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张家口涿鹿父母官有哪些（2）

薛春孝

河北涿鹿——自从西晋有建置以来，经历了1700多年的时光。来来去去换了五十六任史目，十一个学正，五十二个训导，五十九个军备。他们大多数人都是经过各种考试产生的杰出人才。他们背井离乡，抛家舍业，来自天南地北，都是当时皇帝派来的为民送福的命官。他们来涿后革新鼎新，然后修桥筑路，建署茸庙，格尽职守，有的以身殉国，把尸骨也留在涿鹿。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多少共产党人战斗在涿鹿这块土地上，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了新中国，解放了涿鹿。解放后他们驱心沥血奋战在新涿鹿建设之中，有的人为了百姓的利益，冒着自身的风险，极力推行一包到底的农村政策：有的把发展经济当作第一要务引进外资办厂、搞建设。解放后短短几十年时间，干出了旧时一千六百多年没有干出的事业，这些父母官们都值得我们世代铭记，永远纪念。

  赵连银：1926年3月，河北省涿鹿县赵庄村人。1944年5月，抗日战争进入高潮，19岁的赵连银已长得身体魁伟、气宇轩昂，只身到涿鹿县解放区仓上村找到了区长报名参加了革命，赵连银只有初小文化水平，但是在当时干部队伍中也算“秀才”，因此参加工作以后就担任了财政助理，当年参加五区委委员。在职期间，他所经管的帐目不但有条有道，还创办了筹粮派款采用三联单的记账方法。他身为“财神爷”，但却一身清苦，办公桌是一条板凳，算盘是个半挂，只有六串算判珠。冬天他只穿一身老棉衣，连衬衣都没有，为了适应战时行动，他腰里紧紧扎一条腰带，当地群众叫五区政府为清水“衙门“，干部为群“穷八路”。当年8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又兼任区民教干事。次年，任涿鹿县五区区长。

     赵连银和区委其它同志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开展宣传工作，宣传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并亮明对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必须严惩。组织群众通过翻心回忆、诉苦申冤，镇压了地主谷文藻，使全区除奸反霸、清算复仇斗争迅速发动起来。

     第五区实行“三七五、六二五，里翻不得外翻，减租增资”政策，地主给佃户减退了当年至3年的地租，使广大贫雇农初步获得了翻身。

     民国35 年（1946年）10月13日，国民党十六军攻占涿鹿县城，并控制了第五、六区和三区部分。赵连银根据察南地委和涿鹿县委指示，坚持“白天群众化，黑夜武装化”的方针，以游击战的形式领导区小队配合运动战，党组织以农会为掩护，发动反抢粮、反抓丁、反支敌的斗争。

     在频繁的战争中，赵连银学会了各种战法。尤其是地雷战运用的更为出色。一次赵连银带着民兵袭击敌人的据点，撤退时，又在路上埋了地雷，盖上草帽，丢下毛巾，敌人以为是民兵撤退时落下的东西，一掀草帽，地雷突然爆炸，当场炸死6名敌人。有时他们化装国民党正规军找大乡乡长要粮、要枪。走后敌人才知道是赵连银领导的五区区小队干的。敌人对赵连银是怕够了也恨透了，张贴告示，悬赏捉拿。

     民国36年（1947年）5月21日，赵莲银率领一个班到敌我双方控制区保卫第一次土改成果，宣传我军战略上即将反攻，使广大农民坚定我党必胜的信心，当走到七堡村与高堡大乡还乡团遭遇激战了两个多小时，敌人超过我军两倍，赵连银恐怕和敌人死拼对己不利，主动撤离了，退到百姓营吃了饭，又奔里虎沟的留家山种地方休息，立足未稳，人困马乏之际，四面突然响起了枪声，意识到是敌人的正规军，他命令14名武装同志边还击敌人，边向山上撤退。子弹打光了，就在山头上与敌人进行肉搏。终因寡不敌众，15名战士全程度不同的负了伤后被浮。敌人对赵连银进行拷打，但是他始终坚持不屈，受刑之时他骂不绝口，敌人见硬的一套不行，就用软化的办法：封官、许愿、摆酒席，但是赵连银扔不低头。临终前，他用狱中的石头渣在墙壁上写了“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10个大字。

    民国36年（1947年）6月16日，敌人把他押到涿鹿城南桑干河岸，他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英勇就意。敌人把烈士头割下来，挂在涿鹿南关木杆子上，企图枭首示众，镇压革命，而适得其反。

