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平

去年五月廿七日，母亲走了。九十三岁，安详辞世。

至今想起，她的音容笑貌仍在眼前——那慈祥的眼神，那一见我便自然漾开的笑意，恍如昨日。午夜梦回，我常觉得母亲还在妹妹家中，等我前去，一进门便问：“要不要喝水？”我竟不知，此声此语，已成绝响。

母亲叫王彩珍，粤北韶关人。十八岁嫁给父亲，随他辗转湘南，一生风雨相守。父亲是军人，南下干部，刚正不阿；母亲是贤妻，温良恭俭，以柔济刚。四十多年前父亲病逝，埋骨湖南衡阳乡间。从此家如散珠，散落粤港各地，但母亲在的地方，就是我们心安的家。

我小时候，家境艰难。母亲省吃俭用，一块豆腐乳能下两顿饭，一件毛衣穿了十余年仍不舍得扔。五个孩子，穿衣添鞋，都要反复掂量。我性子顽劣，曾把小半截腊肠扔在地上，母亲急忙拾起来，轻轻吹掉尘土，用纸包好带回家——她眼中闪烁的心疼，比什么责备都重。还记得我穿着新凉鞋去河边游泳，回来时鞋被人偷了，母亲伤心落泪。那一刻，我难过的不是丢了鞋，而是她的心痛。

那年冬天，父亲病重。我听说大塘边有冻死的鳕鱼，想取回来给父亲补身体。到了塘边，守塘人见我浑身湿透、冻得发紫地从水里捞起鳕鱼，三次夺过去扔到荆棘丛生的山坡上。我连爬三次，衣衫刺破，手脸带血，大声喊：“这是死鱼！我爸病了！”守塘人愣住了，流着泪挥手让我走。湿透的棉袄贴在身上，我把鳕鱼紧紧揣进怀里，脱掉湿鞋赤脚跑回家。进门后得意地从怀里掏出鳕鱼，父亲看得目瞪口呆。母亲一边帮我脱下沉重湿冷的棉袄，一边泪流满面。最后，她轻声说：“要感谢守塘人。”

那年我不过十一二岁。当时只觉得委屈：我九死一生取鱼回来，母亲不夸我，反而要我谢那个为难我的人？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渐渐明白：母亲那句“要感谢守塘人”，是在我心里种下了一粒种子——世间再难，心中不可存怨；别人纵然苛待你，也要看见他最后的善意。而父亲那一瞬的目瞪口呆，虽无一言，却胜过千言——他让儿子知道，儿子为他涉险，他心疼，他震撼，他记在心里。一个刚硬了一辈子的军人，那一刻的沉默与动容，是父亲给我最深沉的回响。他们两人，一个教儿子以柔，一个示儿子以刚；一个教宽恕，一个教担当。其中的深意，我用了大半生去体悟，到现在才算真正读懂。

文革风雨中，父亲成了“走资派”。一天，一群造反派的孩子围着我喊口号：“打倒走资派！”八九个人拳脚相加，追打不休。我退到花坛边，急怒之下抽起一块围坛的半砖，狠狠砸了出去——糟糕，正中一个人的额头，鲜血直流。其余人一哄而散。正慌乱时，父亲挨斗出来，见状一言不发，一巴掌抡过来，打得我原地转了一圈。那是他平生第一次打我。他脸上表情复杂——有愤怒，有心疼，有痛悔，还有一种我当时读不懂的东西。母亲闻讯赶来，先看了那个受伤的孩子，二话不说，拉着他往医院跑。临走前，她回头瞪我一眼，眼泪滚滚而下，只说了一句：“跟我去认错！”——那一瞪，有责备，有后怕，更有一个母亲在乱世中教儿子守住底线的决绝。

到了医院，母亲低着头，一遍遍向对方家长道歉，声音不大，却字字恳切。我站在一旁，又怕又愧，不敢抬头。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父亲那一巴掌，打的是我的冲动，更是他作为“走资派”不愿儿子以暴易暴的痛心与自危——他怕我从此走上歧路，也怕这个家再添祸端。而母亲流着泪瞪我一眼、拉我去认错，是她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再有理，也不能动手伤人；再愤怒，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一瞪里的泪，是母亲替我担下的愧疚。那一句“认错”，是母亲在风暴中为我立下的规矩。他们二人，一个以掌教敬畏，一个以泪教担当。今天想来，那一巴掌和那一瞪，比任何说教都重。

家境虽如此，母亲仍想方设法给我买书、买小提琴，给妹妹买扬琴，给我们凑零件学装收音机。现在回想，当年母亲的难为与坚持，令人寸心欲碎。

母亲和父亲感情很深。父亲病重那年，她一边照顾丈夫，一边拉扯儿女，从不怨天尤人。文革中，她把我们关在家里，督着背书、临摹《欧体九成宫》、练笛子和秦琴，谆谆教诲：“不管风吹浪打，一刻不可停止学习。”她待人极宽厚，即使对所谓的“造反派”，也常说：“他们也有好的地方。”她的仁慈，就是这样。

