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全县干部集中，对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家庭出身成份以及社会关系问题，来一个大检查、大交待、大揭发、大批斗的群众运动。一哄而起，大轰大嗡，搞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有些在旧社会有政治历史问题者，有投河自杀的，也有上吊自缢的，政府还逮捕了一些人。以后又接连搞了好几批。肃反专班办公室延续了两年(第一批搞完我抽回公安局机关了)，不过比首批搞得谨慎多了，也未随便抓人，主要是通过外调、审查干部中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

我是办理首批内部肃反案件的参与者。从参加运动起我就认为那种不顾政策的搞法不妥，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调查审讯、谈话，原来所说的什么“反革命集团”“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敌人派进来的反革命分子”“特嫌分子”等等都不是事实，而是“逼供信”的产物。

有些干部的历史问题，参加工作时已作交待，有档案可查。运动中被逮捕的干部后来全部释放了，恢复职务，是党员的还恢复了党籍。因此我认为肃反，花了大量人力、财力，损害了干部尊严，损害了党的形象，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是犯了苏联肃反扩大化错误。这是完完全全的实话，根本不是什么反党反人民的“弥天大罪”。

此外，还有许多平时的闲聊，也上纲上线，把鸡毛蒜皮的事也要与反党反社会义联系起来，与彭德怀的问题联系起来，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大会批，小会斗，白天写反省，晚上批斗。

在一次几个单位联合的批斗会上，有一个工农出身的女干部，看到别人都参加批斗，她文化水平低，又没有什么事实材料可批，又怕人家说她不积极，实在无奈，就脱口而出：“你说‘大跃进’、‘人民公社’搞糟了，你是不是国民党，你答复!”她的话一出口，全场哑然!认为她提的不是个什么意见，又好笑，又不敢笑。

于是我用“口吃”的语调答曰：“我…我…我是国…民党…要…要…打…打倒的共产党”。我把共产党3个字的音调说得很宏亮。严肃的批判大会，引起了一阵哄笑。

主持批判会的官员大声吼叫起来：“叶培元!你胡说八道，你不老实”。

我愤然答道：“什么叫胡说八道。有错误你们可以批判，不许侮辱人格”。

会场上变得非常寂静。会议主持者显得十分尴尬，只好宣布休会。

我就这样大会套小会，小会套大会，批来斗去，一直斗了18天，终于告了一个段落，并允许批判对象回家休息一天再到机关来(那时干部都住在机关集体宿舍)。

18天突如其来的批斗，家里人都听到了传说，知道我在机关挨整。精神疲惫、面容憔悴的我回到家里，看到年迈的母亲和妻子儿女(那时少雄4岁、少英2岁)那寒酸而悲凉的神态，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引起了老娘、妻子和尚不懂事的少雄、少英也一齐哭起来。

本想放声大哭，把胸中的愤懑和委曲在亲人面前倾泻出来，但当时不是单家独户居住，而是一个大屋住着许多户人家，只能躲在小房里抽泣。

运动结束后，受批判的人，统统在县委机关大院菜地里劳动，如栽菜、施肥、浇水、锄草等农活。一面劳动，一面随时准备接受专案组传讯，核对材料，签字画押。过了一段又把我们这批人弄到县城附近的小南大队劳动，一直到春节放假。

1960年春，被批判的这一伙人都相继作了各种不同结论，根据上级关于“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指示精神，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极少，有的结论是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的给了党内警告、严重警告等轻微处分，有的调动了工作，大多数仍回原单位原职务工作。

我的结论是：不属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属于个人主义错误，不予处分。每个人都由纪委(当时叫监委)发了一个结论书。我仍回县委组织部搞支部教育工作。

到1962年，中央有个新指示精神，对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只搞到县委这一级干部，县级以下干部主要是正面教育，原来作了结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要一律平反，处分一律取消，就是未划为分子的，未有给任何处分的，凡是受了批判的人，都要原批判的单位领导出面，把他们请回来，开个会，讲明原来的批判是错误的，原来的材料，组织上负责销毁。

此时我已调离了县委机关，仍然回来开了一个会，加了一次餐，看了一次电影，就这样把几个月来的批斗、反省、劳动等以及心灵创伤和政治上的影响，用这样一餐饭、一场电影、一个小会解决了。

简直是把人的政治生命、人的尊严当儿戏。现在回想来，实在是冷酷无情，令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