冯之恩：（原怀来县怀来城人，后迁到涿鹿县五堡村），清光绪三十年（1904）生，牺牲于民国36年（1947）3月28日。

冯之恩1945年初参加革命工作，在怀来县政府做民政工作。

1946年10月，我军实行战略转移，暂时撤出张垣。怀来县政府机关转移本县常寨、杏林堡、常庄一带活动，冯之恩也跟随县政府机关一起转战。1947年3月18日拂晓时，杏林堡村也突然犬声狺狺，正在跟随县政府机关养病的三区民政干部张云同志睡梦中被冯之恩叫醒：“快走，敌人来啦！”张云同志翻身坐起来，顺手抄起枪问：“县领导呢？”“他们都突围奔北山去了”。冯之恩说罢掉头向外跑去，张云以为他追赶县政府机关。张云刚跑出村，这时天已亮了，看村东沙河南崖下国民党兵蜂拥似地把杏林堡包围起来了。张云跑到北山以后才发现冯之恩没有出来。

他帮助张云突围以后，又通知其他同志。当县政府所有干部抢先一步摆脱敌人以后，他正要出村，却发现敌人把村庄包围了，他急忙返回村，藏在一位老乡家里窨子里，不料被坏人告密。敌人把老乡的小孩拖走，扬言如果不把共产党的干部交出来，就将小孩杀掉。他在窨子里听到敌人狂叫以后，大义凛然地走出来。国民党军官百般利诱、毒打冯之恩逼迫他供出县政府机关的活动情况。冯之恩宁死不屈。敌人抬出一口铡刀，限之恩三分钟内交待我党情况，否则杀害他。冯之恩同志面对敌人屠刀哈哈大笑，义正辞严：“我的头可以断，血可以流，让我变节，除非西山出日头！”

怀来县在根据地得到冯之恩壮烈牺牲的消息以后召开了追悼会，全国解放以后，在怀来城南街为烈士树立了纪念碑，藉以怀念冯之恩。

靳子川：1922年生，河北安平人，1938年11月参加工作，1938年4月入党，1938年1958年8月任张家口市委秘书长、市委常委，1960年6月任张家口桥西区委书记，1961年5月任涿鹿县委书记，1970年1月调张家口地委。在任期间对农村推行大牲畜饲养，提出办法，一、个人包养，二、集中分槽喂养，三、集体和个人互相结合喂养。农村农活提分工到户，一包到底为好，作法是责任到人，土地到户，包产到户，这在当时是非大胆的动作，严重违反的毛主席的农村政策，但却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产量和农民的收入，在三年困难时期，拯救了多少人的生命。为此靳子川在文化大革命受到批判，被划为胡、葛、谢集团，批判无数。                     

 靳子川回张家口后，一直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每月开支后自己的大部分都交了党费，用老伴的工资维持生活，靳的女儿在宣化工作，单位分福利房，女儿回到家中想让爸爸给说一下，靳说这个事我不能说，看你够条件不够，不够条件下次再说，退休后一次在外地工作的几个老战友要来张家口看他，他正不在，老伴一看家里过个坐的地方也没有，就让秘书上街买了一套便宜的沙发，不料靳回来一见就发了大火，狠狠地批评了妻子。一辈子坚持发扬了老八路的光荣传统。

李春林：1925年生，宣化县人，1944年参加工作，1943年入党。1956年任怀安县委书记，1961年任张家口地委农工部副部长，1962年任行署农林局长，1964年2月任涿鹿县长，1967年11月20日任涿鹿革委会主任。在全县建立合作医疗制度全民免费的医疗制度，修了桑干河军区大桥，在全推广种植大杏扁千亩以上达到三个。

吴景珍：1925年生，河北武强县人，1940年10月参加工作，1944年8月入党。1953年任河北省工会组织部副部长，1965年任赤城县委书记，文革后任革委会主任，县委书记，1970年9月任涿鹿县革委会主任、县委书记，1978年调张家口市。在任其间建成新的烈士陵园安葬烈士143个。县火化厂建成使用，下广线油路开工，开启十万亩大园田建设，县城南关大街，鼓楼南北，东西大街东段首次铺油，总面积13218平米，建成吉庆堡铁矿，开通了张家口至涿鹿邮电三路载波机，建成年产3000吨化肥厂，丁堡村建成一座三十五千伏安变电站。七一渠竣工使桑干河南边35000亩水浇地。县冷冻厂建成投产，可冷冻货1180吨，开通了西便门至汽車一条街，打破了旧县城的格局，为我县八、九十年代的城市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吴书记始终坚持良好的工作作风，下乡不座小车，总是自己骑车，办完事到老乡家吃派饭，吃饭付粮票、饭费。有几次乡里给按排了饭，他不吃，其它领导们说他不吃咱们吃一拥而上大吃大喝。那时县城就一家门市卖肉，有好几次吴书记的女儿和我们一起排队，是现在的领导们应该学习的榜样。

李志城：（一）一九二一年农历六月二十五日出生在河北省承德地区隆化县城镇下洼子村一个教育世家。在阜新市东良县的热河省立初级农校，学习五年，一九四四年毕业。正当他掌握了一定水平的农业科学知识该为家乡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政局发生了变化。在他毕业的第二年，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人民遭受八年异族蹂踊之苦，正要从水深火热中挣脱出来的时候，国民党军队侵占了东北和热河，抢走了胜利果实，人民群众又被推进了痛苦的深渊。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们只知压榨百姓，中饱私囊，追逐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骄奢淫逸的生活，哪管劳动人民的生死?反动政府热衷于镇压人民的反抗，打内战，哪管发展农业生产?李志城徒有农科技术，却找不到施展才能的地方，他徘徊、迷惘、傍徨。为了养家糊口，一九四六年冬到了沈阳，在堂姊开的一家复兴餐厅当了记帐员。

