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光贤

赵光贤(1910-2003)，原籍河北玉田，生于江苏奉贤，历史学家，教授。师从陈垣先生，1940年获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文学硕士学位。专于先秦史，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特别是西周史和孔子研究。著有《周代社会辨析》《古史考辨》《中国历史研究法》。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又字圆庵，笔名谦益、钱罂等，广东新会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早年在广州参加反清斗争，后从事历史研究和教育工作，和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后因政局混乱，潜心于治学和任教。长期担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他在元史、宗教史、校勘学、考古学等方面均有相当成就，著作等身。

我和先生识面是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先生在辅仁大学开办史学研究所时，但我仰慕先生的大名却远在此之前。

那是一九二四年十月，上海《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十九期上刊载了先生的《书内学院校慈恩传后》一文。当时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喜欢读有关历史一类的文章，而且是梁任公先生的崇拜者，凡是梁的文章，不论是旧作还是新著，我总是要看。一九二二年梁的新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我买来几乎是一口气读完，对梁的议论和史事的考证深为佩服，更加深了我对梁的崇拜。我想在当时的中国，讲研究历史，梁可说是泰山北斗，没有人能超过他了。梁在这书里讲他要为唐玄奘法师作年谱，在所参考的几种主要书中，都说玄奘赴印度求佛法，出发之年是贞观三年，他看出这种说法的可疑，于是遍查诸书中有关材料，最后得出结论：玄奘出发之年是贞观元年，而不是三年。最主要的根据是《新唐书·薛延陀传》里“值贞观二年突厥叶护可汗见弑”一句。叶护可汗既然于贞观二年见弑，那么诸书所说玄奘于贞观三年出发，到西突厥见到叶护可汗，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梁氏认为他的贞观元年玄奘出游说“殆或铁案”。一般像我这样历史知识贫乏，没有学过唐史的人，对梁氏读书得间，考证严密，只有表示五体投地的佩服，以为未曾有。不料授庵先生这篇文章却举出坚实的证据，将梁氏考证的几条一一驳倒。其中有一条我记得最清楚，就是先生据《通典》《册府元龟》诸书，证明在贞观元年（不是二年）被杀的是统叶护，而玄奘到西突厥素叶城见到的是统时护的儿子肆叶护。一字之差，遂成大错。真是俗话说的强中更有强中手。当时我想，原来我国还有比梁氏更高明的人，从此使我五体投地地佩服的人不是梁任公而是援庵先生了。统叶护与肆叶护之辨，在我记忆中是如此深刻，以至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还在记忆之中。记得后来在辅仁时，有一次先生谈到《册府元龟》，说这书和一般类书不同，有关于隋唐的重要史料，为研究隋唐史者必备之书。我说，在我未看到此书之前已知此书之用，因举统叶护、肆叶护之事为例，先生听了大笑。

我虽仰慕先生已久，但迟至一九三八年秋才与先生见面。那时我在北京一个私立中学教国文，听说援庵先生在辅仁开办史学研究所，正在招生，大喜过望，赶紧去报名。考试被录取，心里高兴得不可名状。我一边在中学教书，一边在研究所听援庵先生讲课。我几乎全力以赴地正式地研究中国历史，从此开始。

先生在研究所开的一门课，名“清代史学考证法”，办法是教我们读《日知录》。同学五六人，每人买一本《日知录》，从卷八开始（卷八以前是关于经学的，先生从不搞经学，故从卷八开始），要我们自己读，主要工作是要我们将书中每条引文都找出原书查对一遍，并写出笔记。查原书出处，有的很容易，比如在正史里的，有的则很难，比如只有一个人名，年代、籍贯、行事，著述全不知道，简直像大海捞针。我们每读一卷，即翻检群书一遍，然后写出笔记。先生看了同学的笔记后，即指出哪条写得不对，应当如何写法等等。记得一次查一条故事，我走了“捷径”，翻一下《辞源》，说见《说苑》，一查《说苑》，果有此条，即写见《说苑》某篇，自以为得计。先生看了说，不对。这条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在前，《说苑》在后，所以应写见于《吕氏春秋》某篇，不能用《说苑》。有一次，一位同学写了某条见于《辞源》，先生说不行。说自《康熙字典》以下，这类的字典辞典，只能供翻阅，不能引用。又说，古人的字典，比如《说文》，可以引用，因为许慎所见的书，大半亡佚了，我们见不到，因此《说文》对我们来说，就可看作有权威的出处。清人所见的古书，我们差不多都能见到，因此要从我们能见到的古书中去找来源；何况当时这类字典辞典，错误常见，不核对原书是要上当的。这些话，乍看来好像是老生常谈，对我却有很大启发，终身受益无穷。从此我便养成一个习惯，不论读古书或今人著作，如觉得有疑问，一定要查原书，不怕麻烦。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文章，彼此抄来抄去，谬误百出。我常督告我们的教师和同学，千万不要从报纸杂志的文章中抄材料，这类文章往往割裂原文，断章取义，甚至加以窜改，与原义相反，稍一不慎，就会上当。这都是因受先生之教而得的一点经验。饮水思源，永远不会忘记先生的教诲。

