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东风

编者按：1978年3月，郝东风从峰峰矿区临水公社入伍，有幸分配到驻守在罗布泊核试验场区的阳平里气象站。阳平里气象站是60年代初试验基地第一个进驻被人称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北岸的单位。他们在十分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保障了1964年10月16日我国进行的第一次原子弹试验。在之后的数十年里，他们坚守在大漠深处，参加了我国所有的45次核试验任务，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多次荣立集体一、二、三等功。1966年2月，被国防部授予“模范气象站”荣誉称号。作者真实地记录了在戈壁滩、在核试验场区里那些有趣的或者让人尴尬的往事，更有那让人难以忘怀的核试验。这些往事或者惊天动地、非凡卓越，或者平淡寻常、世人不屑，但这些构成了他们在大漠的全部生活。

聆听王国元站长讲述气象站历史

五月的江南，初夏已经悄悄降临，气候还不是那么湿热，风和日丽，云淡天高，是一年中最爽、最美丽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去南方走亲戚，真是一种享受。亲戚所在的城市，距离核试验基地阳平里气象站第一任站长王国元老首长所在的常州市不远，就有了想去拜访王站长的想法。联系住在苏州的高云老首长，欣然允诺同往。高云一九六三年参军，于六四年三月从南京军区空四军一〇四师选调进疆到基地气象处，一九七三年起曾在阳平里气象站做过数年的副站长，和王站长熟稔，由他一同前去，不亦乐乎。

我们到达王国元老站长所在的小区，远远望去，一位体态消瘦但腰板挺直的老人站在楼前便道上迎接我们，他就是在核试验基地大名鼎鼎的阳平里气象站第一任站长王国元老站长。

王站长今年八十一岁高龄，行动多有不便，我们这些老部下来拜访还是这么客气，让我们十分感动。怪不得战友谈起老站长，说王站长正直可亲，在战友们之间拥有很高的威望，话语之间尊崇之情溢于言表。

进入老站长家里，阿姨在社区有个活动出了门，王站长忙着端茶倒水，让我这个晚辈汗颜，赶紧接过暖瓶，张罗大家坐在沙发上闲叙。

客厅靠墙摆放着一排沙发，茶几上准备了时令的水果，大家边吃边聊。虽然王站长七八年就离开了核试验基地，但大家聊起来的话题，依然是戈壁滩的往事，离不开阳平里气象站。

我很想了解王站长当年入疆初进罗布泊建立阳平里气象站的情况，但不知从何谈起。高云副站长说：咱们基地组建时，气象系统的人员好多都来自空军航空兵部队，最初就有一批长春九航校毕业的学员。王站长接过话头：我也是长春九航校的，五七年九航校第十五期学员，毕业后分配到福州空军。六〇年基地从全军选调人员，我们福州空军有几十人被选中，其中就有我。三月份通知去北京报到，这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让去干什么。到了北京咱们基地办事处，有一个空军大尉看见我们也是穿着空军制服，就过来问我们，你们是不是福空的？我们说是的。他就把我们安排在办事处住下。这个空军大尉就是后来基地气象处第一任处长韩云升处长。韩处长是一九四四年参军的八路，打过日本鬼子，参加过解放战争，他比我们提前几个月到基地，来基地前是沈阳军区空军司令部气象室主任。

我们知道，基地刚组建时，部队和干部战士都是从全军抽调的优秀人员，不但战功卓著，而且业务精湛。像气象处第一任政委聂靖华、副处长张洪桥、中心气象站站长高正典，他们都是抗战时期的干部。张洪桥还是哈军工的战术教员，在军队顶尖大学任教，不是一般人物，国家一纸调令，他们从内地到新疆，从城市到戈壁滩，这不仅仅是环境的转换，更是一种神圣的使命在召唤，令人神往。

王站长接着说：那个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也是热血沸腾的年代，虽然国家面临着很多困难，但大家朝气蓬勃，一心奉献。到基地后听说是搞原子弹的，那种心情你就别提了。作为一名军人，你能参加到这项伟大的工作中去，那可是几辈子修炼的福分呢！