解放了东北，相继解放了承德地区。国民党反动政权土崩瓦解。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厂毅然进人共产党领导下的沈阳农学院专心学习。三月份被保送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革大是李志城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象在茫茫大海任凭波涛摆弄的一叶小舟，突然发现了岸边那光芒四射的桅灯，他认清了自己的位置，看准了前进的方向。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他那年轻的心灵上点燃起熊熊烈火。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奋斗宗旨为他指明了前进方向。

七月份毕业，分配到原察哈尔省农林厅任农业技术员。他满怀兴奋积极工作。一九五O年农林厅成立了农业技术推广所，下设若干组，李志城工作积极又有专业特长，领导上任命他为第八组组长。他组织全组同志经常到各县推广农业技术，曾到坝上各县推广小麦、筱麦拌种技术，到涿鹿县为苏联调运优质谷种，还推广灭虫技术，组织并指导农民群众捕捉“洛虎子”、“二十八星瓢虫”等害虫。

一九五二年三月，李志城调到涿鹿县农业病虫害防治站任站长，第二年改为农业技术推广站，一九五四年该站合并到实业科，改为农业技术推广股，他任股长，实业科旋又改为农林局。当时解放不久，传统的种植观念紧紧束缚着广大农民，有些地方封建迷信严重，种植方法守旧落后。李志城所到之处宣传科学种田道理，推广农业生产技术，施行浸种拌种，防治病虫害。

正当老李情绪高涨，大展其才，为农业科技的应用和普及做一番事业的时候，万万没料到，一场政治风暴把他卷了进去，改变了他的人生位置，改变了他的事业追求，政治上、经济上遭受了长达二十多年的不公正待遇，思想上、心灵上受到了重重的创伤，他失重了。

(二)一九五七年党内整风，号召党外人士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李志城出于对党、对革命的信赖，发表了一些实事求是的言论，出乎意料，因为这些竞使他这条人生航船却撞上了暗礁，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九五八年二月二日被遣送大塘湾农场的劳动教养所监督劳动，改造思想。管理人员看到李志城干活实在又有农业科技知识，就让他负责农业技术工作。在这里种植大田作物。他们修整土地，整治渠道，播种、浇水、锄草、施肥，老李既负责技术指导，也是普通劳动者，什么活他都干。

他细心观察各种农作物的生长状况，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发生了病虫害，他细心研究，多次试验，寻求消灭各种病虫害的有效措施。浇水、施肥都探寻适当时机。他试验、观察、记录，总结出成功的经验。在他精心管理下，各种作物都生长发育得比过去好，获得了高产。

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年半劳教期满，他既没有了公职，也没有了家庭，思前想后没有了存身之地，不得不同意农场安排，留场当员工，好在还是搞农业技术工作，这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他下决心重点钻研水稻生产，先改变了漫田撒籽为育苗插秧的种植方法，而且把育秧床和插秧苗的时间都提前了。这一改革当年见效，亩产增加一百多斤，由过去的四百多斤提高到五百多斤，两千多亩稻田增加产量二十多万斤。后来他又引进当时的新品种京租一O七、松辽四号、松辽一号，到一九六九年取得亩产平均六百余斤的好收成。

李志城在农场还当过炊事员，管过马车队，不论做什么都表现了他那种固有的细心韧性认真负责的精神。领导器重，群众赞许，他本人也以支付的才智和操劳换取了社会的认可感到分外惬意。所有这些，使他逐渐扭正了倾斜的感情和失重的心理。正当他从痛苦的精神旋窝中挣扎出来，认准了堤岸拼命游过去的时候，又一个大浪向他蒙头盖脸陡然打来。

(三)一九六九年四月份，林彪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党夺权、迫害老干部的需要，发布了罪恶的“一号通令”，到处搞疏散人口，劳改部门更是疏散的重点，李志城当然也属疏散对象。在涿鹿县他已是无家无业孑然一身了，决定回承德地区隆化县老家，投奔五叔李武怀。可是走了两个月又带着开出的户口返回农场，出笼的鸟又飞了回来。原因是老家政府拒绝给他上户。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非颠倒的年月，没有户口就意味着没有工作，没有口粮，不能生存。农场领导同意还留他在农场当技术员。没过多久，上面还是不答应，让彻底清理，农场还是留不住，他被疏散到本县小矾山公社椿树沟大队当社员。

