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3日，《陇山塬》入选全国馆社共荐优质书目。 

一、当小说不再是小说

我必须坦诚，阅读《陇山塬》的过程，是一次让我不断质疑、反驳、愤怒、最终沉默的过程。这部作品冒犯了我作为一个“纯文学”读者的审美惯性，也冒犯了我对这个时代小说创作的全部认知。它既不精致，也不克制，更不“艺术”。它泥沙俱下，语言粗粝，结构松散，人物塑造几乎不遵循任何“人物弧光”的黄金法则。它几乎犯下了学院派写作教程中所有的“忌讳”。

然而，正是在这种冒犯中，我逐渐意识到：这部小说根本不屑于成为一部“好小说”——它志不在此。

张少强的野心远比“写一部好看的小说”更大、更野、也更朴素。他要做的，是以文字为砖石，为一代陇山人——不，是为所有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求生的中国人——建造一座精神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不是为了供人瞻仰，而是为了告诉后来者：我们曾这样活过，这样痛过，这样爱过，这样像野草一样从石缝里钻出来过。

这就是我要以“是小说，是纪实文学，是体验生命学”三重维度来解剖这部作品的原因。《陇山塬》同时是这三者，又超越了这三者。它是一次生命的现场直播，而不是经过精心剪辑的纪录片。

二、小说祛魅与重建

1. 家族史与个人史的复调

《陇山塬》的结构乍看令人困惑。它从赵志强2012年回乡开篇，却突然跳转至太爷赵恒在清光绪年间的创业史，再转入爷爷赵作鹏的人生起落，接着才缓缓进入赵志强这一代人的故事。这种时序的断裂与跳跃，如果放在传统小说的标准下，无疑是“结构散乱”的铁证。

但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张少强从未打算按照“传统小说”的规则出牌。他的叙事逻辑不是情节驱动，而是精神溯源。他要回答的不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而是“今天的赵志强为什么能成为赵志强”。这个回答必须追溯到太爷赵恒在那个荒滩上一背篓一背篓筑起堡子的身影，必须追溯到爷爷赵作鹏在乱世中既当保长又学裁缝的两难抉择，必须追溯到父亲赵万里“骑骡跨马”的少爷习气与最终被生活击垮的悲剧性转变。

这种结构实际上是家族精神基因的考古学。每一代人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携带了前代人创伤、渴望与未竟之志的“精神载体”。赵志强能成为那个“从农民工到名记”的传奇人物，不是因为什么“个人奋斗”的神话，而是因为他的血管里流着太爷赵恒“宁叫牛挣死，不让车翻过”的倔强，爷爷赵作鹏“手艺立身”的务实，以及父亲赵万里“三代不出人才”的屈辱所激发的复仇式上进心。

这种复调结构让小说获得了时间的厚度。它不是在一个平面上讲述故事，而是在一个垂直的时间轴上挖掘，越挖越深，直到触碰到那片土地六百年的根系。

2. 非典型性人物拒绝美颜滤镜

小说中最让我“不适”的，是人物塑造的“不讨喜”。赵志福固执到近乎愚忠，为家族牺牲个人幸福却得不到理解；马红梅“现实”得令人心寒，为了改变命运可以抛下深情；张芳芳从温柔少女变成“怨妇”，骂婆婆、逼分家、与丈夫争吵；就连主角赵志强，年轻时也“好吃懒做”、任性妄为，因为爱情与三哥反目，差点毁了前途。

这些人没有一个完美无缺，没有一个能让读者毫无负担地代入。但正是这种“不完美”，让《陇山塬》区别于那些用“人设”取悦读者的通俗文学。张少强拒绝给他的人物开美颜滤镜，他甚至刻意放大他们的缺陷——大嫂黄淑贞的精明算计，二嫂马思慧的过度敏感，赵万杰的仗势欺人，都被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种“不美颜”的写法，在“体验生命学”的维度上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真正的生命从来不是在无菌室中培育的标本，而是在泥泞中挣扎的活体。如果张少强把赵志福塑造成一个无私奉献、毫无怨言的“圣人”，把马红梅塑造成一个痴情等待的“烈女”，把张芳芳塑造成一个永远温柔贤惠的“贤妻”，这部作品就沦为了道德教科书，而不是生命的真实记录。

