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市老科协 徐兴川

小序：2022年2月25日，为抢救与武昌鱼相关的历史人文音像资料，笔者事先与中科院水生所沟通联络后，与鄂州电视台记者孟磊团队一同前往88岁高龄的曹文宣院士办公室，对他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采访，请他详细追忆并讲述了当年在梁子湖开展武昌鱼研究的难忘经历。

晚年的曹文宣院士，依旧心系鄂州武昌鱼的生存与发展，更始终关注着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事业。早在2015年10月16日，武昌鱼命名60周年系列活动期间，笔者有幸邀请曹院士为鄂州武昌鱼产业题写寄语，他不假思索，挥笔在纸上题道：“切实保护武昌鱼故乡的生态环境，永续利用武昌鱼。”

今笔者将长期收集整理的1955—1957年梁子湖大科考相关资料梳理成文，希冀能为蓬勃发展的鄂州科技事业与武昌鱼产业略尽绵薄之力（徐兴川）。

1955年初，正值新中国百废待兴、科技事业蹒跚起步的艰难岁月，一场跨越三年、汇聚顶尖科研力量的大型综合科考，在鄂州的梁子湖上的梁子岛悄然拉开帷幕。这场被后世誉为“梁子湖大科考”的壮举，正式名称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梁子湖鱼类生态调查”课题专项研究。时任水生所正、副所长的著名科学家王家楫、伍献文，上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渃批准，由鱼类生态学专家刘建康领衔，集结了二十多位科研工作者（含工作人员），踏遍梁子湖的每一片水域、每一处滩涂，用脚步丈量江湖，用智慧破解自然密码。七十年光阴流转，梁子湖的水波依旧荡漾，而那场科考留下的科学遗产、精神财富，早已融入这片湖泊的血脉，成为中国淡水生态研究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武昌鱼（团头鲂）的科学发现与命名。

一、时代使命：艰难起步的江湖探索

回望七十年前，这场科考的发起，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与现实需求。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面临着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鱼类作为优质蛋白质来源，成为缓解粮食压力、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但当时，中国淡水渔业的发展却面临着诸多瓶颈：多数湖泊的鱼类资源状况不明，渔业生产缺乏科学指导，盲目捕捞导致资源衰退的隐患初现；淡水鱼类的分类、生态习性、繁殖规律等基础研究几乎处于空白，无法为渔业增产、资源保护提供理论支撑。而梁子湖鱼类生态调查，正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进行的湖泊资源与鱼类生态学的野外研究，承载着填补学科空白、助力渔业发展的时代使命。

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渃特批给梁子湖工作站的机动帆船“梁子号”

梁子湖，这座位于湖北东部长江南岸的大型湖泊，分属当时的鄂州、武昌、大冶三县，当时总面积达55.5万亩（约366.7平方公里），是长江中游冲积平原上极具代表性的浅水湖泊湿地。它水草丰茂、水域辽阔，既是众多鱼类的栖息地、繁殖场，也是周边群众赖以生存的“鱼仓”。但长期以来，人们对梁子湖的鱼类资源、水文环境、生态结构的认知，仅停留在渔民的经验总结层面，缺乏系统的科学调查与研究。在此背景下，1954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应中央政府和中国科学院的要求，整体搬迁武汉东湖，搬迁工作尚未完全完成之际，便毅然决定启动这场关乎中国淡水渔业发展与湖泊生态研究的伟大探索。

要开展这场大规模科考，首先要厘清科研主体的由来与迁址背景。据《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志》（1930-2020）记载，1950年1月3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中国科学院以国立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水生生物部分、国立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局菜类学部分、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软体动物和甲壳动物部分为基础，组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水生所”），所址设于上海，所长为王家楫先生。1954年2月，水生所由上海迁至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同年12月完成迁址，为梁子湖科考的开展奠定了地理基础。

