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本涛

摘要：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深入挖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标识的传播度和影响力，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鄂州作为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自古以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湖北之根”、“武昌之源”，长江文化资源得天独厚，十分富集，底蕴厚重，是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湖北段的重要支点城市。本文拟从文化生态环境等5个方面阐述鄂州丰厚的长江文化资源禀赋，进而分析在其保护利用方面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从5个方面提出了高质量建设鄂州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鄂州市；长江文化；资源禀赋；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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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江奔流不息，从武汉顺江东下大约80公里，就到了长江中游南岸的湖北省辖地级市鄂州市——一座拥有

5000多年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都新城。鄂州自古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湖北之根”、“武昌之源”。楚王熊红和吴大帝孙权曾先后建王都与帝都于此，是著名的“中国古铜镜之乡”、“中国三国文化之乡”、“中国武昌鱼之乡”和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自古至今，鄂州临江而兴，鄂州人民临江而居，鄂州城在长江边，人皆江城人，所有的历史文化故事天然地与长江结下了不解之缘。源远流长的长江文化与厚重璀璨的鄂、楚文化，三国文化等在此风云际会，水乳交融，共同缔造了独一无二的长江中游南岸古帝都绝无仅有的历史文脉。

一、鄂州是长江文化资源重镇，是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

园湖北段的重要支点城市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波澜壮阔的辉煌史篇、精彩浩瀚的历史文脉、蔚然壮观的名胜古迹和异彩纷呈的民俗非遗等等共同成就了鄂州——这一长江文化的资源重镇，使之成为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湖北段的重要支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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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孕育鄂州长江文化的生态环境得天独厚

鄂州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是典型的滨江城市。万里长江蜿蜒流过，沿江岸线近九十公里，自古以来，水陆交通极为便利。鄂州区位适中，左控肥庐，右连襄汉，古谓长江枢纽，楚东之门户，距长江上游重庆市和下游南京市、上海市的水路距离都相差不远。鄂州襟江抱湖，依山傍水，山水资源十分丰富。市域有130多个湖泊星罗棋布，号称“百湖之市”。全国十大名湖之一的梁子湖，是湖北省容水量最大的淡水湖之一，是驰名中外的武昌鱼的故乡，90里长港连通樊口入江；西山、葛山、莲花山等山脉环抱市区，形成山环水抱之势，灵山秀水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是典型的山水田园城市和江南鱼米之乡以及正宗武昌鱼原产地。鄂州位于北纬30度，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土壤肥沃，气候适宜；动植物种类繁多，矿产资源丰富。得天独厚的文化与自然生态环境，孕育了鄂州源远流长、底蕴丰厚、独具魅力、不可替代的长江文化。

（二）谱就鄂州长江文化的辉煌史篇波澜壮阔

鄂州历史悠久，早在唐尧时曾为古樊国，夏为鄂都，商名鄂国，西周称东鄂。自春秋战国以来，始为东楚首府，继为鄂邑、鄂郡、鄂县，既是鄂东南的重要商埠，又是此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间数度成为古代帝王的都城，是名副其实的湖北之根、武昌之源。三国时期，鄂州作为吴大帝孙权的国都和陪都，几乎与东吴帝国相始终，是湖北省历史上唯一成为帝都的省辖市。两晋迄于宋辽，鄂州时为郡治，时为州府，始终是长江沿岸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重镇。纵观鄂州5000年文明史，至少有三段高光时段铸就成辉煌史诗，震古烁今，光照千秋。