这个小山村居住着三十多户人家，九十多口人。耕种着三百五十多亩贫瘠的坡地，经营着一百九十多棵水果树。自从实行大集体以来，全村人种的粮食不够养活自己，每年都需吃返销粮四万斤，国家下拨救济款一千四百元。村中原有近二百口人，男青年一个个到外乡去当倒插门女婿，女青年嫁到外村，有的还带走全家人。几年来村中没有一家娶来的媳妇。剩下的那些没有门路的人还在这里过着那艰难贫穷的生活。

    一九七一年七月份，他二人又分到村里的果树队，负责酸枣嫁接大枣的工作。在那沟旁坡畔的酸枣丛中，把酸枣枝叶削掉，再把大枣枝条嫁接上，干了一个月，嫁接上千株。可惜后来队里不重视，管理不善，没有收到应得的效益。老李看到这些不挂果不长枝叶的果树，又心疼，又着急。他找来有关果树栽培与管理的书籍和资料，细心钻研起来。他又仔细观察每株病树的树干和桠杈，他终于找出了原因:树的上部生有无数天幕型毛虫和介壳虫，树干患有病毒性串皮干和腐烂病。

他向人们讲清果树发病的原因和治理办法。他对生长在不同温度、不同湿度的病树上带病虫的树枝，配制浓度比例不同的药水分别进行杀灭试验，还对不同季节长成不同长度的病虫采用不同的药剂进行杀灭试验。最后选出最佳节令、最有效的药物来杀灭这些害虫。

对患有串皮干和腐烂病的部位，老李指导人们狠狠刮掉，把刮下来的树皮烧掉，避免蔓延传染。为了配制最有效的药剂，他曾数次到涿鹿果树场同那里的技术人员交换意见共同研讨。经过李志城同志的精心研究反复试验，社员们按照他的办法，在他的指导下认真治理全村果树，最后终于消灭了病虫，治住了病毒传染，大多数病树又焕发了生机，出芽长叶结果，增加了经济效益。每年春秋两季，李志城还把自己芽接的小树移栽到适当的地方。几年来经他新栽活的果树有六百多株。旧果树病愈复苏，新果树茁壮成长，水果产量逐年增多，人们的收入也随着逐年提高。

椿树沟贫穷而又偏僻闭塞，人口少，文化落后，生活清苦。李志城却看到了这个村子的优势和前途。他认为，只要种好沟底那些较平的耕地，就能满足全村人吃用，利用山坡坎畔大量栽培果树，把漫山坡的酸枣都接成大枣，并加强科学管理，定可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他常向大队干部和群众讲述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但在那“以粮为纲”，大批资本主义思想的社会条件下，加之他本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尽管说得再好，人们也只能一听了之，不会采纳的。真所谓“人微言轻”啊！老李并不因此减弱他对椿树沟的热爱，他依恋着那些勤劳朴实而又贫穷的乡亲们，依恋着那条山沟里的一草一木。……

一九七七年五月八日，大塘湾劳改农场又派人把李志城接回来，继续担任农业技术员。他被分配到一中队，负责旱田的农业技术工作。他深深懂得，要想提高粮食产量，籽种是重要的因素。这年秋后，他指导人们搞农田加工，并从外地调回晋杂五号、忻杂五号高粱种。一九七八年试种，经过精心管理，适量适时施肥浇水锄草，当年就取得丰收。玉米亩产达一千三百斤，高梁达一千二百斤，兼管的一部分水稻亩产达一千二百斤。受到农场领导的表扬。

(四)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弥漫多年的不正常的政治空气得以驱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恢复了，祖国大地处处是春天，人们在和煦的春风吹拂下为建设四个现代化而奋发努力。一九七九年三月，党和政府给李志城彻底纠正了错划右派分子的问题，使他重新获得了人的尊严和价值，恢复了主宰生活的权利。他对党感激涕零，报效祖国的心愿更加强烈。这时他已五十八岁，他没有去想“老之将至”，也不去想二十多年的不公正待遇和那数不清的恩恩怨怨，他想的是如何以自己的才干同人们一起建设更加美好的生活，只想以加倍的努力补偿白白流逝的岁月所造成的损失。在他恢复公职的第二天，县政府领导找他谈话，让他重新挑起推广农业技术的重担，他无比兴奋和激动，慨然允诺。农业局领导交付他发展全县水稻生产的重任，他欣然同意。任务接受了，施展才干的道路为他铺开了，如何才不辜负党的信任和人民群众的期望?他的心中是有谱的。李志城拼命地阅读有关水稻生产的资料，以科学理论武装自己。他询问同行，实地考察，到外地参观，掌握实际情况。

