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在时代的制高点上笔意纵横
——读鲁崇民《赵新贵文学表达论》
杨焕亭
十八世纪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萨缪尔·约翰逊说：“要给予任何一个杰出的作者以应得的评价，就必须确定他的创作的特点，以及他在文学中应占的位置”，“也就是他的灵魂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仅仅属于他一个人。”赵新贵作为当代渭北地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其创作横跨小说、纪实文学、散文、诗联等多个领域，形成了独特的"豳土为本、质文相济"的艺术风格。鲁崇民所著《赵新贵文学表达论》以系统化的研究框架，清晰的理论语言，严密的逻辑思维，将赵新贵的文学创作置于时代、审美与哲学的三维坐标系中进行考察，为我们展现了一位基层作家兼具地域深度与时代高度的文学世界。
一
面向时代的思维向度，是鲁崇民《赵新贵文学表达论》的逻辑起点
匈牙利文论家卢卡奇说：“文学作品的美学本质和美学价值以及与之相关的它们的影响是那个普遍的和有连贯性的社会过程的一部分。”这也是鲁崇民研究赵新贵作品的基点。在作者看来，无论是赵新贵的创作实践，还是由此而孕育的文学作品，毫无疑问都是特定时代精神和生活关系的反映。因此，从走进作家艺术世界的那一刻起，他就将研究首先建立在宏大的时代视野之上，突破了传统文学评论聚焦文本本身的局限，将作家与作品置于时代大背景下考察。从分析"渭北五姊妹篇"小说系列到读解《悲惨命运》以家庭为切入点，展现改革开放初期个体命运的跌宕；从感知作家笔下《双坪堡纪事》聚焦村落，记录乡村转型的阵痛到俯瞰《太村镇》以乡镇为场域，呈现城镇化进程的冲突；从触摸《三水谣》以县域为骨架，梳理地域文化的传承脉动到诠释《秦地记》以市级为视野，探讨都市化浪潮中的精神困境。论家始终抓人生经历与时代发展同步观照这一审美视角，从而使得赵新贵的创作不再是孤立的文学现象，而是成为记录时代变迁的鲜活文本。
时代性从来就是一个“在场性”的概念，它总是通过作家的地域性写作而得以折射和反映。正如本雅明所说，艺术品的问世是即时即地的，与作者本人的艺术思维密切相关。人们通常将地域性与民族性联系在一起，其实，时代性与地域性同样有着必然的内在的联系。“矛盾的共性总是寓于矛盾的个性之中。”鲁崇民对此有着理性的认知，因此，他十分关注作家对生活和人物的在场书写，进一步提炼出赵新贵作品"植根渭北、法文共生、守正持义、厚生爱民"为精神内核，在作品中传递出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对乡土文化的眷恋以及对普通劳动者的敬重。"在分析纪实文学《姜智悌和"175"》时，论家为彰显作家展示高级农艺师姜智悌扎根旬邑山区近三十年，培育小麦良种"175"（后定名秦麦十号）的智慧亮点，以作品中“1981年收获种子300余斤，1982至1988年累计推广61.11万亩，增产小麦4287万斤" 数据为支撑，从而对受众关注赵新贵笔下的人物时代价值的认知起到了一种引领作用。更传递出基层知识分子为时代发展贡献力量的使命担当。而这种精神内核正是赵新贵作品能够跨越时空、引发广泛共鸣的根本原因。
时代性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概念，成功的作家及其创作实践，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而不断体现或增加其作品的价值含量的。因而，鲁崇民的研究中并未局限于对赵新贵创作的静态分析，而是以发展的眼光审视其作品的时代价值。他敏锐地指出，赵新贵的乡土写作不仅为地域文化传承作出贡献，更在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中具有典范意义。在新时代背景下，赵新贵"大众写，写大众"的创作理念，为基层文学创作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联系到当前文学领域内某些作家的作品日益疏离时代，疏离读者，极度娱乐化、清浅化的倾向，鲁崇民对赵新贵作品个性特征的把握不仅为“新大众文艺”如何繁荣发展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更有着切中肯綮，针砭时弊的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现实主义文学要承担记录时代的责任”，要“历史留下可触摸的时代切片。”