我在气象站服役时，曾手抄了一本阳平里气象站站史（未完稿），从那里了解到，六〇年进入预定爆心建立气象站时，到那里的公路还没有修通，我问王站长：你们四个气象观测员是拿着地图和指北针去寻找戈壁滩里的一根测绘标桩，听说遇到了不少的困难？王站长说：我们六〇年三月份到基地后，还没有建营房，先是住在一个废弃的农场里，都是住地窖。十一月四日，韩云升处长把我和于崇鲁、王宝昌、刘光平召集到一起，对我们说：上级决定在东大山以东的戈壁滩上建立一个气象站，填补那里的气象空白，建站任务交给你们去完成。他又对我说：你是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大家一起完成任务。我们四个人当中，于崇鲁是五五年入伍的老兵，他从南京军区空军调到基地，是上士，确定由他负责。我和王宝昌、刘光平都是五七年入伍，但我是中士，他们两个是下士。准备了两三天，我们准备出发，基地张蕴钰司令员来给我们送行，他握着我们的手说：你们要靠毛泽东思想来建设气象站。

告别了送行的首长，我们拿着地图和指北针从驻地出发，一同去的还有四名警卫战士、两名司机，配备了一台嘎斯汽车，去寻找戈壁滩里一根标着ⅢB-57编号的木桩。那时的军用地图上只标有辛格尔、东大山等地名，其他的地方全是空白。头一天还有路，到第二天就没路了。东大山以东是软戈壁，表面是一层盐碱壳，下面就是软泥沙，一不小心汽车陷在里面，好半天驶不出来，有时一个小时只能走几公里。现在从马兰到场区数百公里，但那时还没修路，绕来绕去在戈壁滩里又多走了几百公里。好在第三天傍晚，我们找到了那根标桩，心里这才落了地。

这一路的艰辛，几句话带过，没有自己原来想象的跌宕起伏，但无法抑制我深深地好奇和敬仰。我们默默地听王站长那平静地诉说：那个时候戈壁滩比现在冷，零下三十多度，没有现成的地方住，我们只戴了一顶中号单帐篷。帐篷搭起来，大家挤在一起，晚上冻得睡不着觉。大家把被子卷成一个圆筒状，下面用背包带扎紧，人钻进去再在上面盖上皮大衣。第二天早上醒来，哈气把被子和皮大衣冻在了一起，人只能破冰而出。

这种寒冷在文字上面是体会不出它的滋味的，亲历者平淡地叙述，把我们带入那冰冷的荒原。王站长说：当时，气象站建在黄羊沟以东一条无名大沟的边沿，那条沟是一条干沟，距离第一颗原子弹爆心不足几公里。刚刚安顿下来，于崇鲁就调回气象处，上级安排由我负责，我和留下来的同志立即开展工作。大家首先想办法御寒，十一二月的戈壁滩，是一年当中最冷的季节，大家在戈壁滩上挖一个一米来深的坑，帐篷支在坑里，四周用沙土填实，要比帐篷孤零零地架在旷野里受风小些。

这样在帐篷里架上床板，睡觉会舒服很多。我问他。王站长说：一开始没有配发床板，只是在挖坑的时候预留一个土平台，作为睡觉的床铺。那个时候孔雀河里还有水，水边生长着大片芦苇，我们跑到那里割一些芦苇回来，垫在土台上就当席梦思床垫用。

这种艰辛，即使对我这个在场区里生活过几年的人来说，也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经历过并且坚持了下来，不得不佩服老前辈们的坚韧。

据一些资料记载，那条无名大沟就是因为气象站建在那里，才确定叫气象大沟的。我想让王站长确认一下，问他是这个样子的吗？王站长说：是的。一九六一年春天，总参测绘队的同志到场区测绘地形，当时那一片区域只有咱们气象站，他们就住在气象站里，每天早出晚归，我们在生活上对他们多有照顾。他们工作完成，临走的时候对我们说：你们对我们这么热情关照，我们太感激了，我们没有什么可送给你们的，为了留作纪念，就把你们住的这条沟定名为气象大沟吧。从此，气象大沟这个名字就出现在军用地图上。