当他发现当时全县水稻生产发展缓慢，落后于外地的时候，他越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十年动乱，水稻被贬为低产作物，种植面积由原来的四万亩缩减到不足两万亩。与科研单位联系不多，同东北、唐山等地相比，不论在品种上、栽培技术上，还是在产量上都相差一截。面对这种状况，老李痛心疾首，心急如焚。淬过火的钢更加坚硬。李志城不示弱，不服软，下定决心把目前水稻的新品种、优质高产先进科技应用到涿鹿，使涿鹿县的水稻优质高产赶上全国的先进水平。这是他自定的奋斗目标，也是他的愿望和追求。他把张家堡、郭庄等四个乡的十二个大队选作试验示范点，开展水稻生产的科技研究和试验。他曾率领十几个公社的社队干部和青年技术员到外地参观，学习先进的水稻栽培技术。仅一九七九年就两次到抚宁和东北等地参观学习。他们还曾多次到北京中国农科院、辽宁水稻研究所、抚顺市农科所、吉林水稻研究所以及抚宁等地拜师取经，引进新品种。

李志城以张家堡公社的农业科验场为基地，进行水稻栽培科学试验。从一九七九年三月份恢复公职就来这里抓技术指导，开展科研活动。他狠抓种子、育苗、管理三个环节。这个农场在李志城及其助手、场长赵万明(农业技术员)的精心治理下，有着很好的条件。房舍三十多间，有办公室、宿舍、伙房、工具室、粮库，还有鸡舍、牲口圈、草房等。

有从各村抽来的农民一百零三人，种植着二百多亩水稻试验田和良种繁殖田。农场设有化验室，配有各种化验仪器，化验土壤、肥料、植株，还有气象预测设备。农场饲养着三千多只鸡、五百多只鸭，还有家兔若干。农场每年调出优良稻种五万至七万多斤。这些良种都是从外地引进，经过对比试验，小区示范，然后才繁殖推广。李志城先后引进的优质稻种有:中丹一号、中丹二号、中丹三号、沈农一O三三、中作七五、中华二号、中引一七七、清杂五四、辽粳五号和秋光等十八种之多。

仅以一九七九年引进的中丹二号为例。当时调回一万六千斤，经翌年栽培试验证明，这个品种具有抗稻瘟病、抗倒伏、产量高、食性好、到成熟期依然枝青叶绿等优点。八亩半种子田平均亩产一千零九十四斤，其中二亩丰产田亩产一千四百三十六斤。单家堡大队一千三百亩稻田一九八O年都种中丹二号，在李志城的技术指导下，平均亩产八百斤，比上年每亩增产一百九十五斤，总产增加二十五万三千五百斤。

超水稻生产历史最高水平，为全县树立了水稻高产的典型。取得这么大的收成不是轻而易举的。在种植管理过程中老李花费了无数心血，付出了极大的辛苦。丰收后，他及时总结了栽培这种新品种的经验：育种时的种子处理，适当稀播，调节床温，科学浇灌，插秧时的宽行密株，适时适量施肥等。为发展水稻生产，老李没日没夜地滚战在稻田里，和农场的社员们尽心竭力地拼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九八一年十月份评定技术职称，被评为农艺师。

一九八一年三月，李志城被选为县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又被选为县六届政协委员会副主席。他不以职务的升迁而影响对事业的追求。他感到领导上对他越信任，自己对人民群众的亏欠越多，只有多做贡献才能心安理得。为使水稻生产在全县达到优质高产，他自愿到东小庄公社的双树大队蹲点。他同第十生产队签订了水稻生产的联产承包合同。过去这个大队年年种水稻，产量一直超不过五百斤。合同规定，生产队提供二百亩土地、劳动力、肥料和水，李志城负责籽种和技术管理。收获后亩产达不到七百斤，李志城拿出年总工资的百分之三十作为赔偿费，超过七百斤，生产队拿出超过部分的百分之三十给李志城。

李志城带来中丹一号、中丹二号稻种。三月底未等解冻就整地修秧床，四月七日开始种籽养稻苗，覆盖塑料薄膜。他每天观察、记录稻籽发育生长情况。什么时候揭膜，什么时候盖膜，社员们都听老李的指导。秧苗育成后，老李让提前插秧，行距、株距都有新的要求。什么时候追肥，追什么肥，什么时候浇水，浇到什么程度，都由老李决定。成熟后，二百一十五亩承包田平均亩产七百五十斤，有些地块亩产达一千斤。按照合同规定，应奖励老李稻子三百二十二斤半，但老李颗粒不要。

他说:“我与你们搞承包，是为了彻底改变老一套的水稻种植方法，推行科学种田，探寻水稻优质高产的道路。经过今年的种植实践，让大家改变种植方法，夺取连年丰收。”接着他给大家讲了早养床，早插秧是为增加稻苗的生长时间，正确使用地膜，能保证秧苗正常发育成长，保证成活率，适时适量浇水追肥，能保证稻苗健康成长和增多植株分蘖。所有这些都打破了传统的老框框，都是提高产量的有效措施。

第十生产队的丰收经验，对其他各队都是个振动，新的科学栽培水稻方法很快得以推广。现在水稻产量都达到千斤以上。大米饭成了这个村的主食。大人小孩都感念老李，他们说:“吃上大米，想起老李。”这代表了涿鹿人民对李志城同志的想念，对他本人来说，也是最大的慰藉。