古代——孙权建都。孙权（183—252年），字仲谋，东汉末年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建安6年（公元201年），18岁的孙权从亡兄孙策手中接掌东吴的统治权，一跃而为三国东吴之主。公元221年，孙权把东吴的统治中心从公安（今湖北公安）迁至当时的鄂县（鄂州），并改鄂县为“武昌”，取东吴“以武而昌”之义，且设置武昌郡，下辖武昌（鄂州）、下雉、浔阳、阳新、柴桑、沙羡等6县，东起今九江市，西抵今武汉市，是东吴最重要的郡治之一。这年8月，孙权开始修筑武昌城，即吴王城，城内建“武昌宫”，宫瓦以“澄泥为之”，可以制砚，“一瓦值万钱”（《寰宇记》）。宫中建的太极殿，就是孙权称帝时大会群臣的金銮殿。除了大兴土木、营建都城外，孙权还在武昌修筑道路，开辟“吴王岘”；设新兴、马头铁官，冶铜炼铁，铸镜，筑窑烧瓷；设立典农校尉、典农都尉，实施“军屯”“民屯”，大力发展农业；设置造船中心，建造“长安”等巨舰（可容将士3000人）；还广建佛寺，译佛经，大兴佛教。公元229年4月，孙权在武昌称帝，改元黄龙，立国号为吴。自孙权在鄂州首开帝业，到吴末帝孙皓再度还都，东吴经营武昌历55年之久。古武昌作为三国争雄的一个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作为东吴立国的第一个帝都，理所当然地成了跻身长江文明史乃至中华文明史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2015年4月，鄂州市被评为“中国三国文化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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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涌现武昌首义群英。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一举成功，鄂州英烈功昭日月。参加武昌首义的湖北新军中有近千名鄂州子弟兵，其中大部分较早就接受了推翻满清封建统治的革命思想。首义“三烈士”之首的彭楚藩慷慨就义，用鲜血和生命唤醒同胞；程正瀛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吴兆麟临危受命担任起义军临时总指挥，攻克了湖广总督衙署；马荣两次组织敢死队并任队长，在光复汉口的血战中英勇牺牲。此外，辛亥首义“四大金刚”之一的徐达明、首义炮队指挥陈国桢以及熊晋槐、胡廷翼、胡廷佐、万廷献、吕中秋等百余名首义英雄都是鄂州人。他们为国为民抛头颅洒热血，在武昌首义中建立了不朽功勋，其光辉业绩永垂青史，永远是鄂州人民的骄傲。

现代——诞生中共早期“建党三杰”。范鸿劼 (1897-1927年)， 鄂州葛店人。1918年入北京大学学习，积极参加和领导了“五四”爱国运动以及北方地区的历次革命斗争。1927年4月28日与李大钊同时被反动派杀害，牺牲时年仅30岁。刘伯垂（1887－1936年），鄂州段店人。1920年10月，刘伯垂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共产党湖北的第一个支部（亦称共产主义小组）正式宣告成立。他不仅是共产党湖北第一个支部的主要创始人，也是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先后参与领导了汉口人力车工人反对增加车租的罢工、武汉地区的“二七”大罢工。“八·七”会议后，刘伯垂调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年底，他躲过汪精卫在武汉的大搜捕，潜往日本。翌年回国，隐居上海，直到1936年因病逝世，终年50岁。赵子俊（1886年-1926年），鄂州华容人，初在平湖门外纱局工作，不久失业。1921年春，由郑凯卿介绍加入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全国仅有的58名党员之一。1922年由包惠僧介绍到广州从事军事工作。1924年春夏，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参加了第一、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1926年9月24日，在南昌牛行车站（现南昌火车北站）战斗中牺牲。鄂州“建党三杰”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和组织作用，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集中体现了伟大建党精神，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鄂州人民奋勇前进。