1954年，在水生所搬迁工作推进的同时，陈佩薰、蒋一珪、王精豹等3人先行来到梁子湖上的梁子岛，筹建梁子湖野外工作站。工作站设在隶属鄂城县的梁子岛（即梁子镇），由鱼类组组长刘建康先生全面负责，正式开启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湖泊水域资源和鱼类生态学调查与研究。1955年初，梁子湖科考正式启动，刘建康先生牵头组建了一支涵盖鱼类学、水化学、湖沼学等多个领域的顶尖科考队伍，成员包括朱宁生、陈佩薰、蒋一珪、易伯鲁、褚新洛、王祖熊、朱居宏、陈宏溪、朱志荣等二十多位科研精英，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曹文宣，当时也以年轻科研人员的身份参与其中，开启了他与梁子湖、与淡水鱼类研究相伴一生的征程。

笔者手头留存有一帧刘建康院士于1955年9月拍摄的梁子湖工作站首批科研人员合影，定格了当年科考团队的风采：前排有朱宁生、朱居宏、赵素珍、任仲年、张春良、褚新洛、王精豹；后排有陈思砖、蒋一珪、陈佩薰、易伯鲁、王祖熊、陈宏溪、朱志荣。其中，易伯鲁先生便是后来发现并命名团头鲂（武昌鱼）的核心专家，而陈思砖则是协助科考工作的当地工作人员，这份合影也成为当年科考团队扎根江湖、携手探索的珍贵见证。

科考初期，工作条件的艰苦远超想象。梁子湖周边交通闭塞，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科研人员们只能依靠船只往返于各个采样点；科考队的大本营就设在梁子镇派出所，刘建康先生住在进门左手第一间屋，年轻的科研人员则挤在阁楼上，夜晚照明全靠煤油灯，寒冬腊月没有取暖设备，盛夏时节又要忍受蚊虫叮咬与酷暑煎熬。从事鱼类研究的工具，仅仅是每人配备的解剖刀、解剖剪、镊子等简单器械，没有精密的检测仪器，没有便捷的采样设备，一切都要靠科研人员的双手与智慧。

为了保障科考工作的顺利开展，中国科学院对此次调查给予了高度重视，专门配备了一艘带帆的机动船，科研人员们为它取名“梁子号”。这艘船不仅是科考队的交通工具，更是移动的实验室，刘建康、陈佩薰、易伯鲁等科研人员常常在船舱内开展鱼类解剖、样本分析等工作，“梁子号”的船舱里，承载着科研人员们的坚守与探索，也见证了一项项重要发现的诞生。

为保证课题的顺利开展，刘建康先生更是倾注心血，认真筹划了调查方案，精心设计了“调查表”，并印在大16开纸上，内容涵盖调查时间、地点、鱼类种类、标本数量、性别、长度、重量、消化道内食物组成、性腺发育状况、成熟系数等，统一了调查规范，体现了系统而完整的设计思想，也为以后中国开展的“长江鱼类生态调查”及各大江河流域的调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梁子湖大科考的核心任务，是全面摸清湖泊的自然环境、鱼类资源状况，开展系统的鱼类生态研究，为淡水渔业的科学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科考队按照“全面覆盖、重点突出”的原则，将梁子湖划分为多个调查区域，采用实地采样、标本采集、数据记录、渔民访谈等多种方式，开展全方位、系统性的调查工作。

在鱼类资源调查方面，科研人员们不畏艰辛，踏遍了梁子湖的主湖、子湖、入湖河流、浅滩沼泽等每一个角落。他们跟随渔民出湖捕鱼，记录每一种鱼类的捕获时间、地点、数量，采集鱼类标本，详细测量鱼类的体长、体重、年龄等数据，分析鱼类的食性、生长规律与繁殖习性。为了观察湖床底部的鱼类栖息地与生态环境，水生所专门购置了一套在当时看来颇为先进的潜水设备，但如何使用这套设备成为了难题。恰逢武汉长江大桥开工建设，科考队专程向大桥建设部门求援，对方派出两名潜水教练前往梁子湖，专门指导科研人员学习潜水技术，朱志荣、王精豹等年轻科研人员主动请缨，跟随教练刻苦学习，最终熟练掌握了潜水技能，为湖底调查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在水化学与湖沼学调查方面，科研人员们定期采集湖水样本，检测湖水的酸碱度、溶解氧、透明度、营养盐等指标，分析湖泊的水文特征、水质状况与生态系统结构。他们白天乘船采样、记录数据，晚上在煤油灯下整理资料、分析样本，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不遗漏任何一组数据。当时没有电子记录设备，所有的调查数据都要靠手写记录在笔记本上，每一份数据、每一个标本，都凝聚着科研人员们的心血与汗水。