那个时候，气象站在场区里面，方圆一二百公里很少有地名标注，大家就用现象和地貌来指称方位，像黄羊沟，那条沟里经常有很多黄羊在里面活动，就叫它黄羊沟，后来叫开了，地图上也就这么标上了。

关于场区里地名标注有很多的故事，就连阳平里气象站这个站名也有不少的传说，有人说是张爱萍将军进场区时一锤定音，也有人说是战士们自己起的名字，具体是什么情况，早期的站史资料里没有交代，我问王站长，这是怎么回事？

王站长说：这两种说法可能都有作用，至于哪种说法起决定作用，也可能是相互作用吧。应该是六三年春天，基地已经准备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气象大沟距离预定爆心太近，咱们气象站搬到了孔雀河北岸一片戈壁滩上，离主控站不远。气象站后面有一条山岗，叫阳平岗，咱们气象站在山岗的里面，在填写观测报告的时候，有战士说，这观测地址咱们填哪里呀？大家议论来议论去，有人说，北京有个和平里，咱们就叫阳平里吧。至于张爱萍将军到阳平里来，我记得也是在这年的春天，他带着一个庞大的车队，有好多高级首长，他们应该是到场区来看爆心选点的。他们在场区住了一晚，没在气象站住，他们住在老开屏那里，离气象站有几十公里，这个时候老开屏那里已经建了几间小平房。那两天场区里刮大风，飞沙走石，把他们刮得够呛。在我的印象里，这是张副总长第一次到阳平里气象站来。

气象站有了阳平里这个名字，与北京和平里的境况相比，还不是一回事。阳平里气象站在大漠里靠的是坚韧不拔和艰苦奋斗起的家，老站长回忆起来，无不刻记着大漠的特色。说到那时的状况，王站长说：那个时候在场区里艰苦，好多用具、设施都是干部战士们自己制作、建设。譬如蒸馒头的蒸笼，就是用孔雀河里割回来的芦苇秆编成。六三年站里调过来一个炊事员，叫陈泉高，是四川广元人。他刚进来，还不适应阳平里的习惯，看到蒸笼有些破旧，就给我反映要换蒸笼，这个要求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新的比旧的好用。但是，这里有个思想却要不得，就是不愿再过艰苦生活了，忘掉了勤俭节约的好传统。我给他讲：现在要换的东西很多，一是有些东西我们现在没有，拿钱也买不到；二是有些东西可以买到，但原来的东西还可以利用，就不用再花钱去买新的。我们国家现在还不富裕，能替代的就替代，能省着用的就省着用。这个战士很不错，自己把它修好，以后使用的时候也很小心爱惜。

王站长好像又回到了戈壁滩的生活里，继续说道：每个人来到戈壁滩，都经历着思想的转变和生活的磨砺。像咱们气象系统的干部战士，在内地都是为飞行做保障，环境和生活待遇都不错，从内地来到新疆，反差太大，一时还真有适应不了的。有一个干部从内地调进站里以后，不盖统一配发的黄军被，自己买了缎子被面被装使用，还嚷嚷着要建个站部，说和战士们在一起睡觉，开会研究问题不方便。我和几个干部一商量，还是坚持和战士睡在一个通铺上，住在一个房子里，这样容易和战士保持深厚的友谊。战士有什么想法会及时了解，有什么问题能及时解决。如果我们追求享受，那就不是一个站部，一床被子的事情，而是丢掉了部队艰苦朴素的作风，就是丢掉了我军的光荣传统，就是脱离了普通一兵的本色。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郝东风，50年代末出生于河北峰峰矿区，下乡插队，后应征入伍，服役于新疆马兰核试验基地，多次参加大气层和地下核试验任务，服役期满复员进入银行工作，至退休。业余写作在《金山》《金融文坛》《中国金融文学》《金融时报》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数十万字。出版散文集《守望风云》（即：核爆亲历记）。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

编审：朱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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