赵志福的悲哀恰恰在于：他付出了最多，却收获了最少的情感回报。大哥、二哥不出钱出力，他扛了；四弟任性妄为，他忍了；妻子抱怨不断，他受了。但当他最需要理解时，换来的却是弟弟那句“你不想给我钱花，难道你想独吞？”的刺痛。这是生活的真相，不是文学的美化。

3. 在精致与粗粝之间选择语言的“泥土性”

《陇山塬》的语言是它最容易被“纯文学”读者诟病的地方。它不够“文学”，不够精致，不够“有味道”。大量的口语、方言、俗语被直接搬进叙述，比如“驴日的”“二货”“怂了”“日能得很”。对话部分更是几乎原生态地保留了陇山方言的语序和用词。

但如果我们从“纪实文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语言恰恰是最大的“真实”。陇山塬上的人就是这么说话的，他们不会用“月光如水”来形容一个夜晚，而是会说“月亮美得很啊”。张少强做了一件大多数作家不敢做的事：他让语言服从于生活，而不是让生活服从于语言。

更具实验性的是，小说中穿插了大量的“非文学”文本：赵志福写给马红梅的信件（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矫情与真挚）、赵志强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和诗歌、族谱序言的文言文、民间流传的俗语和歌谣。这些文本的文体差异极大，从文言到白话，从书信到诗歌，从新闻报道到族谱文献，但它们共同构成了陇山文化的“文体生态系统”。这个系统不是作家虚构的，而是那片土地自然生长的。

我尤其注意到，张少强在处理“苦难”时的语言态度。他没有用悲壮的修辞来渲染苦难，也没有用煽情的笔法来博取同情。爷爷赵作鹏被狗咬后，“皱着眉头，直冒冷汗，却故作平静地说：‘瓜孙子，不要哭，上门讨生活，常会被狗咬的。’”这种克制的、近乎白描的叙述，反而让苦难呈现出它最真实的面貌——不是戏剧化的高潮，而是日常化的磨损。

三、《陇山塬》：非虚构的勇气

1. 历史与虚构的边界

虽然《陇山塬》被归类为小说，但大量细节具有明显的非虚构特征。1920年海原大地震的精确时间（“十二月十六日晚八时六分”）、震级（里氏8.5级）、形成的堰塞湖数量（四十多处），龙湖作为“世界第二大震湖”的地理信息，都具有可查证的真实性。

更关键的是历史事件的嵌入。小说中提到的“一贯道”清查、解放初期的土改运动、“农业学大寨”、“割资本主义尾巴”、阶级斗争时期的批斗场景，都严格遵循历史事实。赵作鹏因“男女关系”在狱中被加判三年的细节，虽然具有强烈的故事性，但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社会语境中，并非不可能发生的“传奇”。

这引出一个重要问题：《陇山塬》的“真实”是哪种真实？它不是新闻调查式的“事实真实”，而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所呈现的本质真实。赵作鹏的起落，是一个阶层在时代巨变中的缩影；赵万里的“骑骡跨马”与最终的潦倒，是旧式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遭遇的精神困境；赵志强的“逆袭”，则是改革开放后农村青年借助教育实现阶层跨越的典型案例。

从“纪实文学”的角度看，这种“本质真实”比“事实真实”更有价值。因为事实是离散的、偶然的，而本质是系统的、必然的。张少强要捕捉的不是“某个人在某个时间点做了什么”，而是“这片土地上的人在几十年里是如何活过来的”。

2. 人物原型的可辨识度

虽然作者没有明说，但小说中的人物大概率有现实原型。这不是猜测，而是由作品强烈的“亲历感”决定的。那些关于家族内部矛盾的描写——兄弟分家时的算计、妯娌之间的明争暗斗、婆媳关系的剑拔弩张——如果没有亲身经历，单凭“虚构”很难达到这种入木三分的程度。

