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和珅的兴衰谈起 // 马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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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4-16 19:02:08 4036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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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和珅的兴衰谈起

马延明

上周日，我和女儿、女婿商议好让他（她）们在家遛娃，我和夫人去恭王府参观。早上八点准时出发，先是坐了八站的468路公交车，尔后坐了6号线的七站地铁，出了地铁口随着人群步行六百多米便来到了恭王府。

其实参观恭王府除了了解清朝那些“王”们的历史和恭王府的建筑，更重要的是想了解“和珅”这个人，这又基于早年看了红极一时的《刘罗锅》。多次来北京，今日终得如愿。

参观完恭王府，对和珅这个人有了比较清楚地了解，也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现就和珅的兴衰谈些看法。

乾隆朝的权臣和珅，曾权倾朝野，富可敌国。他凭借卓越的政治才能与财政手腕，深得乾隆帝宠信，主导朝政二十余年，推行税制改革，充实国库，参与边疆治理，一度成为帝国运转的核心。然而，他也以“贪”，名垂青史—借权敛财，卖官鬻爵，聚敛财富高达八亿两白银，相当于朝廷二十年财政收入。另外，和珅除了敛财外，官居万人之上一人之下，专横跋扈，危及到了嘉庆帝国。乾隆一死，嘉庆帝即将其革职查办，赐令自尽，抄没家产，民间遂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谚。和珅的兴衰，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权力失控、监督缺位与制度畸形的缩影。

历史并不遥远。近几年，反腐败斗争持续深化，多名高官相继落马。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部级干部毕井泉，被查出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牟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家风不正，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最终被“双开”并被提起公诉。济南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鲁豫2004年至2016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推进、房地产开发、土地手续办理、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327.8228万元，经中共中央批准，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违纪所得被收缴，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

东汉梁冀凭借外戚身份（妹妹为皇后、父亲为大将军），官至大将军，掌控朝政。他刺杀告发者呂放，毒死年仅八岁的汉质帝，迫害忠良如李固、杜乔。最终因汉桓帝联合宦官发动政变，被迫自杀。江西省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原管委会主任邓寄鹏，自称“老板”，要求中层干部汇报工作不得超过5分钟，否则被训斥。在经济开发区“二把手”位置上摆“一把手”的架子，以主任办公会代替联席会议，无视党工委书记。擅自决定亿元级工程项目，不招投标、不上会、不报告，制度在他眼中是“橡皮泥”。最后，因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等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200万元。

和珅与当代贪官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将公权力异化为私利工具。和珅以“财政能臣”之名，行“系统性贪腐”之实，我行我素，其背后是乾隆帝对“能敛财者”的偏好与监督机制虚化。而今日部分官员，或急功近利搞“形象工程”，或借“关系运作”谋取晋升，或纵容家人插手项目，本质上仍是“权力寻租”的变种。当清廉者被边缘化，投机者却步步高升，组织的健康肌体便悄然腐蚀。

历史的警示清晰而沉重：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没有制度约束的“能人政治”终将失控。嘉庆帝虽抄没和珅家产，却未能重建财政体系，清朝自此走向衰落。这说明仅靠“事后清算”无法根治腐败。必须建立预防性监督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决策透明化，让问责常态化。

同时，政德修养是抵御腐败的内在防线。古人云：“勖之以忠信，示之以勿欺。”领导干部须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常被“心中贼”，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唯有将清廉与才学并重，让实干者有位、投机者无门，才能重塑政治生态。

和珅的悲剧，不应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今日落马的“老虎”，也不应该是新闻中的数字。它们共同的昭示：权力必须被关进制度的笼子，政德必须成为为官者的终身必修课。唯有如此，方能避免“财富集中—危机爆发—被动整治”的历史循环，实现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