来说虽已成“明日黄花”，但我并不因此而检讨自己，反过来认为队长没有境界，没有肚量——错了就承认呗，谁都可能有错误，改了就是了。我认为，一个人硬是把错说成对，那才叫“不地道”。而为了要面子不去承认错误，文过饰非，则更不地道。虽然因我一时“多嘴”而葬送了当时背景下的“大好前程”，但我也不怎么后悔。我想，“正直”乃做人之根本，机会可以错过，而违心的话不能说，违心的事不能做。一个正直诚实的人迟早会被人们认可、被社会接纳的。

        距离我家十五公里有个地方叫做“偏脸城”——说是“城”，其实不过是个秃山而已。秃可是秃，地底下却有煤。

       当时，国家提倡发展“五小”，小煤矿自然是财政倾斜的对象。长春市有两个区在那儿开煤矿，于是两个月过后，也就是1970年10月份我就应聘去宽城区煤矿当了矿工。

       是年，我仅仅18周岁。在煤矿干了8年以后，1977年国家第一次恢复高考，我于1978年辞职，回家复习应考。虽然最终未能遂愿，但是毕竟因为高考时外语成绩考取长春地区第一名，所以1980年被聘为中学教师直至2007年以高级职称退休，享受晚年生活。这之前的2002年开始，我又到吉林教育杂志社兼职……

      过了几年才发现，我高考之所以未被录取，应该是被调包了。当年，我考上大学的事情十里八村尽人皆知。此消息当时大队的大喇叭广为传送。甚至我都到吉林大学外语楼体验了几天学生生活了。

      在我进行体检时，忽然发现排在我前面，有一个和我同名的人！这使我惊讶万分。因为我的名字很特殊，可以说，这个世界有没有和我重名的。居然这么巧？所以过了几年后我分析，一定是当年他通过背景取代了我的名字；进入大学之后，又将名字改过来。但是事过境迁，遗憾和后悔都无济于事了。上天就是这样安排的。给你关上了一扇门，一定还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在初中任教这30来年，也混得风生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