以“兄弟分家”一章为例。赵志强“不要驴、不要地、只要求哥嫂照顾母亲”的分家方案，表面上看是“净身出户”，但仔细分析，这恰恰是对三哥赵志福最“狠”的一招：他把最重的负担（赡养母亲）留给自己，把最容易产生矛盾的土地问题甩给哥嫂，自己轻装上阵进城打工。这种“看似吃亏实则占了主动权”的分家策略，如果不是来自真实的生活经验，很难写得如此精妙。

赵志福的“手颤病”（一紧张手就发抖），这个细节如果不是来自对某个真实人物的观察，恐怕难以如此生动。这个生理性的细节，实际上是赵志福精神压力的身体化呈现——他承担了太多，承受了太多，身体替他发出了无声的抗议。

大嫂黄淑贞的“聪明”——那种精于算计、占尽便宜却永远“有理”的市侩智慧——几乎是每个农村家族中都存在的“典型人物”。张少强没有把她写成脸谱化的“坏人”，而是通过细节展现她的复杂性：她确实为家庭付出了劳动，也确实在关键时刻（如赵志强上大学的费用问题上）没有阻拦丈夫出钱。这种“不纯粹”的人物塑造，恰恰是非虚构写作的基本伦理——人是复杂的，动机是混合的，没有纯粹的好人与坏人。

3. 文化细节的人类学价值

如果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阅读，《陇山塬》的价值远超一般的文学作品。它几乎是一部陇山地区民俗文化的百科全书。

婚礼仪式的“三接三迎”礼、丧葬文化的“五服”制度、“挂锁”定亲的流程、“燎疳”节的习俗、接纸送纸的仪式、阴阳先生看风水的细节、抬埋亡人的规矩……这些民俗事象不是作为“地方色彩”的点缀被生硬插入，而是深度嵌入人物的命运之中。赵作鹏葬礼上因坟地问题引发的家族争斗，如果不是基于对“风水”文化的深刻理解，就无法解释赵万杰“临时变卦”的动机——他要的不是钱，而是对赵万里一家的精神压制，是“我能决定你家先人安息之地”的权力宣示。

更值得关注的是小说中展现的“以戏育人”的文化传承机制。在陇山地区，秦腔不仅仅是娱乐，更是道德教育的核心载体。村民们通过《铡美案》认识“负心汉”的下场，通过《三娘教子》理解母爱的伟大，通过《下河东》体悟忠奸之辨。这种“文化濡化”的方式，与学校教育的“知识传授”截然不同——它是情感性的、体验性的、社群性的。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可以完整地复述《周仁回府》的剧情并从中获得道德启示，这是书面文化之外的另一套文明传承系统。

张少强对这套系统的记录，具有抢救性人类学的意义。随着电视、互联网的普及，这种“戏台下的道德教育”正在加速消亡。小说中那些关于“耍社火”“唱神戏”“暖锅子”的描写，既是文学，也是民族志。

四、《陇山塬》：在苦难中开出花来

1. 精神枷锁与破除

小说中最具冲击力的精神命题，是那句侮辱性的族评：“三代不出人才，后代就变驴了。”这句话如同一道诅咒，笼罩在赵家大房头几代人的头上。

从精神分析的视角看，这是一种代际创伤的典型表现。太爷赵恒虽然“光阴过到了人前头”，但“没上过学，没文化”；爷爷赵作鹏虽然“考了个秀才”，但“搁到现在顶多算小学毕业生”；父亲赵万里“压根儿没读书”；大哥赵志龙“初中毕业”，二哥赵志飞“没念书”，三哥赵志福“还是初中毕业”。每一代人都在试图打破这个魔咒，每一代人都失败了。这种反复的失败积累成一种集体的“习惯性无助”，进而内化为家族的精神枷锁。

