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平

我这大半生，做过三个梦。画家梦，音乐梦，文化梦。前两个都碎了，碎得像粤北山间的碎石。可正是那些碎掉的梦，铺成了第三条路。

一

十九岁，我在兵工厂做炸药工人。七十年代的文艺青年。

车间里弥漫着硝酸气味，硝化车间的机器轰隆隆振响，说话要靠吼。工友们下了班就沉默地抽烟、喝酒、打牌，偶尔围着一台老式录音机，手挽手又唱又跳。我在一边速写，把那些飞扬的头发和放肆的笑声留在纸上。

那年冬天，厂宣传队派我到韶关文工团学习小提琴。在武江边，我认识了韦振中先生——他是雕塑家，也是小提琴演奏家——和他的夫人苏家芬女士，一位水彩画家。第一次见面，韦老师看了看我的绘画习作，说了一句：“来家里学吧。”

从兵工厂到韶关四十多公里。学徒工一个月十七块钱工资，没钱坐车，就爬货运列车。运煤的车厢最遭罪，一路咣当咣当，煤灰扑了满脸。到了韶关，先跑到武江边捧起冷水洗干净，才敢去韦老师家。有时碰到他们家打煤饼，我就先帮忙干了活再上课。

没有电话，没有预约，说来就来。韦老师和苏老师从不嫌弃，也从不提学费的事。

韦老师教我素描。他握紧拳头，伸到台灯下：“你看，一个拳头就是一块几何形体。光有三大面——亮、灰、暗；调子有五大要素——高光、灰调、明暗交界线、反光、投影。”那只拳头在灯下缓缓转动，光影在骨节间滑动。他拿起我的习作，用画笔抹了几笔，又用橡皮轻轻擦出高光，那张呆板的脸顿时有了生气。“这里，明暗交界线要敢卡下去。”有时他从床顶拿下自己的作品，或从书架上取出世界名画图册，一幅一幅给我解读。列宾、苏里科夫、列维坦……那些名字和画面像一扇扇门。

教过画，他会拿起小提琴，拉一段《沉思》或《查尔达什舞曲》：“琴和画一个道理——都要有明暗，强与弱都要会呼吸。”

我如痴如醉地学。一下班就去工厂外的小河边画村庄炊烟，或者爬到璧背山上画岩石。晚上在宿舍阳台上练琴。工友们喜欢围着我听，琴声响起来的时候，那些沉默的、被生活压弯的脊背，会暂时直起来。松口气，抽支烟，走走神。

考美院失败了。早有人委婉提醒过：“这条路太窄。美院全省各专业一年只招十几个学生。”撞了南墙，不能再耽误了。

那天夜里，我抱着攒了多年的画，走到兵工厂后面山坡的铁丝网下。月色里，我把画一张张摊开——素描、水粉、速写。我拿起小提琴，拉了一首《辛德勒的名单》。工友们循着琴声摸了过来。我放下琴，划了一根火柴。火光跳起来，线条和颜色一点一点卷曲、发黑、化为灰烬。

“可惜呀，可惜！一点都没留下！”工友轻声说。

我站在灰烬旁，没有流泪。画家的梦，烧掉了。可那把火也烧出了一个洞。

二

韦老师不只是雕塑家，还是韶关歌舞团的小提琴手。那天他要拉《叙事曲》，先放下琴，讲了一个故事：罗马尼亚作曲家波隆贝斯库，只活了三十岁。他爱过一个姑娘，因宗教信仰不同遭对方父亲拒绝，后来他又得了肺结核。这首曲子是他在病中写给爱情和命运的。

韦老师讲完，闭上眼睛，缓缓运弓。琴声响起来，如泣如诉。中段快弓骤然掀起高潮，手腕剧烈抖动，琴弓在弦上飞驰。最后，旋律又慢慢弱下去，像一声叹息。

我想进专业文工团。练得拼命，手指磨出老茧，脖子夹出紫印。但军工身份，调动难如登天。文工团领导发函借调，兵工厂就是不放人。

音乐梦也碎了。

但那把琴，我没有扔掉。它一直陪着我。从兵工厂到大学，从青年到中年。琴声在，心里的光就在。

有一件事，藏在我心里许多年。

韦老师不仅拉琴，还亲手做琴。兵工厂装炸药的箱子是东北松做的。我悄悄溜进废料场，找到一只废弃的炸药箱。没有工具，就用手指去掰钉子。指甲劈了，指尖磨破了，终于拆下一块近一尺多长的木板。