科考过程中，科研人员们始终坚持“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原则，即使面对重重困难，也从未降低科研标准。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他们常常重复采样、反复检测；为了确认一种鱼类的分类，他们会反复对比标本，查阅大量文献，甚至与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交流探讨。在调查过程中，他们还积极与当地渔民沟通交流，收集渔民世代积累的捕鱼经验与对湖泊资源的认知，将民间智慧与科学研究相结合，让科考工作更具针对性与实用性。

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在鄂城县还设立了花马湖工作站，根据当时的工作需要购买了村民两栋房子，新建了48平米的库房和45平米的食堂，1959年又新建了两栋房屋，不过该工作站于1962年1月撤销，交花马湖养殖场代管，成为梁子湖大科考期间的一段补充记忆。

二、科考硕果：全方位的学术突破

这场持续三年（1955－1957年）的大科考，全面摸清了梁子湖的生态家底，围绕湖泊自然环境、鱼类资源、生态结构等，取得了一系列涵盖多领域的学术成果，发表了15篇高水平学术论文，系统呈现了科考全貌，为中国淡水生态研究与渔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5年武昌鱼之父易伯鲁在梁子湖渔船上拍摄资料

笔者于1989年1月开始，花费较大精力用两年时间，从首都图书馆到水生生物研究所资料室，将梁子湖工作站专家教授们关于梁子湖的全部研究论文，复印整理成三大本《梁子湖鱼类资源调查文献》，这些论文涵盖鱼类个体生态学、鱼类分类学、水环境、水化学等多个领域，成为鱼类及水生生物学研究的重要文献。具体如下（按发表先后）：

刘健康院士1955年拍的梁子湖工作站部份专家合影，背景是梁子岛派出所（工作站租用房处）

1、易伯鲁。关于鲂鱼（平胸鳊）种类的新资料 [J]. 水生生物学集刊，1955 (2): 120-132.明确团头鲂为鲂属新物种，厘清了鲂鱼种类的分类界限，正式确立团头鲂的科学命名；

2、刘建康。梁子湖的自然环境及其渔业资源问题 [C]// 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专家办公室。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会议论文集，1957.系统阐述梁子湖的自然环境特征及渔业资源现状，为渔业合理利用提供指导；

3、王祖熊。梁子湖湖沼学资料 [J]. 水生生物学集刊，1956 (2): 185-202.详细记录梁子湖的湖沼学特征，为湖泊生态研究提供基础数据；

4、陈佩薰。梁子湖鲤鱼鳞片年轮的标志及其形成的时期 [J]. 水生生物学集刊，1956 (2): 203-216.通过鳞片年轮研究鲤鱼的生长周期，完善鱼类年龄鉴定方法；

5、王祖熊。梁子湖罧业的调查 [J]. 水生生物学集刊，1957 (1): 93-106.调研梁子湖古老渔法罧业的作业模式与生态影响，结合民间渔法开展科学研究；

6、朱宁生，陈宏溪。梁子湖中鳡鱼的食性 [J]. 水生生物学集刊，1957 (1): 79-92.

7、蒋一珪。梁子湖鳜鱼的生物学 [J]. 水生生物学集刊，1957 (2): 217-234.全面探讨鳜鱼的形态特征、食性与繁殖习性；

8、陈佩薰。梁子湖戴氏鲌的生物学研究 [J]. 水生生物学集刊，1958 (1): 93-110.深入分析戴氏鲌的生长规律与生态习性；

9、陈佩薰。梁子湖鲫鱼的生物学研究 [J]. 水生生物学集刊，1958 (2): 235-250.系统研究梁子湖鲫鱼的生物学特性，为鲫鱼人工养殖提供理论支撑；

10、蒋一珪。梁子湖鲤鱼的生物学 [J]. 水生生物学集刊，1959 (1): 111-130.详细研究鲤鱼的生长发育、性腺发育及繁殖规律；

11、朱居宏。梁子湖密鲴的生物学 [J]. 水生生物学集刊，1959 (2): 251-266.

