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肖本安
泪断西风思热肠
纪念参加山东生产建设兵团55周年回望之四
指导员
刚分到连队，第一个认识的连首长，就是指导员。
指导员矮矮的个子，宽宽的身材，黑红的脸膛，乌黑的大眼，还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
听文书介绍，指导员是重庆人，家境极其贫寒。十几岁时即参军入伍，并参加过解放战争和志愿军入朝作战。由于在三大战役中英勇顽强表现突出，曾荣立多次战功，属于当时部队里的真正老资格。
或许为此，指导员在工作上很敢于说话，对于部队思想教育和工作管理，常常大胆作主。虽然，并不太为上级喜欢。
而指导员亦自知年龄渐大，不再奢求名利，对各项工作都是放手大干，连队反而多有突破，屡屡被团部和师部表彰并授予红旗。
其时，通讯条件极差，全连与营、团、师部甚至外界的
于是，我们几乎能天天听到指导员对着电话大声喊叫，其中就包括对上级形式主义和一些不太正确的决策的抵制与反驳。而他那高高的大嗓门，也就成为我们连队的方向盘和加油器。无论在大田劳动，在场院拼命，还是在清淤工地上苦战，指导员的四川腔和大嗓门都会给我们指明方向，带来干劲、勇气和信心。
其实，作为一名战士，我和指导员之间几无接触。即使后来参加班排长会议，也只是静静地听指导员和其它连首长讲话，非必须决不发言。
从思想上对指导员有所认识和了解，并深深地为他工作和办事时的公道公正、敢做敢为和勇于负责所感动，还是因为以下两件事。
一是大约在1973年冬季，某班的一名新兵因工作受到班长训斥，进而殴打，在班排上会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以维护班排干部工作为主，将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种意见认为从爱护战士出发，应对打人者进行严肃批评，甚或处理。而指导员所代表的就是主张处理方，且义正辞严旗帜鲜明。
二是在1972年秋，我正在地里带领战士们割草，从团协理员调任的新教导员忽然降临，指责战士小孟毁坏庄稼，双方发生争执。于是教导员大怒，令人立即喊我。闻讯，急忙赶到现场，先向小孟了解情况，又到现场检视庄稼，然后向教导员汇报并发表意见。孰料，这时教导员已气火攻心极不理智，不仅居高临下不听汇报，而且不分青红皂白，对我口不择言大加训斥。无奈，我只好据理以争，不仅指出其判断和结论有误，而且直言其语言粗鄙气极败坏，有损军人形象。
一回到连队，就有战友前来相告。说营里已来电话，对我大加批评，并要求连里处理，让我小心报复。
其时，我已有思想准备，心反倒静了下来不再忐忑。见到指导员，就很坦然地汇报了情况和表达了个人看法。指导员听后，不仅肯定了我实事求是爱护战士的举动和作法，还极其诚恳地指出了我工作上的幼稚和简单，并要我对事情多加分析，争取更快的成熟和更好的成长。而对营里的意见却只字未提。
我知道，是指导员顶住了营里的压力，保护了我。
1973年，考上学即将离开连队前，指导员曾与我进行过一次长谈。从那时，我才知道连里对自己是多么关心和重视。虽然当时还未写入党申请书，却已经是连队培养重点。而老工人黄学柱，则被安排为我的入党介绍人。
经常会想起指导员，想起他那短小精悍的身影，想起他那川味十足的大嗓门，还有他对我们的关心爱护和对工作的热情认真…
排长
我在兵团，待了不到三年时间，却先后经历了四任排长。
这四位排长，风度不同，气质不同，性格不同，爱好不同，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然而于我，却都是求之不得的良师和患难与共的益友。
记得初到一排时，居祥为正，国栋为副，我在勤杂班跟着文通班长忙碌。
其时，连队正逢清淤后休整，地里活并不太多，伙食限量常感饥饿。于是，战友们只好相约，每周都去团部军人服务社，买若干青岛饼干充饥，并无时间与二人接触。
有一天，全连徒步往返去七八里外的营部开会，见居祥帶队飘逸潇洒又热肠古道，行走中跑前跑后关怀询问，尤其对新战友百般照应，大家虽饥肠漉漉却情绪高昂军姿严正，不由情动于衷深受感染。以后相处又留心注意，发现居祥不仅博雅饱学倜傥大气，而且朴诚敦厚清鲠峭直。及至交谈，又不矜不伐温文柔和平易近人，心中愈加佩服。自此抒怀交心，大感相见恨晚，终结伯牙之好。
