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汉代社会政治思想发展的过程，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其中贯穿着一条精神脉络，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生生不息的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以西周礼乐文化传统为基本依托，以孔子以来形成的儒家人文主义精神为中心，以仁爱、重民、修身与教化为主要思想内容。

这种伦理精神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结晶，其深刻之处在于，它来自于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深处，并凝成一种“集体无意识”进入到民族记忆深处；它形塑了民族文化基因，使传统思想文化具有了超越时空的顽强生命力。每当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偏离这种伦理精神的时候，我们的文化基因就会形成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自发干预和调整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

汉代社会政治思想整合与变迁的历史经验表明，这种基于文化基因层面的自我保护机制在汉代正式形成，并在以后的中国文明史上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两汉以降，魏晋六朝直到唐朝，期间不但爆发了玄学与名教的冲突，更有儒学内部南学与北学的争端，直到孔颖达主持修撰的《五经正义》问世，儒学一统的努力才算告一段落。

但几乎与此同时，佛学又开始悄然兴起。佛学兴起之初令儒学难以招架，韩愈领导的以恢复儒学道统为目的的古文运动就是又一次大规模的文化机制的自我调整。

但是，古文运动并不是一次单纯的思想运动，而是一场目的比较复杂的文学运动，其中虽然有针对佛学的动机，但目标既不专一，对佛学的回应亦不甚有力，故而维护中国文化伦理精神的重任还是要等到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思想家的出现。

宋代思想家们在吸收佛学精义的基础上创立了理学，并喊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口号，让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再次得以发扬光大。

由宋至明，儒学内部又出现了理学与心学之争，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暴露出各自的弊端，“终日言性与天道，而不自知其堕于禅学也。”（顾炎武《日知录》卷七）清代朴学的兴起是对宋明理学后期偏离中国文化伦理精神的一次纠正，但自身又难免再次陷入到汉代今古文之争的冲突模式之中。

晚晴以降，在连续经历过西学的冲击、新文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之后，中国传统文化迎来了又一次更艰苦的涅槃过程。

在西方思想文化与现代科技革命的连番冲刷之下，我们如今面临着更严重的传统价值观的失守与民族文化精神的迷失的双重危局。

我们的文化基因还有能力进行自我修复了吗？现代中国的伦理精神还有没有可能再次回归到传统上来？现代伦理精神的重构又何以可能？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也是我们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