12、曹文宣。梁子湖的团头鲂与三角鲂 [J]. 水生生物学集刊，1960 (1): 57-78.对比两种鲂鱼的形态与生态差异，为团头鲂人工养殖提供依据；

13、朱居宏。梁子湖蒙古红鲌的生物学 [J]. 水生生物学集刊，1960 (1): 79-94.

14、杜金瑞。梁子湖乌鳢生物学的研究 [J]. 水生生物学集刊，1960 (2): 267-282.

15、杜金瑞。梁子湖黄颡鱼的繁殖和食性的研究 [J]. 水生生物学集刊，1960 (2): 283-296.

16、易伯鲁，《中国鲌属和红鲌属鱼类的研究》，发表于《水生生物学集刊》，结合梁子湖鲌类资源，完善我国鲌属鱼类分类体系；

17、易伯鲁（未刊稿）：梁子湖的鱼类区系（1957）.

经过三年的系统调查，科考队查明梁子湖共有鱼类63种，系统梳理了每种鱼类的分布范围、生长规律、繁殖习性与食性特点。在鱼类个体生态学研究方面，刘建康先生带领团队，对梁子湖主要鱼类的生长发育规律进行了系统研究，明确了不同鱼类的生长速度、性成熟年龄、怀卵量等关键参数；在鱼类分类学研究方面，易伯鲁、褚新洛等人的研究，完善了长江水系鱼类的分类体系，为后续的鱼类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水环境与水化学研究方面，王祖熊、王精豹等人的调查，摸清了梁子湖的水质状况、水文特征与营养结构，为湖泊生态保护与治理提供了原始数据。这批重量级的研究论文，不仅让梁子湖声名远播，更让这场大型鱼类研究活动在鄂州水产史乃至中国水产史上，都成为值得大书特书的壮举。

这场大科考，也为我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淡水生态与鱼类研究人才。当时参与科考的年轻科研人员，在王家楫、伍献文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指导下，在实践中积累经验、锤炼本领，逐渐成长为我国淡水生物学领域的中坚力量。曹文宣院士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在梁子湖科考期间，深入研究团头鲂与三角鲂的生长习性，为后续团头鲂的人工养殖与推广奠定了基础，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鱼类学家，为淡水鱼类资源保护与渔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三、重大突破：团头鲂的发现与命名

在梁子湖大科考的所有成果中，最具影响力、最广为人知的，便是团头鲂（即“武昌鱼”）的发现与科学定名。这一重大突破，不仅填补了我国鲂属鱼类分类的空白，更让“武昌鱼”这一历史名称有了明确的科学指向，成为中国淡水鱼类研究史上的经典案例，而这一发现，竟源于一次偶然的“打牙祭”。

据当时参与科考的王精豹回忆，在一次罧业（一种古老的渔法，设柴木以诱捕鱼类）渔获物统计工作结束后，恰逢周末，刘建康先生提议买点鲜鱼给大家“打牙祭”。看着渔民刚捕获的活蹦乱跳的鱼儿，刘建康先生问道：“买长春鳊还是三角鳊呢？”渔民笑着建议：“买团头鳊吧，这种鱼和三角鳊不一样，更好吃。”刘建康先生敏锐地察觉到，渔民口中的“团头鳊”，或许是一种尚未被科学记载的鱼类，便追问渔民：“这团头鳊和三角鳊有什么区别？”渔民回答：“团头鳊嘴比较圆，三角鳊嘴比较尖；团头鳊背鳍第一根刺比三角鳊短些；团头鳊有三条比较明显的斑纹，三角鳊则没有。”

在此之前，根据国内外文献记录，分布于长江水系的鲂属只有一个种，即三角鲂。刘建康先生凭借多年的科研经验，意识到渔民所说的“团头鳊”很可能是鲂属的一个新物种，他立即安排从事鱼类分类学研究的易伯鲁等人，对“团头鳊”进行详细的观察与研究。当时年近四十岁的易伯鲁正专注于梁子湖鳊鲌类的专题研究，他早已发现，梁子湖的鳊鱼中，除有记载的三角鲂和长春鳊外，还有一种鳊鱼是以往文献上没有记载的，刘建康的安排恰好契合了他的研究方向。