二
面向表达的审美向度，是鲁崇民《赵新贵文学表达论》的逻辑主线
存在主义文学代表人物萨特说：“文学是一种介入的艺术，作家通过作品向读者发出召唤，邀请他们参与到对世界的重新认识和改造中来。""审美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与作者共同创造了作品的意义。”赵新贵的作品，归根到底是作家留在客观物象上审美印记，是一种精神结晶的理想表达。因此，其审美精神也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生活的客观美出发，是鲁崇民发掘赵新贵创作实践的第一个亮点。赵新贵的创作始终扎根于渭北乡土的现实生活，鲁崇民在研究中着重强调了其作品对生活本真的呈现。正如大漠雄鹰在《拜读赵新贵先生炬著<旬邑>感赋》中的评价说："观其《父亲》文，情真意挚。父乃农者，性厚诚而忠党，历苦难而志强。为乡亲竭力，文革蒙冤心未伤；助儿郎求学，卖羊劳作意何长。《母亲》篇叶有爱，纺车为彰。"在散文《母亲的纺线车》中，赵新贵以朴素的笔触描绘生活细节："母亲的纺线车，是我童年记忆中最温暖的符号。那吱呀吱呀的声音，伴随着母亲的身影，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编织着我们家的希望。"这种对生活客观美的忠实记录，使得其作品具有了浓厚的烟火气息与真实感，成为地域生活的生动写照。由此，鲁崇民指出，赵新贵的散文创作"始终以真实为骨、以诚挚为脉、以人文为魂，兼具纪实意义、审美品格与文化内涵"。
从人的存在美着笔，是鲁崇民发现的赵新贵创作实践的第二个亮点。生活是人性的酵母，它激发人性的深度与广度。在鲁崇民看来，生活中之所以不缺少美，是因为人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了美，“艺术的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审美能力的大众。”他进一步解析赵新贵作品中对人性的深刻描摹。论家透过作家《悲惨命运》中在苦难中坚守的蓝贵妃母女、《检察官日记》里刚正不阿的老检察官，亦或是纪实文学中扎根基层的奋斗者，揭示出赵新贵摆脱脸谱化书写，呈现出人性的复杂与多面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论家以富有质感的笔触 训写道，赵新贵并未将她们塑造成单纯的"苦难化身"，而是展现了人性的多面性：蓝悦美与蓝贵妃母女在漫长而残酷的苦难岁月里，始终坚守对家人的爱与责任，展现出令人动容的坚韧品质；同时，作品也刻画了成嘉在经历子女离世的打击后，从成功企业家堕落为酒色之徒的人性脆弱，以及村主任在成功婚礼上强行拆房的人性丑恶。这些发掘与发现不仅体现了论家的审美自觉，更将一种关于艺术形象的审美辩证法贯穿于文学批评的实践。
凸显地域文化的个性特征，是鲁崇民发掘的赵新贵创作实践的第三个亮点。鲁崇民在研究中高度肯定了其作品所展现的渭北地域个性美。赵新贵以豳土文脉为根，在作品中大量运用方言俗语、民俗风情与地域符号，如《三水谣》里对旬邑历史文化的系统梳理，诗联中对渭北风物的深情吟咏，都使得其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辨识度。在解读在《旬邑》散文集时，论家突出地强调赵新贵以史笔为骨、地理为脉、文脉为魂、民俗为形，勾勒出旬邑从上古文明、周室发祥到秦汉建制、明清沿革，再到近代革命、当代发展的历史脉络。这种对地域文化的自觉传承，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审美内涵，更让地域文化在文学创作中得以延续与弘扬，为地域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正如鲁崇民所总结的，赵新贵的散文创作"扎根渭北黄土高原的地域沃土，依托人生阅历、故土情怀与文化担当，构筑起题材丰赡、风格淳厚、意蕴深沉的散文世界"。
从意象的诗意升华，是鲁崇民发发现的赵新贵创作实践的第四个亮点。论家指出，赵新贵善于运用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如散文中的晨雾、夕阳，小说中的纺线车、黄土高原等，这些意象不仅是对现实景物的描绘，更承载着作家的情感与思考。他以诗歌《和刘书润同志》