母亲晚年开始写日记，回忆和父亲相识相爱的往事，写父亲的担当、勇敢、宽厚、勤奋、风骨，也写命运多舛的遗憾。几十年的风雨人事、亲友变迁、子女成长，乃至家里的无花果树、门前池塘、远方小路、丹霞山的“玉女拦江”，她都细细写下来。我每次回去，她总是兴致勃勃地拿出日记讲给我听，问我：“你看看我写的行不行？”眉眼之间，喜色溢于言表。可惜我来去匆匆，未曾细心捧读。如今母亲走了，日记不知在哪里，空留满腔怅惘——还有多少故事，没有听母亲讲过？

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母亲八十八岁那年的事。当时我们陪她回衡阳乡下拜山，看见老祠堂坍塌在荒草残垣间。母亲站在风里，银发飘拂，良久无言，忽然声如锤落：“祠堂不能这么没了。我出钱，重修。”十五万——那是她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的压箱底钱。我们震惊，劝她，说老家已经没有几人了，说她年事已高。母亲一概不辩，只反复两个字：“要修。”我后来才明白，这不是商量，是通知。她是用毕生的力气，缝合那段将被遗忘的历史，挽留父亲在世间的痕迹，为周家立下一座无声的丰碑。新祠堂落成后，母亲只淡淡说了一句：“这是我想要做的，一定要做的。”此后她不与人言，也不写入日记，沉默如村口的古潭。

母亲对儿女不偏不倚，个个牵挂于心，乃至孙辈也是如此。六榕寺的法量法师曾劝她：“儿女都长大了，该享福了，何必自寻烦恼？”她笑着回答：“好在有你们，我现在就是在享你们的福啊。”我每次听到这话，心里愧疚更深——母亲辛苦一生，我们终日奔忙，所能回报的，不及她恩情的万分之一。

我考博士那年冬天，闭门苦读，每天用泡面充饥。六十多岁的母亲，喘着气爬上九楼（那时住处还没有电梯），拎着水果吃食来看我，看见泡面直摇头，一定要我去妹妹家吃饭，反复叮嘱：“考不考得上没关系，身体最要紧。”我妻子生孩子，别人关心是男是女，母亲却松了一口气，由衷地说：“顺顺利利、好手好脚就好！”她的爱，就是这么纯粹。

我的照片作为文化顾问和几位名家一起登在《羊城晚报》头版，母亲深情地看了很久，执意要去酒楼加菜庆祝。我当时推却，以为小事不值得，现在追悔莫及，恨不能陪她完成这个心愿。我的讲座和文章见诸报端，她总是细心剪下来，整整齐齐地贴好——灯下戴着老花镜俯身剪贴的身影，让我既感动又心酸。那沉甸甸的一本剪报，如今成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母亲九十岁以后，渐渐衰缓了。有一天我随口说多年没吃她做的葱花煎面饼了，她努力试着做，却不成形，歉疚地说：“唉呀，老了，忘了怎么做，做不出来了。”我边吃边说“还好”，心里阵阵酸楚——妈妈真的老了，当年的味道，再也回不来了。她说想听我讲课，我因为她年纪大没有带她去。后来她跟我说她去听了，还站在教室窗口看到了我——其实那根本不可能。早知道这样，我应该专门为母亲讲一堂课啊。

母亲走得突然。前一天还和妹妹一起去了香港，晚上接风时我给她夹菜说笑，第二天她竟溘然长逝，无疾而终。留给我的，只有绵长不绝的愧疚与悲痛，还有再也无法报答的遗憾。

母亲的一生，如大地宽厚，如青山坚毅，如大海包容。少时贫寒，壮年丧夫，晚年仍以衰老之躯为周家立祠续脉。对自己苛刻至俭，对子女倾尽所有；对世人常怀慈念，对往事只存温柔。我长跪于此，千言万语，道不尽母恩深重。

昨夜梦中，我又回到童年。母亲牵着我的手在暮色中散步，依旧殷殷嘱咐：“要好好做人，认真读书，勤俭节约，不怕吃苦。不能落后，也不能亏待别人。干活累不死人，什么困难都有办法克服。兄弟姐妹一定要团结，不要计较，互相扶持……”

母亲，我都记住了。

母亲已经和父亲团聚在另一个世界。那座祠堂依然矗立，是母爱与父魂交汇的地方，是我们永远的精神故土。

山高水长，母恩难忘。言有穷尽，情无终期。

（作者：周建平博士，中国晚报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文化学会会长、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