那年冬天，韶关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我把木板紧紧裹在棉袄里，贴着胸膛，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安口火车站，爬上一列南下的火车。到了韶关，直奔韦老师家，把木板从棉袄里掏出来。

韦老师接过木块，端详细看，又敲了敲，掂了掂，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笑了：“有心。这块木板做小提琴不行，木质太嫩。不过——烧火是好柴。”他顿了顿，“心意我领了。这块木板，可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啊。”

那块东北松终究没做成小提琴。但那个笑容、那句话，在心里燃起了一把火。

三

那年高考，作文题是达·芬奇的《画蛋》。看到题目的瞬间，韦老师教过的素描观察方法、造型原理，全都涌上笔端。我一挥而就，考上了中山大学中文系。

迎新晚会那天，我带着那把爬过无数次火车的小提琴走上台。琴弓落下，是《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旋律一出来，整个礼堂安静了。中段节奏加快，热烈的查尔达什舞曲风格响起，眼前闪过武江边的黄昏，韦老师家的台灯，山坡上的火光和灰烬，工友们被照亮的皱纹。最后一个音落下，全场爆发出掌声和喝彩声。

不久，小礼堂办师生画展。我送了一幅水粉画《奥涅金》——普希金笔下的忧郁贵族，斜靠在栏杆上，身后是俄罗斯无边的原野。画一挂出来，就围了不少人。有人在小本子上留言：“画出了奥涅金的灵魂。”

更大的惊喜在后面。中山大学学生乐队招募首席小提琴，面试时我拉了一首《叙事曲》，团委老师和乐队指挥当场拍板：“请你当首席。”梁銶琚堂首演那天，指挥棒落下，整个乐团的声音汇成一条大河，我的琴声就在那条大河的最前端。

第二学年，我参加全校征文比赛，写兵工厂的日子，写爬火车，写韦老师家的那盏台灯。评委的评语：“画面感极强，文字具有音乐之美，文风有独特的艺术穿透力。”文章获了奖，贴在校园图书馆的橱窗里。

古岭新老师的写作课上，他拿着我的作文在讲台上点评：“今天讲‘通感’。艺术是相通的——绘画教观察，音乐教节奏，都可以变成文字的力量。”

我想起了韦老师那只握成拳头的、在灯下转动的手，想起了《叙事曲》里如泣如诉的旋律。那些碎掉的梦并没有消失——它们变成了观察世界的方式，变成了倾听心灵的能力，变成了笔下的每一个字。

这就是第三个梦——学者的梦，文化的梦。读书、讲学、看画展、听音乐会，回忆过往写写散文。

尾声

弹指五十年。

退休后，我试着重新拿起了画笔。阳光落在窗台上的时候，我想留住它；阳台上的太阳花开了，想把它记在纸上。纯粹的兴趣，纯粹的审美。那些画不一定拿给别人看，但让日子增添了颜色。

去年，八十岁的韦老师应邀参加省文化学会的颁奖大会。他作为特别荣誉奖的得主，拿着自己制作的那把小提琴走上台。白发苍苍，腰板挺直。

琴头一抬，闭上眼睛——是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的《叙事曲》。琴声婉转，如泣如诉。那琴声里有半个世纪的沉淀，有所有梦与梦碎之后沉淀下来的澄明。

我仿佛又回到那个小屋。梧桐叶在窗外沙沙响，韦老师站在屋子中间，琴弓搭在弦上，说：“你们听。”琴声里没有暮气，只有更深沉的东西。年轻时拉的是技巧，八十岁拉的是命运。

我坐在台下。韦老师拉完了最后一个音，睁开眼睛，目光越过人群找到了我。他微微点了点头。

前两个梦是序曲，第三个梦才是主题。人生最动人的曲子，不是从不跑调的完美演奏，而是所有走音、停顿、哽咽之后，依然能拉到最后那个音——轻轻落下，余音袅袅。

我拿起画笔，在之前画的那只拳头的旁边，添上了一把小提琴。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画纸上，那只拳头和那把琴都镀上了一层金色。

艺术不在远方。从爬火车的十九岁，到白发苍苍的六十多岁，它一直在。

这就够了。

（作者：周建平博士，文化学者、中国晚报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文化学会会长、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

雕塑家韦振中

八十五岁韦振中在广州图书馆会议厅演奏《叙事曲》（2025年11月18日）

左起：苏芸、韦振中、苏家芬、苏小华、韦潞、林蓝、苏家杰（2019.5.24）

周建平摄于中山大学小礼堂（1982）

周建平摄于202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