    李志城在同双树十队搞水稻生产技术承包期间，没有放弃单家堡科验场这个基地，也不忽略其他村的水稻生产。每天他东奔西跑到各村调查指导，发现病虫害，及时提出治理办法。他在县里担任着领导职务，经常通知他回县开会。他又不耽误开会，又要指导生产。有时他从双树骑车三十里到县开一天会，晚上再返回科验场。

县里派车接他开会，正赶上他有事腾不开手，打发空车先回县，等处理完工作再骑车回县参加会。他在单家堡科验场七年多，究竟每天跑多少村，跑多少路，解决多少农业生产科技问题，没有人统计过，他自己也没有完整的记载。

李志城与人交往，宁可自己吃尽苦，不使他人受委屈。不论他处于顺境，不论厄运压顶，他都勇于助人，真诚待人，不求怜悯，不图报偿。在他的天平上，事业的砝码总是超过家庭、个人的砝码的。对事业的使命感铸成了坚强的生活意志，奠定了他特有的人生信念，湮没了现实生活给他造成的孤独、傍徨、困惑、忧伤和悲怆。命运之神把他抛入困苦的深渊，他借助忽隐忽现的事业火花攀援而上，并从中寻求安慰和欢乐，追求幸福的奉献。这种精神也反映在他的婚姻观方面。

他一生结婚四次，都是悲剧性的结局。第一次是在他青年时代，妻子因产褥热死亡，出生两个月的稚子相继夭亡。他以进入革命队伍，找到了正确的生活道路的幸福感遏制住妻殁子亡的哀伤。第二次是在他被打成右派之后，共同生活了五年之久的妻子连同两儿一女同时离异。他不愿以自己政治上的不公正待遇牵连妻儿子女遭苦难，断然同意妻子提出的离婚要求。可以想见，这是一场理智与感情的激烈的斗争，他以坚强的毅力战胜了感情上的极端痛楚。这些前文皆有叙述，幸福的小家庭破灭了。当他获得了人生的适当位置，恢复了人的尊严之后，自然也会希望有个充实的生活，建立个美满家庭，享受人人都该有的天伦之乐，弥补心灵的创伤，毕竟他也是个血肉之躯，有着人们都有的七情六欲呀！正当这时，好心的同志们为他介绍了一位农村孀妇，于一九七九年腊月结为伴侣。

但婚后由于彼此之间的生活方式、人生追求、性格特点以及道德标准有着很大差异，老李虽然付出了一定的经济代价，但这种夫妇关系仅维持了七个月便又分离而去。一九八0年腊月，又经同志们撮合，老李同一位知识分子的遗孀结合了。这位女性也曾有过与老李相近的生活遭遇，他二人互相抚慰，相濡以沫尽度终年。仅五年，这位女性却被突然发作的疾病夺去了生命，先李志城一年零三个月奄忽而逝。老李痛哭失声，一幕幕婚姻悲剧在他脑际回旋。“为什么家庭的不幸偏偏都落到我的身上?”他默默地思念着。当时他已六十五岁，他清楚地知道，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家庭破灭了！”……

李志城为发展涿鹿县水稻生产对水稻种植区的自然条件进行了多年考察研究和科学实验，占有了大虽数据，为夺取水稻高产奠定了基础。他的研究结论是：涿鹿属低山盆地，平均降雨量为350-500毫米，全年无霜期133-141天，有效积温3185-3400度，适宜水稻种植地域集中在桑干河与洋河之间六万多亩这块三角洲上。这里多为淤洪灌地，土壤肥沃且粘重下湿盐碱。

李志城在连续三年得取水稻亩产超千斤的基础上，为争得优质再高产，又从引进的十八个新品种中筛选出辽粳五号新品种。这个品种有抗病、抗倒、耐低温的特点，适宜我县种植。经一九八三、一九八四两年试种均获高产，一九八六年在能种水稻的四个乡布点种植，都得到一千二、三百斤的好收成。同年，他根据中央“发展名特稀优农产品”的指示精神，在单家堡农场试种了新引进的六个香稻品种。其中“京香一号”、“新香糯一号”和“涟香一号”三个品种试验成功。这三种稻米，在水中煮沸就溢出醇厚的香味，吃到嘴里又香又甜，确实是稀有的优质稻米。就在老李正要开始大面积种植优质香稻的时侯，竟被万恶的病魔压倒了。

其实，一九八六年秋李志城就觉察到自己有了病症。食欲减退，肢体消瘦，困乏无力，肝部经常疼痛。对此他没有介意，毫不理会。九月份又带领年轻的农业技术员们到东北参观学习，调种。他不会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调种了，没有想到癌细胞正在他的肝脏潜滋暗长，吞噬着他的躯体。他们途经北京，到中国农科院拜师，又连夜乘车奔赴沈阳，到达沈阳已是次日中午时分。他带领大家住进旅馆，然后征求大家意见，是到浑河农场，还是去辽宁水稻研究所；谁打算调种，谁是专为参观学习。