只憾，相交未足三月，其便须奉命奔赴五团。心中不由难舍，只好以一本《主席语录》相赠，然后便洒泪相别。
自此，便天各一方。初始尚通信，以后上学、调动，各自辗转，地址改变，遂音讯全无。直至二十余载后，又在滨州相聚。
嗣后国栋转正，秋月辅佐。
其时，国栋正年少青春英姿勃发，在全营战友中颇有影响。故尔，首长赏识，战友们喜欢，排里十分活跃。每逢连营开会，其作为排长常领头拉歌，有时则率先放怀，总让人凭添一腔豪情。
国栋很爱学习，对行为科学与领导学颇有研究，故在工作中极为灵活。既善于鼓励先进，又善于帮助后进，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虽然，有时也显固执，却也能纳言，认真听取对方意见，予以疏浚。我到兵团仅半年便被吸收入团，虽因个人努力，却须组织培养，其中国栋帮助至今不敢忘怀。
半年后又有变化。国栋被调至团部，秋月接任排长，立仁副之。而我，则由勤杂班调任二班班长。
彼时，我和秋月已不生疏，只感其名与本人有太大反差。逾一米八的个头、精壮的身体和极富男子汉气息的瘦长脸，加之直内方外刚毅顽强的性格，和平实爽快果断稳健的作风，使人很难将“秋月”的诗意浪漫与之相匹。
然而，其仁慈淳厚的内心和率先垂范的行动，却使战友们很快就与其心灵相通，排里的凝聚力大增。
我常与秋月接触，时间久了更感佩其处世安分与待人实在。每遇心事，总爱与其推心置腑从无保留。
而我所接任的二班，本就卧虎藏龙多有翹楚。战友们人人出类拔萃，个个披肝沥胆，加之排里扶持，全班很快就成为连队主力。而我和秋月也在艰难竭蹶的战斗中，由相识相知到相互依靠，最终成为同心同德同生共死的蓝颜知己。
翌年夏天，秋月上学，立仁升任排长。
暑末秋初，烈日当头。每天拂晓，全排在立仁带领下，都须先起来列队跑操，然后才分班下田。
立仁的风格，素来雷厉风行。其为人又正直无私光明磊落，故虽不善言辞却威信日隆。一旦分配任务，各班长总是闻风而动身先士卒，从不拖沓怠慢。有时任务繁重时间紧迫，亦均无怨言依令而行。全排上下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诸项工作全面开花，很令连首长欣慰。
1973年夏天的高考，工农兵学员已不仅需基层推荐，还须参加全国组织的统一考试。连里动员报名，我和立仁同时登记。不少战友都托人弄书，抓紧点滴时间复习。立仁身负重责，每天都要按连里要求，部署、安排和参加紧张而繁忙的大田劳动，根本无暇他顾。我亦如此，一切如旧，并不以考学为意。故深知其心累与无奈，后虽录取，并不如愿，只好认命。
我和立仁于七三年夏一起挥泪离开兵团，其后便日东月西。一年后我应朋友之邀去青岛，曾专程去学校见其一面，日久后则失联。
其它三位排长先还通信，以后亦俱不知下落。直至1997年夏全连在滨州聚会，才见到了居祥、国栋和立仁，2000年到济南聚会又见到秋月。自此，大家才各知音信恢复联系。
战友
1972年夏天，在忙完了麦收之后，秋庄稼的锄草保苗成为全连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
按照连里统一安排，我们班每天都要往返几十里，到远离连队的西大田锄草。
由于路远，全班只能在外就餐，条件自然很差。不知怎么我就突然得上了急性胃肠炎，到中午时已腹疼如绞。
为了减痛，我只能把肚子压到运锄杆子上，由牲口拉着咬着牙坚持向前走。战友们见状都要将我送回连队，我当然执意不肯，直至干到暮色降临，方才忍痛和大家往回走。
其时已然高烧，未及赶回连队便已昏厥。战友们急忙将我背回，卫生员跑来检查，一看病情严重，忙向连长汇报。连长一面与师医院联糸，一面安排马车护送。
此时天已大黑，战友们刚返回连队，还没吃饭。几经争抢，最后由慎利、爱国、鑫元和先勇上车抱着我，绍贵赶车，三匹马一路狂奔，终于在半小时后赶到师部医院。
几名军医和护士早已等候，一家人七手八脚将我从车上架到鑫元背上，连跑加颠送入病房，军医开始抢救。
两天后，病情有所缓解。当我从病床上晕晕乎乎地睁开眼晴时，还以为自己躺在连队营房里。及至医生和护士们讲述，才知道那天晚上所发生的全部事情。
实际上，那晚我已经休克。体温高的吓人，且上吐下泻，马车上和医院里都被我吐得一片狼籍。军医们说，幸亏那天晚上送的及时，否则继续脱水和持续高烧，后果将不堪设想。
对于几位战友的精心陪护，医生们也评价甚高。而正是由于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不顾一切的付出，才使我转危为安。
