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上天人三策，船山以为存三代之精义，然也。道自秦而降，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汤武王道，以德行仁也，仁本于诚；桓文霸道，以力假仁者也，仁出于利。王霸之辨，粹与驳，诚与利而已。秦则仁义无所假矣，自商鞅以来，以法为教，以力是竞，以诈相尚，无道也，是霸术也。周之君臣以义合，秦之君臣以利结。以义合者，君臣相保；以利结者，君臣相残。周之分封，其待功臣可谓厚矣；而为秦谋天下之功臣商鞅、范雎、白起、魏冉、吕不韦、蒙恬、李斯皆不免于放逐诛夷之祸，何秦君之寡恩而秦臣之愚耶！

无他，怀利以事君也，虽秦君之寡恩，亦秦臣自取之也。所为秦君谋者，皆非人道之正。鞅之黥公子虔，欺魏将卬，以严刑酷法治秦之民，白起之攻六国也，杀人百余万，长平之战，四十万尽坑之，书契以来之始见也！李斯为秦制酷刑，劝秦皇焚书坑儒，灭三代之王道，何其与殷周之贤臣相悖也！桀纣之佞臣不过于是！始皇修长城，而蒙恬兄弟阿意兴功。非孟子所谓逢君之恶，其罪大者乎？惟功利是为务，图一旦之富贵，则不计君之仁与不仁矣。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如此，则斥鞅等为民贼，抑何过哉！刑人，杀人亦多矣，不仁于人者，而欲使君无忌者，岂可得乎？呜呼！仁义之风荡然于秦之君臣，臣怀利以事其君，君亦利诱其臣，君臣之相与之道，惟出于利，利尽则恩绝，又何怪乎？岂独秦之君臣，六国之君臣亦多以利相亲也，春秋礼崩乐坏，而王道衰；战国争战以力，而仁义绝。天下诸侯皆无德，诈力足者胜，秦之灭六国，极诈力耳。此孟子所以谆谆而言仁义，斥功利，以尧舜之道贬时君所务之卑也。而时君皆沈溺于功利之习深，以之为迂阔而不行，见不及也，歆一时之利不顾后世之害也。世俗亦多笑其迂远，然观之于秦汉，秦以诈力取天下，又以刑威守之，乃二世而亡，远不及周，汉高祖虽不闻仁义，然所行者多近仁义，不嗜杀人，率以宽大，以覆秦灭楚，汉祚四百，周汉与秦之得失远迥矣。孟子曰：“不嗜杀人者，惟能一之。”真明验也。曰：“仁者无敌于天下”，又岂虚言哉！高祖非仁者也，不嗜杀人而已，而所取所得如此，况行仁义，必沛然如水之就下而莫能御也！而何困于匈奴，有平城之围，和亲之辱哉！

孟子曰：“不嗜杀人者惟能一之。”孟子常以尧舜之道说时君，皆不悟，而战国风俗之坏不可挽，亦知王道不可复兴，则其预后世君主之得天下，惟不嗜杀人而已。道之降也，孔孟之大圣大贤不能挽其逆流，终成秦之暴统，悲哉！三代以上，仁义足者王；三代以下，不嗜杀人者一。战国杀伐多，而戾气深，真如地之大旱而望雨露之降，屋之至暗而求灯火之明。高祖行宽大之法，秦之暴也，释子婴而不诛，赦秦民而不罪，秦法苛细，而矫之以简，约法三章，杀人者死，非如武王之散鹿台之财，伐罪吊民，而秦民已悦矣，久受其暴，稍宽之，则感为大恩，戴为大德，雍齿之叛而不戮，其攻城也，惟以劝降为主，不以杀人为能，则项羽之攻城屠城，坑秦兵二十万，远不逮也，而韩信之贪功伐齐义死食其，亦不及也。势不及秦，力不及项羽，才不如韩信，惟其宽大，容纳豪杰，不嗜杀人而已，而天下归之，苏民之毒，得民之心也。

然汉矫秦之苛严，率为宽简，而礼乐不兴，不能望殷周之盛，高帝之疏，远逊汤武之文。鲁两生鄙高帝之德而以礼乐须待百年而兴，四皓亦隐居不事。贾谊劝文帝兴礼乐，而文帝崇黄老无为，谦让不遑。至孝武立，知崇儒，董仲舒劝之继周，复古更化，然惜其不醇，武帝亦用之不终，而三代王道，遂不可复兴，岂人之不臧，抑时不可也？

董子虽未能佐君兴王道，而其策首重太学，以涵育人才，实甚秦之以法为教。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知本也，请折中于孔子，知圣也。诸子百家出于道术之裂，皆有所蔽，老庄高矣，而不正；荀子正矣，而不醇；孟子醇矣，而不全。惟孔子修六经，集群圣之大成，仁智不蔽。高矣，正矣，醇矣，全矣，无有过矣！群言淆乱，战国之竞难息；秦以法抑之，而适以相激。黄老之无为，而有和亲之耻，文景之治，而有淮南之逆，七国之乱，非表彰六经，折中孔子，何以平乎？行之千年而不易，仲舒之有大功于圣教也！今人或非其尊儒而伤百家，为文化专制，则若战国之百家争鸣而乱不已为然乎？百家本出道术之裂，王道衰而异端横议，罢百家而彰六经，返本以救末也，折中孔子，以圣学统异端也。且虽罢百家，惟不以为官学而已，不禁于民间流行，岂如秦之焚百家言而以法为教，坑术士，耶教之一统欧州而烧哲学书，杀异教徒之为暴乎！表彰六经，尊孔子，董子之功也，武帝之卓识也，王道未有尽泯，华夏赖以久立，今人乃以为罪，固近代国衰，以儒为垢，蔽于一时之成败，而不知千古之得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