经商定，第二天到浑河农场参观。晚上得知，旅馆住宿费昂贵，每人每日八元，老李认为虽然都能回去报销但也不该多花公款。第二天早晨老李亲自托人联系到一家部队招待所，住宿费四元。大家迁入新住处之后，就乘公共汽车去距市内三十里的浑河农场。农场副书记、高级农艺师杨东升(沈阳市政协副主席、全国六届人大代表)接待他们。杨与老李是老相识，好朋友，非常热情。杨副书记亲自率领大家参观了他的实验田，然后到会议室座谈。杨询问客人们当地水稻栽培方法，介绍他自己的栽培经验，谈论各种优良品种的特性，自然也会联系到有关土壤学、气象学一些知识。杨东升同志真不愧为高级农艺师，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大家听后深受启迪获益匪浅，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座谈之后，馈赠每人一本他编的书，内容是介绍辽粳五号水稻的特性及其栽培方法。

第三天老李率领大家到辽宁水稻研究所拜见了祁一行高级农艺师，学习了农科知识，参观了新品种水稻，定购了新品种稻种。回到市内住处，老李已是疲倦不堪了。他浑身无力，面色苍白，头沁虚汗，饭食不进。他没有力气率领大家完成这次东北之行的全部计划，不得不放弃到抚顺市清河县前进大队参观学习的机会。

几天后精神稍有恢复，老李返回涿鹿县。回县后的第二天又拖着疲惫的身体随同全体政协委员到南山区参观考察。考察完毕老李又应邀到江西省九江市参加农牧渔业部召开的水稻研究会。会上结识了不少全国各省(市)的水稻专家，学到了不少有关水稻优质高产的科学技术。

会议结束返回北京，肝部愈感疼痛，他已无力自身回县了。县政协张文录副主席专程带车到北京将他接回。恰在这时北京某医院一位肿瘤专家来涿鹿，经政协领导联系顺便为老李做了检查。检查结论是:患肝癌，已到后期，无法治疗。这个结论不异于五雷轰顶，惊愕万分，但愿这是专家误诊。怀着侥幸心理政协杨科主席亲自陪同到张家口、北京名医院找名医生再行检查，但结论相同。希望破灭了，只好送进本县中医院，千方百计地减轻他的痛苦，延长他的生命。

但凡相识的人谁都不信这位可亲可敬的农艺师，这位“历经坎坷无报怨，一心只想做奉献”的老知识分子竟会患这种不治之症。李志城本人也不相信自己的生命已经到了极限，他仍以超人的毅力与难忍的病痛做着顽强斗争。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一心牵挂的是试种和推广从东北新引进的水稻种。一九八七年三月份，他把单家堡村党支部书记赵万明(李的助手、原任农场场长)找来说：“你种不种新调回的水稻?你答应我。你要不愿种，我让卢堃缘(涿鹿县种猪场场长、老李的好友、畜牧兽医师)给种……”

在他患病期间，县级党政领导数次探视，地区党政领导也曾看望他，安慰他。但这时的老李只能以断断续续的喃喃之声和微微点头表示心意了。他两眼含着泪花，这是感激之情的自然流露。他毕竟没有战胜病魔，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四日十四时四十分，农艺师李志城带着对农业科技事业奉献之情未竟的遗憾溘逝而去，终年六十六岁。

李志城同志与我们永别了，但他对人民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对事业的追求，永远激励着后人。他为发展水稻生产，确保优质高产做出的贡献永远铭刻人心。从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七年四月谢世得到全国、省、地、县的表彰和奖励，这是对他的永恒纪念。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张家口地区科技协会授于《优秀建议》证书，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涿鹿县委、县政府授予《八一年农业技术联产承包》奖;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河北省政府授予《八一年在农业技术中成绩优异》奖状;

一九八二年五月，河北省科技协会授予《热心科普活动》奖状;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应邀出席河北省各界人士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会，受到表彰，

一九八三年一月，张家口地委、行署授予《八二年度先进工作者》光荣证；

一九八三年七月，河北省科技协会授予《八二年度优秀建议》奖状及光荣证书;

一九八五年一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授予《在农村科普工作中成绩显著》荣誉证一书；

一九八五年二月，涿鹿县委、县政府授子《八四年度优秀知识分子》表彰证书；

一九八六年四月，涿鹿县委，县政府授予《八五年度科技系统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

一九八七年一月，涿鹿县委、县政府授予《一九八六度模范工作者》称号，一九八八年三月补发了光荣证书及奖品。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每个执政者追求的目标，但每个执政者又面对着自己所处的时代，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执政者只要顺应了时代，顺应了人民，他必然作出符合时代的要求，符合人民需要的业绩。以上这些执政者，父母官们，顺应了时代，顺应了人民的心愿，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的工作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我县也大力地实行了改革开放。这以后的县委、县政府，先后开发建设了皇帝城遗址公园，新建了合符坛，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祭祖的重要场所。