（三）贯穿鄂州长江文化的历史文脉精彩浩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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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晚期，南方民歌已突破了四言诗体的束缚，显示出自由而富于变化、多样而匀称统一的“南风”特征。鄂君子晳“泛舟于新波之中”而诞生的《越人歌》，风格清新自然，抒情委婉深沉，声韵柔曼轻悠，艺术表现高超，语言特色鲜明，与其后出现的楚辞几无二致，是南风楚歌的代表，被历代文人学士推崇备至，开启了鄂州长江文化浩瀚文脉的滥觞。战国中期，长江之滨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他正道直行，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以致被放逐而行吟泽畔，孤独涉江，在鄂州写下了“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九章·涉江》）的悲愤诗句。盛唐诗仙李白一生青睐鄂州，留下了《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送储邕之武昌》《武昌宰韩君去思碑并序》等许多不朽的诗文篇章。中唐诗人元结（719-772年），自号漫郎，客居樊上（今鄂州），既有楚狂遗风，又具屈子情怀，其诗作揭露时弊，反映民瘼，代表作《舂陵行》等皆作于道州（今湖南道县）任上。诗圣杜甫视之为同调并盛赞元诗。元结实为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先驱，因权奸嫉害，他辞官归隐于鄂州退谷、抔湖一带，写下了《樊上漫作》《招孟武昌并序》《退谷铭并序》等诗文，为鄂州文脉增光添彩。宋代的“苏黄”和陆游一起将鄂州古代的长江文化推向高峰。苏轼（1037-1101年），四川眉山人，生于文学世家，是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于诗、词、文、书、画诸艺皆擅的文化巨人，也是北宋以关心人民疾苦著称的政治家。乌台诗案后，当代学者余秋雨所谓苏轼“黄州突围”的主攻方向其实就在鄂州。他自称“轼谪居黄冈，与武昌相望，亦常往来溪山间。”（《武昌西山诗并引》）“及今四周岁，相过殆百数，遂欲买田而老焉，然竟不遂。”（《别文甫子辩》）“君不见武昌樊口幽绝处，东坡先生留五年。”（《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他每游鄂州必“意适忘返”，兴尽方归，甚至“往往留宿于山上。以此居齐安（指黄州）三年，不知其久也”（苏辙《武昌九曲亭记》）。苏轼在鄂州写下了《游武昌寒溪寺》《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武昌西山诗并引》《记樊山》《菩萨泉铭并序》等大量诗文，其中，“忆从樊口载春酒，步上西山寻野梅”“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与君聚散若云雨，共惜此日相提携”“不妆艳已绝，无风香自远”等金句脍炙人口，传诵千古。屈原、李白、苏轼等长江文化臻于顶流的代表人物，无不好奇开新而自成一家。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1045-1105年）在鄂州西山留下了《松风阁》诗、书双璧，他自觉发扬长江文化传统，养奇气而为奇文，在诗歌创作中，“搜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开创了在宋代诗坛影响巨大、对后世创作影响深远的“江西诗派”，因此获得与苏轼并称“苏黄”的地位。陆游（1125-1210年）是与苏轼、黄庭坚、王安石并列的宋代诗坛“四大诗人”之一，是中国历史上继屈原、杜甫之后的伟大爱国诗人，他在鄂州写下了《泊三江口》《夜热》等名篇。元代诗人丁鹤年（1335-1424年）于元亡后归隐武昌南湖（今鄂州洋澜湖），卒葬寒溪。他是元代著名的孝子，在鄂州留下许多诗篇，尤长于五七言近体。其诗无元季纤靡之习，而有沉郁顿挫之气、缠绵悱恻之情。今存诗集《丁鹤年集》4卷、《丁孝子诗集》3卷。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彭玉麟（1817-1890年）字雪琴，湖南衡阳人，他在鄂州西山古灵泉寺留下一块梅花石刻碑，全名是《吟香别馆外史梅花和题诗十二首石刻》，碑刻的梅花和题诗堪称“双绝”，是历代画梅画和咏梅诗中的佳品。这位自称“古今第一伤心人”的晚清水师“雪帅”，在鄂州长江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邑人张裕钊（1823-1894年），鄂州梁子湖区东沟镇龙塘村人，中国近代著名书法家、散文家、教育家、学者、诗人，“曾门四学士”之一，晚清“桐城派”殿军。其书法独辟蹊径，融北碑南贴于一炉，创造了影响晚清书坛百年之久的“张体”，被康有为称赞为“千年以来无与比”，成为一代硕儒和书法宗师，流誉海内外。著有《论学手札》《屈子祠堂后碑》《重修南宫县学记》等作品，其书风文韵泽被中外，至今不衰。此外，葛洪（283-363年）在鄂州葛山遗留的“抱朴派”道教文化，慧远（334-416年）在鄂州西山开创的佛教净土宗文化，鄂州自然门一代宗师万籁声（1903-1992年）独创的自然门武学文化，鄂州历代名医如邹天贵、熊煜奎、朱庆甲等传承发展的祖国中医文化，以及晋王羲之、唐李阳冰、宋苏轼、黄庭坚、清张裕钊分别在鄂州留下的以《远宦帖》《怡亭铭》《武昌西山诗》《松风阁诗》等为代表的书法文化等等，共同汇聚成鄂州历史文脉的长江大河，百川归海，奔流不息。