陈垣

先生教我们读《日知录》，逐条查出处，起初不知用意何在。心想有的出自正史，何必逐条查呢？查出处就是考证法吗？后来慢慢体会出来，查出处正是做考证工作最起码的基本功，没有这个基本训练，就谈不到考证。从《日知录》（用其他的书也可以）里找材料的出处，首先可以接触到平常不易接触到的材料，比如方志，除非是找什么地方的材料，一般是不会去读方志的，方志里究竟有什么东西，不知道。只有在查出处时会查到方志，然后才会知道方志有些什么，将来在研究什么问题时就会知道去到方志里找材料。古人引用材料或发什么议论，也不能保证必不出错，如果对某书不熟悉，只有查对原书才能发觉其错误。先生有一次在课堂上说：王西庄好骂人，但他著书往往开口便错。例如《十七史商榷》开卷第一条就有四个错误（后来先生写过一篇批评《十七史商榷》的短文，载一九四六年十月《大公报》《文史周刊》第一期）。先生曾给本科学生开过“史源学实习”一课，教同学普遍把《二十二史札记》查对一次，并写出校记，发现错误不少。这两部书为读史的入门书，名气不小，尚有错误，何况其他？当然对同学们不可能要求每读一本书，必须对其中所用材料一一查对原书，但他们应该懂得，书上的东西不是条条都没有错误的，有疑问时就要查书，怕麻烦是不行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些人研究历史，不下这基本功，鄙夷校勘、考证为不足道，满足于东抄西抄，沿讹踵谬而不自知，难怪他们写的东西经不住考验。我感到遗憾的是，像我这样亲受业于先生之门的人，自己下的功夫既不深，没有做出成绩，更未能将薪火传给下一代，真是太愧对先生了！

先生诲人不倦，很喜欢对学生们讲他的治学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我们这些初学历史的人都是非常宝贵的。比如先生说，写笔记的方式是治学的一种好方式，读书有得，就记下来，集腋成裘，就是一条。这种方式始于王应麟的《困学纪阳》，盛于顾亭林的《日知录》。又说：《日知录》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但还不是第一；第一应推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先生举《养新录》中考证东晋以来侨置州郡为例，《晋书》中所记南徐州、南青州之类，多是错的，后来沿讹袭谬，直到钱氏始正其误（亦见于《二十二史考异》）。先生教导我们说，你们应当学习这种方法，在这基础之上再写文章就比较容易了。听了先生的话，我又读了《养新录》及其他清人论经考史之作，觉得钱氏考证之学确乎高出众人之上，而先生所做的考证文章，取材既博，论证又精，纯是竹汀一派学风。先生又教导我们说，文章要写，但不要轻易发表。文章写出来，放在抽屉里，一二年，三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都可以，学术性文章没有时间性，多放些时间，过后拿出看看，可以检验你的学问有无进步。如果觉得不满意，需要修改，这说明你有进步。如果经过几年时间，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妥，那说明你这篇文章可能站得住，然后再发表，或请师友们看看，提提意见，然后发表。文章不要怕改，甚至重写都可以，字句也要仔细推敲，一字不妥，不能放过。这些话虽然好像也是老生常谈，但真能做到并不容易。我认真遵守先生的教导，确实也得到很大好处。一篇文章即使是用心写的，过后看来总觉得不太满意，总要修改。有的觉得逻辑性不强，说服力不够，有的文字累赘，不够精练，我往往一改再改，甚至部分重写。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写了几十篇文章，有的已经放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了，还未发表。有人认为这未免矫枉过正，但我觉得这对自己很有好处，这都是先生教导的结果。

右三：陈垣

先生研讨史事的心得和经验，从来不自秘，喜欢和学生们谈。记得有一次到先生的书斋中求教，先生谈起他写作《汤若望与木陈忞》（《辅仁学志》七卷一、二合期）、《语录与顺治宫廷》（《辅仁学志》八卷一期）二篇的经过，从辨顺治的董鄂妃非董小宛起，谈到顺治出家的传说，如何在西郊某寺中得见康熙刻本木陈忞的《北游集》，又获得康熙本的《䒢溪语录》，以及用《汤若望传》等书与诸和尚语录相印证，论述顺治宫廷内事，证明䒢溪在宫内为顺治剃发，顺治确有意出家，但未遂而以患痘卒。又证明董妃及顺治皆火化。此类考证，看似小事，无关大体，但它说明考史必须广求资料，虽方外语录、教士传记皆不可忽略，而版本之早晚关系尤大，如《北游集》《䒢溪语录》《玉林语录》等康熙以后刊本，皆不见董妃、顺治先后火化，及顺治剃发事。举一隅可以三隅反，考证史事必要广求资料，更不可忽视版本，这是我的一点体会。先生娓娓而谈，如数家珍，我听了如饮醇醪，醉而忘倦。真是听了一堂极高水平的、非常有兴味的考证课，迄今回忆起来，真不胜今昔之感。