    近年来，涿鹿县紧紧围绕城市发展目标定位，进行超前布局、统筹安排，以打造疏朗大气、视野开阔的城市新形象为目标，编制了《城乡总体规划》。按照“南跃、北延、西限、东扩”的发展方向，拉开城市框架，主城区面积由4.5平方公里扩大到50平方公里。

      路直了，阔了。县城路网由6年前的4公里增加到60公里，最明显的变化是：原来只有几条很窄的“丁”字路，现在修成有：南北贯通的东环路、人民大街、合符大街、建设街；东西链接的有：隆都路、轩辕路、东风路、一干路。道路的开通，一改过去出城难、进城更难的状况。

   街道宽阔，纵横交错，路树排排，灯杆行行。县城美容师每天辛勤地美化着这个城市，县城绿了，净了，美了，亮了，颇有一点新型城市的味道。

  楼多了，高了。县城的街道两旁高楼林立，商业楼、办公楼、居民楼，一幢幢、一排排，四层、五层、六层......直到十七层，栉比鳞次。截至目前，涿鹿县老城区三分之二实现了拆迁改造，县城居民的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人口规模达到8万人，城镇化率达35。2%，较“十一五”初提高了13个百分点。县城建起一片片新型的生活小区，一排排住宅楼拔地而起，全县建成精品住宅小区就有20多个，设备齐全。怡馨家园，温馨家园、鑫馨家园、人才家园、府庭花园、荣庆家园；祥和苑，易和苑、鼎越瑞福苑；幸福小区、轩辕小区、合符小区；东方府城、太阳城。阳光新城......一个个建筑群高低错落，整齐有序。一块块草坪、花坛点缀得环境秀丽、雅典，委实让人感慨万千！就是那些在大城市见过世面的人来了也大开眼界。

   活动场地多了，靓了。在城镇化建设中，将生态宜居与文化韵味相结合，彰显出城市鲜活的“灵气”，彰显着涿鹿的历史积淀和风貌韵味。为体现城市的地方特色、文化理念和人文特色，大力实施“文化兴城”战略，结合本地历史文化和特色优势，将三祖文化、桑干河文化元素融入其中。桑干河美景重现，一河带两城，风光无限。

   县城增添了固定的文化娱乐场所，有老干部活动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宣传文化中心。特别是室外休闲生活场所，更是热闹非凡。当清晨刚刚露出晨曦，每个健身场所的身影就多了起来。在文化广场、怡馨广场、东环公园、东兴公园，练拳的人们在舒缓的音乐中体会着太极拳带给他们的悠悠之情；老太太们聚在一起，有的扭大秧歌，有的跳扇子舞；在青年男女中，羽毛球爱好者挥拍打球，在晨光中，洁白的羽毛球在空中飞舞；还有踢毛键、跑步的，男女老少在这里尽情地调动周身的每一块肌肉，让活力从体内迸发出来......这些活动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健康，更给人们带来了沟通的方式和心灵的愉悦。

  公益环境改善了，漂亮了。新建成的县医院，给患者提供了优越的看病环境；合符小学、实验小学、初级中学，涿鹿的最高学府---涿鹿中学都迁进了新址，校园漂亮了，学习环境改善了；县首脑机关--县委、县政府从旧院搬进了新楼。古郡写字楼建设、大市场的开发，商业街的开通，各类商店、购物中心、超市的建设，大大促进了商贸的发展，更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为适应旅游业，县城大街小巷开设了不少宾馆饭店。我穿街走巷进行不完全统计有50多处。特别是轩辕大酒店、梅地亚中华大酒店、开元商务宾馆，这些上档次的宾馆酒店，提升了县城的品位。

   还有好些诗情画意的休闲去处、度假村、生态旅游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特别是桑干河两岸的开发，将来一定会成为涿鹿靓丽的地方。

   完成了全县近百家工商等企业的改制，新建l了工业园区、科技孵化园。大型超市、商场十多个，电子商务遍及城乡，积极招商引资新建各类工厂二千九百余个。改善丰富、提高人民生活。

农业方面：创建省级现代蔬菜产业园两个，市级蔬菜标准园四个。成了各种专业合作社五十六个，各种蔬菜大棚三千六百个，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全县农村焕然一新，充满了活力。

    我县新县委、县政府的父母官们，工作千头万绪，只要牢记党的宗旨，紧跟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紧紧依靠我县三十多万人民，就能作出比前任更大的成绩。如果按现在思路在二0一六年全县消灭贫困，进入小康社会，你们将功德无量，永载史册。

作者简介：薛春孝，男，河北省涿鹿城关镇人，涿鹿县印刷厂原厂长，文化学者，工程师。张家口京畿民间文化历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历史研究会员，先后发表出版有《记忆中的涿鹿古城》《解放前涿鹿工商业概况》《闪宅旧事》《现在教育的奠基人王氏家族》《细说桑干河》《千年古县的诉说》等。非凡中国艺术社团特邀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