（四）展现鄂州长江文化的名胜古迹蔚然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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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当其冲的是长江中砥柱中流的观音阁。公元1280年，元代监邑铁山建，既有典型的江南民间建筑艺术特色，又集儒、释、道三教文化于一体。明代弘治、嘉靖及清代均有修葺，挺立大江中700多年不倒，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阁，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蟠晓渡为古鄂州八景之一。其次，长江边的怡亭铭摩崖石刻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宋人蒋之奇评论：“怡亭铭李阳冰篆，李莒八分书，裴虬为之铭，世谓三绝”。再次，吴王城遗址2013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勘探发现城内外有大量房屋建筑与水井等设施。据专家考证，吴王城开三国两晋南北朝都城建制先河，其遗址是目前我国仅存且唯一已经确知、年代最早且保存最为完好的三国时期都城遗址，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科考价值，2022年1月，入选“湖北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第四，庚亮楼古称“南楼”，最初是吴王城安乐宫的端门，迄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东晋太尉庚亮镇守武昌时常与僚属殷浩、王羲之等在此观景、赏月，唐代李白也曾登临赋诗，是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第五，西山是湖北省重点景区，其自然与人文景致蔚为壮观，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文化名山。三国孙权在此建有避暑宫，东晋陶侃建有读书堂，东晋慧远挂锡寒溪寺，后建古灵泉寺，首创“净土法门”，使西山成为中国佛教净土宗发源地。历代名流骚客如屈原、陶潜、李白、杜牧、岑参、元结、苏轼、苏辙、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岳飞、陆游、辛弃疾、丁鹤年、彭玉麟、张之洞、官文、杨守敬等，皆来登临游览，把酒赋诗，留下许多遗址遗迹和动人诗篇。晋陆机誉西山为“王畿”，唐李白称之为“帝里”，宋苏轼谓其为“幽绝处”。1964年，陈毅元帅游西山后，赞“西山不亚于庐山”。主要名胜古迹除吴王避暑宫外，还有古灵泉寺、望楚亭、松风阁、凤雏庵、九曲亭、试剑石、即位坛、退谷、抔湖、石门开、庞统读书处、彭楚藩烈士墓、张裕钊陵园等二十余处，是绮丽的自然风光与厚重的人文景观俱佳的风景名胜。此外，葛山、南湖（洋澜湖）、文星塔、古寿井、梁子湖（岛）、凤凰山、白雉山、麻羊垴（天平山）、沼山、贺龙军部旧址、毛主席临江纪念馆、莲花山等一大批人文古迹和历史名胜遍布鄂州城乡，使鄂州成为长江中游南岸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城。

（五）彰显鄂州长江文化的文物和非遗异彩纷呈

鄂州目前拥有国家珍贵文物近5000件（套），现有各级文保单位和文物点465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登记收录各类文物点337处（1处未录入）。在馆藏文物中，历代铜镜、六朝青瓷器和古代兵器最具特色。从春秋战国到明、清等各代铜镜多达500多面，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鄂州因此有“中国古铜镜之乡”的美称。“青瓷仓院”和“青瓷孙将军院落门楼”造型和釉色俱佳，堪称六朝青瓷之冠。特别是以鄂君启节为代表的鄂州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物和馆藏文物，使鄂州素有全省“文物大市”的盛誉。在全国数量众多、琳琅满目的文物宝库中，鄂州文物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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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见证和人类知识、智慧、创造的结晶。鄂州市非遗资源门类齐全，各具特色，资源项目涵盖非遗10大类别、200个种类，记录在册艺人600多名，先后有50多人被命名为各级代表传承人。目前，全市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中世界级1个（鄂州雕花剪纸）、国家级4个。其中，元宵节·燕矶嵩山百节龙习俗、端午节·泽林旱龙舟、鄂州牌子锣等都是国家级非遗，武昌鱼烹饪技艺、桐油穿花龙舟等都是市级非遗。2009年、2010年，桐油穿花龙舟曾代表湖北省参加第一届、第二届“中国龙舟文化节”，先后获得银奖和金奖。已出版《鄂州民间民俗龙文化研究》《鄂州雕花剪纸》等非遗专著多部。

嵩山百节龙代表性传承人、嵩山百节龙博物馆馆长严基树

总之，鄂州的长江文化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禀赋、浩瀚的文脉和丰厚的文化遗产，展现了恢宏博大、雍容华贵、仪态万方的帝都气象。这鲜明的文化特征和历史标识，使鄂州在长江中游地区乃至全国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仅是对过去辉煌的回顾，更是对未来灿烂前景满怀信心的期待。

二、鄂州长江文化资源在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一）在顶层设计层面。一是对鄂州长江文化资源的系统研究和深入挖掘不够。系统研究和深入挖掘是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的基础和前提，只有深入挖掘和系统研究好鄂州长江文化资源，才能更好理解和尊重其价值并制定出科学合理的保护利用规划与策略。二是制定运用政策和法律法规支持不够。亟须制定和运用好明确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来指导和加强长江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否则可能导致对一些违法行为监管不力，得不到及时制止和纠正。三是编制制定保护利用的整体规划不够。在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长江文化资源方面，全市缺乏一个全面、系统的总体规划，导致资源保护利用上的分散、无序、重复和浪费，甚至造成文化资源的损害与文化价值的丧失。四是品牌塑造与宣传推广不够。鄂州缺乏叫好又叫座的长江文化品牌，在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长江文化资源方面宣传推广不足，以致长江文化资源的价值没有得到社会公众的充分认识，直接影响了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

