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琐忆/傅坤英老师与我

黎  明

       晨起，浏览手机微信，偶见成武六中学生姜照远转发的《一中琐忆 /傅老师》一文。作者为成武作家包晓云。急匆匆读过，激情荡荡，思绪绵绵。抑止不住地想写点什么。

       文中的“傅老师”，是我所敬重的一位成武六中老同事。她名傅坤英，满族人、爱新觉罗姓氏，堪称满清皇亲国戚后裔了。傅老师毕业于师范音乐专业，先在成武一中任音乐教师，文革中调入六中，即九女集公社中学。我大学毕业后，于1970年春分配至该校任教，得以有幸与傅老师成为同事。

       六中坐落于九女集公社东北端的王堂村，那时也称为九女社中。学校东门前有一条长长的土路，通往县城西关。学校围墙由红砖、土坯砌成，呈现为一个南北长、东西短的长方形。院内整齐排列着五六排或七八排平房，一律为红砖红瓦结构。中间偏西的位置是一片阔大的操场。农村常见的杨柳、榆槐、泡桐疏密有致地分布于围墙内侧、道路两旁。

       那时的六中高中部初中部都有，高中为两年制。学校领导机构称革命委员会，主任宋光祥，原为一中副校长。教职员工大约30来人。高中任课教师多由一中调入或新近分配来的大学生组成。

       那时的傅老师还很年轻，看去30多岁吧，中等偏高的身材，体态丰盈温润，双眸清亮传神。举止清雅温婉，待人亲切和蔼。傅老师颇有亲和力，课余时间，常见一些小女生围在她身边，眉飞色舞，谈笑风生。

       最初，因我们所教课程不同，住处又相距较远，故交往不多。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因公社、县里下通知要组织文艺会演，且要求学校以自编自演节目为主参与演出。时任校革委主任的宋光祥十分重视，并把编演创作任务交给了傅老师和我，要求我们务必在会演中取得好成绩。初登教坛，不敢掉以轻心。我殚精竭力，加班加点，先后用业余时间创作了表演唱《会演路上》，小豫剧《向阳山村》等剧目。然后将文字稿交傅老师审阅、修改、谱曲。几经讨论切磋定稿后，傅老师再以领队、导演身份带领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练演出。在我的记忆中，六中宣传队属于那种“超级棒”的团队，约有二十几名学生中的文艺骨干组成，能歌善舞，文武兼备。更有几人极擅豫剧的演唱，手眼身法步，惟妙惟肖。果然，不负众望，在此后的几次会演中，我校宣传队凭借实力多次获奖，为学校争得了荣誉。

       由于文艺创作、演出之需，我与傅老师的接触越来越多，时常聚在一起商讨工作，修改剧本，参加排练演出。彼此的理解、友情也日益加深。傅老师大我七、八岁吧，公众场合仍然以某老师相称，在其家中或私下场合，则亲切称呼我的名子或“小郭”，我在内心则视之如长姐。在傅老师家中或校园散步时，谈文学，谈音乐，谈各自或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傅老师的话语，亲切、甜美、轻柔，带有音乐的节奏与韵味，给我的感觉，轻松而温馨，如沐春风。

       六中所在地王堂村，既非城区，又非公社驻地，偏僻而冷清。傅老师带领的文艺宣传队及其排练演出，便成为校园里村子里一道不可或缺的文化大餐。锣鼓音乐一响，村里的乡邻乡亲便会成群结队扶老携幼涌进校园广场，像看大戏般热闹。

       还记得小豫剧《向阳山村》演出时的情景。幕启，一队手握镰刀、英姿飒爽的公社社员上场，眺望着一片片金黄色的麦田激情演唱:“看东方，旭日初升霞光万丈，社员们一夜苦战斗志昂扬，斗志昂扬……”台下的我瞬间热血沸腾、激情荡漾。出自我手的干巴巴的文字，配上傅老师设计的唱腔，顿时鲜活起来，仿佛获得了生命力，音韵悠悠，神彩飞扬。然后，剧中主角继红出场，展开了一段下乡知青在广阔天地锻炼成长的故事。小演员们唱腔优美，表演到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今难忘。由此，我深深感谢傅老师和文宣队同学们的辛劳付出。

       在重要的演出活动中，自然少不了傅老师这位主角。她功底深厚，多才多艺，一口地道标准的普通话，或主持或演唱，无不引人注目。舞台上的她，端庄优雅，清丽脱俗，如清水芙蓉，如玉树临风，俨然是舞台上、校园中一道亮丽风景。

       据那时期文宣队及老校友们的回忆，傅老师受校方和公社委派，还时常带队到各村巡回演出。主要节目有《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红歌演唱，《红灯记》《沙家滨》等样板戏选段，以及三句半、快板、忠字舞等等。九女集公社的大地上，到处都留下了傅老师及其队员们多姿多彩的活跃身影。

       傅老师不仅精通声乐，擅长歌舞，填词谱曲，而且课也教得好，深受一届又一届学子们的喜爱与尊敬。

       傅老师的家安在学校家属院。日子久了，在傅老师住处便常常与其爱人相遇。傅老师的爱人名孙啸天，师范毕业后一直在一中任音乐教师。他体型敦厚，嗓门又高又亮，为人爽直豁达，同年龄段的老师们，如由一中调入六中的王言维、呂玉虎、孙树林、朱桂英等人都戏呼他为“孙大炮”，孙老师、傅老师都习以为常，坦然应承。我们这几位新近分来的年轻人，如毕业于北师大的王本才、曲师大的袁浩等自然不敢造次，都恭恭敬敬地称呼“孙老师”。他健谈、好客，大家便常聚在一起听他讲谈一些县城里的新闻轶事。身处偏僻乡村的我们，便顿觉增长了许多见识，开阔了几分眼界。

       1974年后，我由九女而南鲁，南鲁而伯乐，在三处时称“社中”的学校耕耘了14年之久。而后于干部“四化”丶机构改革中告别教坛丶调入县委宣传部。多年间，与傅老师再无缘谋面，却自有一种“不思量，自难忘”的感觉在心中。和孙啸天老师倒曾见过几次。那时的孙老师已是成武县乃至菏泽地区的知名人士了。不只是在音乐教学上卓有成绩，更因其在成武民歌《包楞调》的记谱传播传承上贡献巨大而声名远播。1989年我由成武而远调淄川，山水相隔，与诸多师友渐次失联，虽心存遗憾、心有不舍，却也鞭长莫及、无可奈何了。九女社中时期的傅坤英、孙啸天老师始终是我念念不忘、牵挂于怀的老同事、老朋友。今晨读《一中琐忆 /傅老师》，得知了两位老友别后的若干信息，心中倍感欣慰、释然。于是信马由疆写下以上文字，以释放沉淀已久的那份情愫与怀念。

2026.4.27于般阳颐泽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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