那时正是农忙，连里各项工作安排的都很紧，可是连首长和战友们却都往医院跑。尤其是老乡们和班里的几位战友，更是每天往返十几里赶往医院。我所在的病房，也几乎天天笑声不断，使我倍感关爱和温暖，至今想起来都万分感激。
而“战友”两字，也从此深深地刻入脑海，印在心中，再不会忘怀。
牛缘
连队里有几头牛。都是大个，且十分雄武有力。
初时，见它们那么高大，又都长着锋利的尖角，心里总感到害怕。
日子久了，天天和牠们在一起劳动，才发现其性情其实温顺。无论是谁，都可以驾驭。
此时，我还在勤杂班，用车用马特别是用牛的机会很多。经常，就需到畜牧房套上牛车拉东西。也就是从那时，我和牠们才有了亲密接触。
初驾牛车，心中忐忑。高高的犍牛拉着沉重的车子，听任我坐在车上不断地向牠们发出“得”“驾”“吁”“靠里”“靠外”的口令，牠们则依令向前向后或向左向右不紧不慢地迈着步子走。
这些牛较一般牛身躯明显粗壮甚或巨大，对人却十分友好，无论是驾车还是骑乘，从不会抗拒。而且，牠们的力量还奇大，一头牛的爆发力，能超过好几匹马。一旦遇到急、难、重活，常需要它们来完成。
有一年冬天大雪，团部一辆解放牌卡车陷入雪窝，无论怎样发动也只是空转开不出来。无奈，只好就近向我们求援。闻讯，连长立即派人带去“
“老二”乃一头典型的鲁西大黄牛，其身体是出奇的壮硕且力大无比。一到现场套上拉绳便低头弓背倾尽全力，瞬间就将汽车拖出了雪窝泥坑，让在场的所有人员都大吃一惊。司机则大受感动，几欲在风雪中跪下奉为天神。
自此，全连对“老二”都刮目相看，每到喂料都偏爱一把。
孤岛地势多为平原，纵横交错的排碱沟和防潮坝却制造了大量的陡坡和崖头，有的地方还特陡。
有一段，用牛用车的频率很高，天天往大田里送粪拉土。时间久了，我们便有些疲劳，有时便在赶车时发困打盹。
有一天，我又赶着车向地里送土肥，没想到下坡时却因为打盹，被从车辕上颠了下去，并一头栽到了车轮前。
此时，车正借助惯性向下滑，坡又陡，若想阻止车轮前进几无可能，眼看一场惨禍即将发生。
千钧一发之际，驾车的“老二”竟立即将脊背弓起，拼尽全身之力挺直前腿，并使劲将身子后坐。顿时，全车的重量都压向了老二，车轱辘却借着惯性止不住地向前滑，车盘则紧紧地卡住了老二的屁股，并将两侧的皮带死死地扎进了牠的肉里。
此时的老二，一定极为痛苦。可是为了救我，牠却不顾一切，只是低着头后挺，四只蹄子亦如在坡上生了根，任凭坡陡车压就是不动。
直撑到我从车下起来，牠才将蹄子吃力地抬起。然后，一点一点地将大车慢慢滑到坡底。
惊魂未定的我跟着大车，望着满车的粪土和将我从车轮下救出的“老二”，泪水早已波涛汹湧。赶来的几个战友不断地用手拍打我，怕我受了惊吓。我却摸着“老二”身上被勒破的伤口，抱着它的脖子心疼和后怕，还有说不尽的感动与感激。
从此，我再也不骑牛。以后，对“老二”更是优抚有加，常在开饭时为牠扣下馒头。即使干活，也从不对牠粗鲁和训斥。
牠也似通人性，对我更加温顺亲热，有时还会伸出舌头舔我的手。我则经常为它送上饲料和青草，给它洗刷和驱除牛蜢。
1973年夏天，忽然听到了“老二”患病的消息。急忙跑向牛棚，正赶上兽医给它打针。四周围满了战友，牠却静静地躺在地上，无力地垂着头，闭着眼睛听任着众人摆布。
我一见此状，特别心疼，急忙用手抚摸牠的前额和脖子，嘴里还不断呼喊。
许久，“老二”似乎听出了我的声音，眼晴突然睁开，痛苦地看着我，散乱的眼神中满是迷茫和对生命的留恋与渴望。
我急忙抓了一把青草向牠的嘴里塞，可牠却无力将它们含住，青草都撒落到了地上。
我不由地俯下身子抱住牠，并不断地抚摸牠的身体。而心口，也一阵一阵地发紧。只好不断地恳求兽医加药、加针，以防止牠病情加重突然死亡。
然而，最后终究没能挽回老二的生命。
此后若干年，我的心都为牠而疼。一看到牛马，一想起连队或见到战友，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老二”，还有那些与我们共同战斗过的无言战友。
因为，当年兵团的业绩和辉煌，也浸透着牠们的血汗。
牠们之于我们，不是生产资料，也不是生产工具，而是鲜活的生命，是忠诚的战友和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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