易伯鲁先生铜像

易伯鲁带领团队，对“团头鳊”的外部形态、骨骼结构、鳔、鳃耙等进行了细致的对比解剖分析，通过形态解剖，对骨骼、形态和内脏等多方面对比，最终确认它与三角鲂在形态特征、生理结构上存在明显差异，确属鲂属的一个新物种。1955年，易伯鲁在《水生生物学集刊》第2期发表了《关于鲂鱼（平胸鳊）种类的新资料》一文，将这一新物种定名为“团头鲂”（Megalobrama amblycephala Yih），其中Yih便是易伯鲁名字的简称。他在论文中写道：“最近，观察从湖北梁子湖得来的大量材料，才知道通常称作平胸鳊中，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品种，是以往鱼类分类所忽视了的”。

易伯鲁还专门对梁子湖的渔民进行了调查，他在论文中记录：“在梁子湖作业的多数渔民，是把这两种鲂鱼区分开来。一种俗名三角鳊；另一种俗名团头鳊。从外形来看两个种类的差异是不十分明显的，因此，附近群众虽然也知道这个种类存在，有时却并不认识它们”。科学研究是严谨的，而确立新物种并命名更是复杂和困难的。在此之前，将鳊鱼命名为鲂鱼并对其进行过研究的科学家中，有欧洲人理查逊（1846）、耿林（1868）、德柏斯基（1864）、尼科斯（1928），中国的朱元鼎（1930）、张春霖（1930）、伍献文（1931）、王以康（1933）、杜书颜（1934），以及日本人木村重（1934）、宫地传三郎（1940）等。易伯鲁通过对比研究发现：前人的研究记载，“也可看出其中可能已经涉及三角鳊和团头鳊两个种类，只不过命名时没有区分开来。尤其是理查逊的命名描述只是根据一幅9英寸的图而作出的”，因此存在着片面性。

最后，易伯鲁根据梁子湖团头鲂和三角鳊的模式标本，非常严肃地指出：“把原来的鲂鱼学名保留给三角鳊，它的正式学名定为三角鲂。另为团头鳊定一新名，它的正式中文应为团头鲂。”至此，团头鲂作为一个新物种得到了正式确立。此后，国内外鱼类学者一致公认团头鲂（武昌鱼）的模式标本出自湖北梁子湖，梁子湖也因此被称为“武昌鱼母亲湖”。

团头鲂的发现，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更与一段领袖佳话紧密相连。1956年5月31日至6月4日，毛主席来武汉检查工作，期间写下了著名诗篇《水调歌头·游泳》，其中“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一句，让武昌鱼声名远扬。据当时担任毛主席随行厨师的杨纯清回忆，毛主席在武汉期间，曾品尝过清蒸武昌鱼，并且吃得津津有味。

更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毛主席在东湖宾馆邀请时任水生所所长王家楫先生，以及省供销合作社主任曹华清共进晚餐，江青、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夫妇也在座。席间，王家楫先生或许向毛主席汇报了水生所在梁子湖的科考情况，讲述了团头鲂（武昌鱼）的发现过程，也可能探讨了提高全国淡水鱼产量、发展淡水渔业的思路。虽然此次餐叙的具体内容没有详细记载，但在餐叙之后不久，北京召开了中、苏、朝、越、蒙五国渔业会议，随后中国政府又设立了水产部，这些举措，或许都与此次餐叙中与伟人的交流有着密切的关联，也从侧面印证了团头鲂发现的重要意义。

在梁子湖科考期间，曹文宣深入研究了团头鲂和三角鲂的生长习性，发现团头鲂具有生长较快、性成熟较早、怀卵量大、易捕捞等优点，非常适合人工养殖。在此基础上，柯文鸿等人完成了团头鲂的池塘养殖试验，进一步验证了团头鲂的养殖价值，证明其是一种优良的淡水养殖对象。上世纪70年代后，团头鲂的养殖技术在全国范围内成功推广，成为我国淡水养殖的重要品种之一，不仅丰富了百姓的餐桌，也带动了淡水渔业的发展，甚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梁子湖大科考的这一核心成果，真正转化为惠及民生的实际效益。