先生这两篇考证顺治宫廷的文章，对我们初学起了考证史事的示范作用。先生读书得间，心细如发，如引康熙本《䒢溪语录》卷三，䒢溪塔铭载其临终偈语，有句云：“人人道你大清国里度天子”。先生说：这一个“度”字，透露了顺治剃发的消息，可谓一字千金，后刻本则改“度”为“见”，原义遂被淹没。读先生考证文字，不仅观其论证，如铁板钉钉，值得好好学习，而且如欣赏一件精雕细刻的艺术品，更值得我们学习。

前排右四：陈垣

先生之学既博且精，对我国的宗教史研究尤为独到，自也里可温、一赐乐业、火袄、摩尼、基督、天主诸教，无不考证精详，佛、道、回更不必说。独惜未写出一部宗教史、如今几成绝学。先生精于校勘，亲手校《元典章》，作了《校补》，又作《释例》，为学校勘必读之作。先生读书极细心，校勘往往有惊人收获，比如从《册府元龟》和《通典》中补出《魏书·礼乐志》所缺的一整页，盖自靖康之乱，八百余年之缺页竟失而复完，真校勘学上未有之盛事。我现今还保存着元白先生手书此页的印本，可谓二难并矣。今之学历史者多鄙夷校勘，以为不足学，而且不肯下此工夫，不知读书必求好版本，要有好版本就要有懂校勘学的人认真做好校勘工作。明人喜欢刻书，往往妄改旧本，点金成铁。比如《史通》一书，自万历间郭延年作《评释》，误认《鉴识》篇中“夫史之曲笔诬书”至“盗憎主人之甚乎”，一段为《曲笔》篇文，而移植于《曲笔》篇中，清浦起龙作《通释》因而不改，不知《曲笔》《鉴识》二篇作意不同，只因文中有“曲笔”二字即改入《曲笔》，真是无知妄作，贻误后学。又如今人校《盐铁论》，改“盘庚萃居”为“草居”，不知“萃居”虽有误，尚能讲通，“草居”则讲不通了。由此可见，校勘之学并非单纯技术性工作，轻视校勘是完全错误的。清人说：明人刻书而书亡。今人校印古书，往往轻于改字，我也有些担心。回忆先生旧作，不禁感慨系之。

我在辅仁史学研究所时，在先生的指导下，攻明清史，先生给我大力支持。在我准备写毕业论文时，缺最主要的《明实录》，当时此书只有北平图书馆有一部，但不外借。《明实录》部头既大，时间又紧迫，抄一遍有关辽东史事的材料，实在来不及。怎么办？先生得知后告我，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有一部《明实录辽事汇抄》，馆长何君是先生同乡，先生作书介绍我前去接洽，何君慨然应允借出，先生请人抄了一部，藏辅仁图书馆，我因而得以首先利用，作为我写毕业论文的主要史料。微先生之力，这篇论文是不可能写出的。论文写成后，先生认为满意，并刊登于《辅仁学志》。这是给一个研究生的殊荣。我之所以能厕身于大学，皆先生奖掖之力，这是毕生不能忘记的。

先生不仅指导我如何治学，也教育我如何应变。当时北平处在日寇的铁蹄下，各大学先后内迁，独辅仁以主持者为德国人而得以存在。先生是我们的校长，德高望重，日本人不敢不对他表示尊敬。有一次，日本人很有礼貌地请先生去日本什么机关去谈话，先生立即拒绝，说：“你们把我抓走，送进宪兵队去吧。请我去，我不去。”他们碰了钉子，也无可奈何。从此先生闭门谢客，除到校授课外，任何地方都不去，也不与任何人来往。在此期间，先后著了《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诸书，借明季佛徒、南宋河北道士之行事，借胡三省之笔，以激励国人对日同仇敌忾之志。一九四四年春，日本宪兵队搜捕辅仁教师，我在监狱里住了一年又五个月，才得释放。在这期间，在先生的不屈精神的鼓舞下，始终精神振奋，一心想着，要有脸面去见老师。出狱之后，去拜见先生，先生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你们终于胜利归来，欢迎你。”我心里一阵激动，几乎掉下泪来。

陈垣与毕业生合影

一九五二年，北京各高等院校进行调整，我随辅仁历史系来到师大，本想从此专心读书，更多更好地向先生学习，但未能如愿！先生史学浩瀚无涯涘，我几年从先生游，所得真是太仓一粟。在今天纪念我的老师的百年诞辰之日，我只有一个念头，决心在我的余年里，为培养下一代或两代的接班人作出贡献，把先生的薪火尽可能多地传下去，以期不辜负先生对我的教诲和奖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