赵志强的意义不在于他“考上大学”这个事实本身，而在于他打破了“不可能”的心理暗示。他的成功证明：这个家族不是“属驴的”，这个家族的后代可以考上大学，可以成为“人”。这就是为什么赵志强考上大学后，全家人“扬眉吐气”，大嫂、二嫂、三嫂的态度发生变化，村里人对他们的看法也改变了。这不是势利，而是一种集体心理的重塑——当一个人突破了“天花板”，所有人才敢相信天花板是可以突破的。

从这个角度看，赵志强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个人”，更是整个家族的精神治疗师。他用自己的生命实践证明：那道诅咒是可以破除的。这正是“体验生命学”的核心命题——一个人的觉醒，可以照亮整个家族的黑暗。

2. 贫穷的“存在论”维度

《陇山塬》对贫穷的书写，超越了“物质匮乏”的层面，进入了“存在论”的深度。贫穷在这里不仅是“没有钱”，更是一种完整的存在方式——一种思维方式、情感方式、人际关系方式。

马红梅对赵志福的“背叛”，表面上看是“嫌贫爱富”，但深入分析，这是一个被贫穷异化的灵魂的挣扎。她说：“农村有理想、有志向的人，都一个个跳出了农门。可自己面前的这道坎却总是迈不过去，自己的命咋这么苦？”这不是“拜金”，而是一个年轻生命对“注定贫穷”的宿命的恐惧。她见过母亲张玉红作为寡妇的艰难，见过哥哥狗蛋因贫穷而无法成家的屈辱，她不愿意重复这种命运。她的行为逻辑，本质上是在表达对贫穷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贫穷的异化力量还体现在赵志福与张芳芳的关系变化上。张芳芳从“温柔贤惠”变成“母老虎”，不是因为她本性如此，而是因为贫穷把她逼成了这样。她一个人要干所有的农活、家务活，要带娃，要伺候婆婆，还要忍受婆婆的挑剔和丈夫的不理解。当她说“你们家的破事太多了，我烦透了”时，这不是“泼妇骂街”，而是一个被贫穷和家庭重担压垮的女人的绝望呼救。

张少强对贫穷的书写，最深刻之处在于他揭示了：贫穷不仅仅是物质的匮乏，更是精神的磨损、情感的异化、尊严的丧失。当赵万里为了给儿子筹钱开店而被驴贩子欺骗、被菜贩子殴打时，贫穷让他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尊严。当赵志福在信用社因贷款而受冷眼、在李淑芳面前因没钱结账而窘迫时，贫穷让他体验到“人比人气死人”的阶层羞辱。

3. 三种生存方式的精神史

小说最耐人寻味的，是赵氏三代人在“生存方式”选择上的差异与冲突。

爷爷赵作鹏选择了“手艺立身”。他在经历了政治风波后得出结论：“不管何时，穿衣吃饭必不可缺，做裁缝是一门长久生意。”这是一种基于历史经验的务实选择——既然政治风云变幻，那就选择一门超越政治的手艺。裁缝不关心谁当政，只关心人们是否需要穿衣。这种选择在赵作鹏那个年代是智慧的，但也意味着他放弃了“读书取仕”的传统上升通道。

父亲赵万里选择了“土地立身”。他爱马如命，“骑骡跨马”是他的精神寄托。但土地经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边缘化，注定了这种选择的悲剧性结局。赵万里的一生，是旧式农民在现代化浪潮中不断受挫的寓言。

赵志福继承了爷爷的手艺，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将之产业化，从“裁缝”变成“企业家”。这是手艺的现代化转型。

赵志强则选择了“知识立身”。他通过考学跳出农门，成为记者、作家，实现了从“农民工”到“名记”的阶层跨越。这是改革开放后农村青年最经典的“逆袭”路径。

三代人的三种选择，构成了中国农村现代化的一个精神缩影。每一种选择都有其历史合理性，也都有其局限性。小说没有评判哪种选择“更好”，而是如实呈现了每种选择的代价与收获。这正是“体验生命学”的态度——不对生命的选择做价值评判，而是诚实地记录每一种选择带来的后果。