四、薪火相传：七十年的精神与回响

梁子湖大科考的成果，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得到了科学界的高度认可。1959年，在建国十周年之际，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在《科学通报》上发表文章，总结中国科学院建院以来的重大成就时，特别提到了水生所关于梁子湖生态的研究，将其列为中科院建院以来的重要科研成果之一，这也充分肯定了梁子湖大科考在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的地位。

从1955年水生所鱼类专家在湖北梁子湖调查研究，发现并确立武昌鱼模式标本、将其学名命名为团头鲂，到2004年7月16日国家农业部发文批准鄂州“湖北团头鲂（武昌鱼）原种场”为国家级鱼类原种场，再到2015年10月16日，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举办团头鲂命名60周年纪念大会暨团头鲂学术研讨会，纪念对团头鲂研究作出贡献的老一辈鱼类专家，七十年间，武昌鱼的研究与发展从未停歇。2023年8月5日，鄂州被命名为“中国武昌鱼之乡”，标志着武昌鱼在故乡已走过近70周年的发展历程，也让梁子湖大科考的成果得以持续传承。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抢抓机遇，瞄准长江经济带水生态系统健康问题，在梁子湖畔建立武汉现代生态渔业研发基地。通过出让、划拨和流转的方式取得1216亩用地，其中划拨和出让的建设用地225亩，流转用地741亩，滩涂250亩。规划建设近10万平方米的科研及辅助用房和藻类研究、鱼类遗传育种基地、高效集约化养殖示范基地、人工湿地及水陆生态缓冲带等生态研发实验设施，延续着七十年前梁子湖大科考的科学精神，继续深耕梁子湖生态保护与渔业发展研究。

七十年岁月流转，梁子湖的生态环境发生了诸多变化。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显示，1990年至2023年间，梁子湖生态系统发生了显著变化，经历了从草型稳态向藻型稳态的转换，水生植被覆盖度下降，藻类水华时有发生，生态环境面临着一定的压力。但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政府与科研机构高度重视梁子湖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实施了全面禁渔、围网拆除、流域生态修复等一系列举措，2016年至2021年，水生所刘家寿研究员（鄂州籍）团队在梁子湖开展了连续6年的鱼类群落季度观测，揭示了禁渔背景下梁子湖鱼类群落的恢复机制，为湖泊生态修复提供了科学支撑。

本文作者在国家级武昌鱼原种场

如今，梁子湖已成为亚洲重要的湿地之一，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区域。2024年，鄂州市梁子湖区人民政府启动了全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工作，调查范围覆盖梁子湖区所有乡镇与园区，调查对象包括生态系统、陆生维管植物、陆生脊椎动物、淡水水生生物等7个类群，延续着七十年前梁子湖大科考的科学精神，进一步摸清梁子湖的生物多样性家底，为湖泊生态保护与治理提供更坚实的科学依据。

笔者采访曹文宣院士

回望七十年前的梁子湖大科考，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项项重大的科研成果，更是一代科研工作者“扎根江湖、甘于奉献、严谨求实、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那时的他们，没有优越的工作条件，没有先进的科研设备，却凭借着对科学的执着与热爱，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毅力，踏遍梁子湖的每一寸水域，用双手书写了中国淡水生态研究的传奇。

刘建康、易伯鲁、朱宁生、曹文宣……这一大串名字，与梁子湖的水波融为一体，与中国的科技发展紧密相连。他们用一生的坚守，践行着科研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为我国淡水渔业的发展、湖泊生态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的精神，就像梁子湖的湖水，生生不息，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奋勇前行。

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渃特批给梁子湖工作站的机动帆船“梁子号”

七十年风雨兼程，七十年薪火相传。梁子湖大科考的历史，不仅是一部科学探索史，更是一部精神传承史。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这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科考壮举，不仅要铭记那些为科学事业奉献的前辈，更要传承他们的科学精神，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勇于探索的勇气，继续深耕湖泊生态研究，守护好梁子湖这片绿水青山，让七十年前的科学之光，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央视记者在鄂州拍摄武昌鱼专题片”

梁子湖的水波依旧荡漾，七十年前的科考故事，仍在江湖间流传。那些镌刻在时光里的坚守与探索，那些凝聚在标本与数据中的智慧与付出，早已成为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激励着我们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永不止步，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