为例，透过"旬邑沟壑本不平，古豳兴盛在西周。秦时直道变荒草，北宋泰塔成古迹。象牙化石是瑰宝，汃河流水美豳都。黄土高原文化在，治沟修地多当初" 的诗句，揭示了作家本以史地风物入诗，乡土气息与文化底蕴兼备的艺术追求。论家进一步解析道，首句写旬邑地貌精准传神，中二联串联周、秦、宋三代遗迹，直道、泰塔、化石、汃河皆为当地标志性景观，写景即是叙史。尾句将历史沧桑与乡土建设相连，使全诗不止于怀古，更饱含对故土的深情关切。诗风质朴平实，如诗化方志，土而不俗，厚而不僵，文脉清晰，乡情沉厚。这样，赵新贵通过意象的构建，将日常的生活场景升华为具有诗意的审美空间，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文学的韵味与哲思，实现了写实与写意的有机统一。
三
面向思辨的哲学向度，是鲁崇民《赵新贵文学表达论》的逻辑旨归
鲁崇民的研究不仅在内容上具有深度，在方法论上也体现出辩证的哲学思维。通过几组关系的统一，构建了宏大而又严谨的研究体系。一种基于科学思维的研究，“必须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其中的每一部分都与其他部分相互关联，共同服务于整体的目的。”
坚持作家与作品的统一。作品与人品的关系，在中外文学批评中，从来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例如奥地利艺术批评家马利坦就以为，作品质量的高低与作者没有必然的联系，受众关注的是作品，至于它的作者是不是罪犯无关紧要。然而，从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写作就是诚实地表达自己”到中国鲁迅的“文章是作者人格的投影，文字中潜藏着作者的价值取向”，作品与人品的统一论者始终占据文学批评的主流。作为一位有着丰富批评经验的批评家，鲁崇民始终将赵新贵的人生经历与创作实践相结合，实现了"知人论世"与"以文识人"的统一。他既分析作品的文本特质，又结合作家的职业背景、生活阅历与精神追求，深入探讨创作风格形成的内在原因。作者指出，赵新贵作为国家高级检察官，兼搞文学创作，推出《老检察官手记》《高原散笔》等近二十部作品，其法治视角与文学创作的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他以《检察官日记》为例，作品采用日记体形式，以办案流程构筑真实文本，展现了转型期的人性真实。老检察官沉着研判、周密部署，面对威胁干扰始终坚守法律底线，同时又对杨大宽这样的人才因私欲毁灭深感惋惜，体现了法治精神与人文关怀的统一。鲁崇民特备强调，赵新贵的创作"实现了乡土书写、法治精神与人文关怀的有机融合，走出具有个人特色的创作道路"。
坚持地域性与民族性的统一。赵新贵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但鲁崇民并未将其局限于地域文学的范畴，而是指出其作品中蕴含的民族性内涵。渭北地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赵新贵对地域文化的书写，本质上是对民族文化根脉的坚守与传承。作者细致入微地重点分析了的作家的重点作品长篇小说在《三水谣》，认为赵新贵采用史志与小说共生创新的文本架构，以行走式导引叙事串联千年文脉，通过去脸谱化的文化群像承载地域精神。作品不仅展现了旬邑的地域文化特色，更传递出中华民族坚韧不拔、勇于创新的民族精神。这种地域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使得赵新贵的创作既具有地方特色，又能够引发广泛的民族情感共鸣，正如鲁崇民所总结的，赵新贵的创作"实现地域书写、时代叙事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坚持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赵新贵的创作兼具纪实性与文学性，鲁崇民在研究中准确把握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尤其是研究其纪实文学创作时，始终把“真实性”作为纪实文学的生命，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肯定了赵新贵“兼具新闻的真实品格与文学的审美力量”，而把“以真实为骨，筑牢纪实文学的生命根基”列为首位，构成了包括“深耕乡土叙事：以地域为脉，镌刻渭北大地的精神图谱”、“塑造立体人物：以细节传神，突破类型化书写的创作窠臼”、“秉持严谨章法：以结构为架，锤炼质朴厚重的叙事艺术”、“彰显法治风骨与人文情怀：以正义为灯，传递惩恶扬善的价 值引领”的完整评价体系。
