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异地封存

前几天在学校办公室翻读《洛阳日报》，第三版上是什么东东让记者们用了几乎是一版的篇幅来做报道？仔细一看，原来是关于一则“景教”的，原文是这样描述的：

昨日从龙门石窟研究院获悉，继2006年洛阳发现对世界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之后，又在龙门石窟西山红石沟北山崖新发现一处刻有清晰十字架图案的唐代景教瘗穴。中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罗炤认为，此处发现的瘗穴与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洛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一起构成了景教最重要的遗存……

忽然想到，这不是和与中国麋鹿在英国的重现、大唐的《群书治要》在日本重新发现一样，不同属于一种被余秋雨叫作 “异地封存”的文化现象吗？

如果，你正在为因天雨而不能去旅游而发愁时，忽然听到了预报天气讲明天将会是大晴天时，这时候的你一定情不自禁开怀大笑的；如果，当你在旅行的途中发现忽然路断了，你面临的是路下的滚滚洪流，但放眼一看，距你不远处有一座桥梁。你会怎么样？

这是我在读了一些报道后的感觉。

因为这咆哮的、非文明的、令人类的历史难以维系的洪水使文明胆战心惊，于是有的文明或有意或无意地通过异地封存的桥梁得以继续。

先说说这被人称作“四不像”的麋鹿吧。

大家都知道因这麋鹿角似鹿非鹿、头似马非马、身似驴非驴、蹄似牛非牛而得 “四不像”，从出土的化石看，古代麋鹿广布于我国华北、华中各地，一直得十九世纪中叶一个叫大卫的法国神父发现了这这种动物。后经鉴定是一个新鹿种。后来欧洲人终于得到了麋鹿。可是在麋鹿的故乡——中国，经十九世纪末叶的战乱、水旱等天灾人祸灾，麋鹿从此在中国绝迹。

侥幸流落到欧洲的少数麋鹿，被英国一位叫贝福特贵族收集起来，养在他的庄园中，才使这个物种在世界上幸存下来。1985年，贝福特公爵的后代塔维斯托克侯爵与北京市政府、中国国家环保局协议，分两批送还共38头麋鹿，这样，一个在中国原产地已经绝了迹的一个世纪的物种，又被重新引进回来。现在，这群麋鹿安然地生活在这里，生息繁衍，在世界野生动物保护的历史上，写下了成功的一页。

这些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四不像”们，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生物学意义，在文化意义上，它们的回归，既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也是向公众表达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之可能性与必要性的重要范例。

再来说说这个“景教”吧。

景教原本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它的大主教聂斯脱里因主张基督具有神和人的双种属性，被正统派斥为异端，处以死刑，他的信徒逃亡东方，得到波斯国王保护，成立独立教会，与摩尼教、祆教共同形成波斯当时的三大宗教，流行中亚。另外一部分继续向东，于公元六世纪左右传入中国。不久，唐太宗就下诏，出钱在长安建了座波斯寺。玄宗的天宝四年（745年），玄宗皇帝下令把“波斯寺”改名为“大秦寺”。这就是大秦寺。现有吐火罗人伊斯出资在长安义宁坊大秦寺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证。还有敦煌遗书中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也是景教在中国流传的宝贵资料。现今，有在龙门石窟西山发现的唐代景教瘗穴，更是为景教在中国的流行提供了有力的考古佐证。

其余的什么关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石碑记载、阿罗本带经书到长安、由房玄龄迎接，获唐太宗李世民接见、随后太宗下诏准许景教在中国传播等等的，史上均有记录，我不是复印机，就不一一赘述，我想说的是对这种文化现象的一些思考。

一种文化思想的传播，可以在因外因中断之时，采用异地封存（余秋雨语）的样式保存，是需要一定前提条件的，一是异地封存政治当权者对各种文化的宽容，二是当地的文化环境合适。那么让我们来看看《群书治要》这部文献吧。

那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又和我说的“异地封存”有什么关系？

此书是唐代魏徵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在贞观初年时受命于李世民以辑录前人著述的一部谏书，其目的是要让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治要》“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呕心沥血、宵衣旰食数年，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就像英国汤恩比博士所说的那样，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的疑难杂症，只有依靠中国的孔孟学说。就是说拯救全世界的不是政治、军事、科技、经济贸易，而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中所蕴含的精神理念。《群书治要》正是汇集先贤智慧的文言宝典。由此可见此煌煌大作的意义。

然该史诗巨著却因雕版印刷尚未发明而未普及，加之唐末战乱致使此书至宋初已失传。好在，此书经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从此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经典。经过多代人共同努力，终于使这本书重见天日，实乃：“不幸之万幸”。

这里，我无意为日本唱什么赞歌，他毕竟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了太多的苦难，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个弹丸之国有意或无意间使得这部中国历史上第一套按照经、史、子、分类的可说得上是唐朝时期的“四库全书”得以保存。

我们为什么没有把这“国宝”级的历史文献保存好，反而从日本得以回归？

让我们再回到前面的那个命题：一是当政者对各种文化的宽容，二是当地的文化环境合适。大唐王朝提供了宽容、合适这样一种土壤，使得当时在欧洲有我无他、有他无我的各种宗教势力在当时的泉州共荣共存，随着宋、明程朱理学的兴起而一统天下，外来宗教和民间宗教都出现了向主流文化靠拢的趋势，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这一趋势使中华文化也就走向了单一。宋明以后至清王朝，一步步的衰落，首先是从思想领域的封闭、保守、禁锢开始的。所以我们在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如今习近平提出的“深化改革”的各种讲话，都是对这种思想的继承和再发展。

再看日本，在幕府时期全面推行学习中华民族文化的“大化革新”，包容中华文化，迈出了发展的步伐，但大家都知道，随后，“军国主义思想”一统天下，禁止所谓的“异端学说”的传播，这种衰败在思想上已是必然。如果日本现在还是死死抱定一种观念，还用一种思想、一种理念来辖制人们，那这个国家的路一定是越来越窄的。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能够让各种花朵在自己的花园中茁壮成长，能够让不同的思想、流派有得生存空间，方能使自己的民族光烛万年，薪火相传。

作者简介：党国斌，洛宁高中教师，喜爱文学，擅长散文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