五、《陇山塬》不该被“纯文学”标准评判

1. “文学性”的迷思

当代文学批评面临一个困境：我们用来评判作品的标准，大多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的产物——叙事的复杂性、语言的实验性、主题的模糊性、形式与内容的张力。这些标准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当它们被“唯一化”之后，会遮蔽其他类型的文学价值。

《陇山塬》的“文学性”显然不在上述维度。它的叙事是线性的（虽然有倒叙和插叙但总体可循），语言是朴素的（甚至可以说是“土”的），主题是明确的（不是“无定论的开放式”而是“有明确价值导向的”），形式与内容之间没有刻意的张力。如果用纯文学的标准打分，它可能只能得60分。

但这恰恰暴露了“纯文学标准”的局限：它无法衡量一部作品对一群人的生命意义。

作者在小说前言中写道：“我们不能把追求完美的虚构故事当作创作目的，更不能让一个读者变得多愁善感，而是通过阅读一本好书，让书中的主人公的人生经历和感悟，以及从中得出的生活哲理，教会成长中的年轻人，让他们懂得生活，懂得上进，懂得成长。”

这段话如果放在“纯文学”的语境中，会被认为是“说教”“缺乏文学性”。但如果我们放下文学批评家的傲慢，认真面对这段话的真诚，会发现它提出了一个被当代文学遗忘的问题：文学是否应该承担“教育”的功能？

“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恰恰是强调文学的启蒙功能的。鲁迅的“立人”思想，茅盾的社会分析小说，巴金的家族批判，都是“有目的”的写作。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纯文学”观念兴起，文学才逐渐与“教育”“启蒙”等“功利性”功能切割。《陇山塬》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不合时宜”地回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传统。

2. 为谁写作：读者意识的重新确立

当代文学的另一个问题是“读者意识”的丧失。大量小说是为“专业读者”——批评家、编辑、其他作家——而写的，普通读者被排除在“理想读者”之外。《陇山塬》则明确地将目标读者定位为“成长中的年轻人”。

这决定了这部作品的写作策略：它不要“陌生化”，不要“含混”，不要“开放式结局”，不要“反讽”。它要的是清晰——情节清晰、人物清晰、价值判断清晰。因为它的目标读者是那些“需要被教会懂得生活、懂得上进”的年轻人，不是那些已经读了几百部小说的专业读者。

从这个角度看，《陇山塬》的“土气”“直白”“说教”，不是缺陷，而是文体自觉。张少强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为谁写作，也知道这种写作需要采用什么样的语言和叙事策略。这种“读者意识”，在当下文学创作中是稀缺的。

《陇山塬》的价值不在“文学排行榜”上，而在于：一个陇山青年读完这本书后，决定不再放弃高考；一个被生活压垮的母亲读完张芳芳的故事后，找到了继续坚持的勇气；一个被“三代不出人才”的家族诅咒所困的年轻人，看到了破咒的可能性。

六、走向野草的生命诗学

《陇山塬》让我想起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中的一句话：“我走的时候，我还不懂得怜惜曾经拥有的事物。”张少强用26万字，完成了一次对“曾经拥有的事物”的怜惜与记录。

这不是一部“好小说”，这是一部“厚重的书”。它的重，在于每一页都压着真实生命的重量；它的重，在于每一个字都不肯为“文学性”而牺牲“真实性”；它的重，在于它固执地相信：文学可以、也应该“教会成长中的年轻人懂得生活”。

在这个“轻”的时代——轻浮的娱乐、轻浅的情感、轻易的成功学——这种“重”显得如此不合时宜，又如此珍贵。

赵志强站在陇山塬上，回望先祖的历史，写下：“风带走了他滴落的眼泪，大地托起他前行的脚步，时间磨不平他不甘平凡的精神，生活压不垮他的骨气。”这是张少强为赵志强写的，也是为所有在黄土中刨食、在时代夹缝中挣扎、在“三代不出人才”的咒语中咬牙坚持的陇山人写的。

他们不是英雄，他们是野草。野草不会在文学史上留名，但野草覆盖了整个大地。

《陇山塬》就是这片野草的标本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