鲁崇民认为，赵新贵的小说和散文创作坚持深耕生活，生活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通过典型化的手法塑造人物、构建情节，表现出对“文学自律性”的科学遵循，真正做到了“再现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论家以以《梦断秦蜀》为例，作品以1990年国营西北橡胶厂106分厂开票员殷书国等人特大贪污案为叙述核心，将咸阳的历史厚重与成都的市井气息交织，把一桩横跨秦蜀两地的经济犯罪与反腐追逃案件写得脉络清晰、张力饱满。赵新贵在创作中坚持纪实为本，同时又运用文学手法增强作品的感染力，如通过善恶对照塑造典型人物，以时空交错构建叙事架构，实现了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鲁崇民指出，赵新贵通过对真实素材的艺术提炼，既保留了生活的本质真实，又提升了作品的审美价值，这种创作方法为当代纪实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坚持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在鲁崇民看来，赵新贵的作品在艺术形式上，呈现出章法谨严、语言质朴的外在风貌；而在精神内涵上，则蕴含着厚重的人文关怀与深刻的思想意蕴。他举其散文《马年之末袁家行》为例，作者以一次专程探访为视角，运用今昔对比的手法，完整地勾勒了袁家村从贫困困顿到富足安康的变迁历程。然而，作家艺术的笔触透过表象的繁荣，深入到袁家村人的精神世界，着力表现其“躬身奋斗，彰显时代精神”、“行记所见，书写田野变迁”、“文记兴衰，照亮乡村前路”本质美。他在解读了赵新贵散文重点篇目后，从宏观上做出了“其作品 涵盖日常抒情、亲情叙事、人物描摹、行旅纪实、地域书写、史论札记等多种 体裁，既落笔于烟火日常的细微点滴，也着眼于故土文明的赓续传承，更放眼 于山河万象与历史沉浮，始终以真实为骨、以诚挚为脉、以人文为魂，兼具纪 实意义、审美品格与文化内涵”的科学评价。“其文如绘，风土昭彰。其目如炬，慧眼观乡。"这种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使得其作品具有了持久的艺术魅力与思想价值，鲁崇民所总结道：赵新贵的创作"既有烟火温度，又有文化厚度，更有精神高度，既实现了个人文学理想，又担负起文化传承与时代记录的使命"。表现了一个文学批评家“独立不阿的学术品格”、“客观公正的求真品格”和“担当向善责任品格。”
坚持体系内部总体与部分的有机统一。《赵新贵文学表达论》遵循“文本为核、规范深刻、中肯公正、严 谨求实”的文学批评思路，通过“为综合概述”、“小说研究”、“为纪实文学研究”、“散文研究”、“诗歌研究”、“社会影响研究”、“创作总论与时代观照”等七辑，构建起一个系统性、完整性、科学性、学术性鲜明的文论架构。然而，诚如系统论创始贝塔朗菲所说：“系统是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诸元素的综合体。”《赵新贵文学表达论》不是简单的论文集合，它有着鲜明的叙事主线，这就是始终以赵新贵文学创作的审美表达为轴心，论家所论述的“每一部分都与其他部分相互关联，共同服务于整体的目的”；它有着严密的逻辑结构，每一个部分都有明确的研究重点、研究目的和结语，构成一个彼此呼应的子系统而与总系统共在。它有着专业殿下话语系统，“语言是思维的外化，是认知的载体”，从中不难看出鲁崇民前沿的批评姿态。正所谓“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文心雕龙·章句》）
总而言之，《赵新贵文学表达论》以其开阔的时代视野、细腻的审美分析与辩证的哲学思考，为我们展现了赵新贵文学创作的丰富内涵与独特价值。鲁崇民的研究不仅是对一位基层作家的系统评述，更在地域文学研究、法治文学创作与新大众文艺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例。
2026年5月24日于咸阳
（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师院兼职教授、陕工职大客座教授，美育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咸阳市政协特聘专家、《学术视界》杂志编委、咸阳市作家协会原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