（二）在实际操作层面。一是面临城市建设发展与文化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几个新区、开发区和临空经济区的建设中，如何协调发展与保护的关系，避免城市建设对文化遗产造成破坏，如何在保护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二是面临文化资源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之间的矛盾。在传承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如何有效活化利用文化资源，使其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三是面临文旅融合不够和社会公众参与度不高的突出问题。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需要不断创新思路和方法，以吸引更多旅客流量提振经济发展。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长江文化资源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如何提高社会公众对长江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也是鄂州亟需解决的问题。四是面临气候变化和环境影响方面的严峻挑战。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异常的影响日渐突出，自然环境变化可能对文化遗产造成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如近年来，鄂州强降雨、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水岸崩塌等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频发高发，如何保护文化资源免受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也是一个日益严峻的挑战。

（三）在要素保障层面。一是资金投入不足。保护和开发长江文化资源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如吴王城遗址保护开发和滨江文化公园等项目建设，如果投入不够，就会导致许多有价值的文化资源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和修复。二是人才储备不足。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长江文化资源需要一大批具备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需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鄂州在地域历史文化研究、文物保护规划、考古、文博等方面的人才严重不足，直接影响到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三是技术支持不足。鄂州市在文物等文化资源保护利用中，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支撑明显不足，如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3D打印、人工智能、元宇宙等先进技术亟待大力引进运用，以促进长江文化资源更好地得到传承保护和活化利用。

三、高质量建设鄂州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深入挖掘和系统研究鄂州长江文化资源。一是组织相关专业人员成立专班，对吴王城遗址等重点滨江文化遗址进行实地调研，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鄂州区域建设提供详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二是全面普查和系统梳理鄂州全域的长江历史文化资源，进行科学评估，为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活化利用夯实基础。三是建立研究机构，深入挖掘鄂州长江文化的价值内涵，加强鄂州长江文化标识建设，努力提炼打造鄂州长江文化的特色品牌，切实加强研究成果的转化运用，全面传承和弘扬长江文化。

（二）全面加强对长江历史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一是在全面普查和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建立详细的文化遗产名录和保护档案，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明确保护范围、措施和责任主体，依法依规加强监管督办。二是全面加强对重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修复工作，确保其历史风貌和文化价值得到妥善保护与传承。充分利用数字化、智能化、大数据科技赋能，重点推进以观音阁、庾亮楼、吴王城、怡亭铭摩崖石刻、毛主席视察临江纪念馆、贺龙军部等文保单位为中心的长江历史文物资源的建设性保护和创新性活化利用。三是大力推进吴王城遗址保护开发利用规划项目、滨江文化公园综合项目、长江沿线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项目等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大力弘扬长江文化，赓续鄂州城市文脉，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位。

（三）扎实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鄂州区域建设。一是精心编制《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鄂州区域建设保护规划》。明确建设的现实基础、重大意义、战略定位、发展目标和空间布局，包含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承利用等功能区布局。既确保在公园建设过程中，所有文化遗产得到妥善保护和修复，又注重生态环保、文化展示、旅游服务和教育功能有机结合。二是规划实施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围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文化产业发展、公共文化服务等主题，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实施一批具有鄂州长江文化特色魅力的重点文化项目和重大文化工程。三是切实加强规划实施的保障体系建设。在政策制定、项目审批、资金投入、人才引进等方面加大政府支持力度，确保规划的顺利实施。

（四）全面加强策划宣传推介与合作交流。一是高起点、高水平策划编制宣传推介《鄂州长江历史文化品牌建设方案》，精心打造鄂州长江文化品牌，讲好鄂州长江文化故事，彰显鄂州长江文化的独特魅力。二是充分利用全媒体渠道，不断加大对鄂州长江文化品牌的宣传推广力度，积极组织举办和参加国内外举办的各类文化展览、论坛、研讨会等活动，通过加强与旅行社、OTA平台等合作和线上线下渠道传播推广，大力提升鄂州长江文化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传播力和影响力。三是大力加强与国内外沿江城市、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促进学术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不断推进人才培养和成果转化，共同推动长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长江国家公园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人才保障。

（五）切实加强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鄂州区域建设的组织领导。一是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负责规划编制、总体设计、政策制定、部门协调、检查督办、宣传筹划等工作，有序推进长江文化公园建设和规划政策的督办落实。二是切实加强政策法规的研究和衔接。制定出台支持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的政策措施，大力争取各级项目和资金支持。要依据党的二十大和历届全会精神，以及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政策支持，确保长江文化公园建设与国家战略有机结合，并得到政策法规和资金项目上的充分支持和保障。三是进一步加强对社会公众的宣传教育引导。鼓励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长江文化公园建设，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资格局。同时，要设立专门的教育机构，为学生和公众提供长江文化教育资源和培训课程，积极引导广大市民群众支持参与长江文化公园建设，不断提升社会公众对长江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知晓率和参与度。

本文作者卢本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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