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雄个人或民众个体应在反战停战中应发挥“万夫莫开”的作用!
热爱和平的民间反战人士,不应妄自菲薄,应积极行动起来,团结起来,义无反顾的走在前列。历史上的个人,曾以一己之力,上演了一篇篇可歌可泣阻止战争追求和平的事迹。
如春秋战国时期,秦王假意以城池换赵国的和氏璧。赵王的门客蔺相如主动请缨,向赵王保证:“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赵王遂派蔺相如携和氏璧出使秦国,展开了一场秦宫交锋。蔺相如抵达秦国,将和氏璧献给秦王。秦王收璧却未提换城之事。蔺相如怒斥秦王无信,以“头璧俱碎”相威胁,迫使秦王道歉并假意答应割城,最终完璧归赵。
再如秦王要以五百里之地置换安陵国的土地,安陵君不敢同意,又恐得罪秦王,便派使臣唐雎出使秦国说和。秦王恐吓唐雎:“天子发怒的时候,会倒下数百万人的尸体,鲜血流淌数千里。百姓发怒,也不过就是脱帽光脚,头撞地往而已。”唐雎说:“假若有胆识有能力的人被逼得一定要发怒,那么就让两个人的尸体倒下,五步之内淌满鲜血,天下百姓将要穿丧服,现在就是这个时候。”说完,拔剑出鞘立起。秦王被逼,迫不得已打消占领安陵国的企图。
在春秋不义战时远非唐雎一人杰出,如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主动做出自我牺牲的,《赵氏孤儿》中的一诺千金的抉择。当赵庄姬产下的男婴(赵氏最后的血脉赵武),政敌屠岸贾绝不会允许趙氏有任何遗孤存活。“抚养孤儿成人,远比殉死更难。” “那便让我做容易的事吧。”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选择殉死就义。门客程婴将自己刚出生的亲生儿子与趙氏孤儿调换,程婴“告发”公孙杵臼,还亲眼看着屠岸贾杀死那个赵氏孤儿(他自己的骨肉),作为叛徒的程婴辅佐赵武立国后,赴诺自尽。
他们身上具有的道德力量远远超过常人,这些人物用生命编织的悲剧故事闪耀着“神性”。他们大多似乎没有家庭牵累,他们身负使命,是光明的象征,用极其微弱的力量对抗着恶势力。他们活跃在历史长河中,主动为保全道义、捍卫正义而献身,他们本身也成为道义的象征。
如在当代背负国际主义道义的白求恩战士。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安大略州人,加共党员,著名胸外科医师。他于1938年来到中国参与抗日革命,在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为中国抗战披肝沥胆,1939年11月12日因败血症医治无效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毛泽东称其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高度赞扬他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号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出现的反战义士,如日本反战组织“椰子会”(椰子的日语发音是八和四,指代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意思),椰子会的成员原为侵华日军士兵,他们的任务是到前线,通过喊话、散发传单、深入日军据点开展反战宣传。如曾以日本军人的身份踏上山东战场的小林清,他是位独特的“日本八路”,作战被俘后,他逐渐觉悟到了战争的本质,最终他成为了一名反战勇士。战场上他用喉舌、喇叭和信念作为武器,前后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艰苦卓绝反战宣传,使一批日军有所觉醒,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日关系历经波折的岁月里,他责无旁贷地成为了中日之间沟通的桥梁,他不仅将“日本”与“八路”紧密相连,更以一腔热血作为纽带深化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深厚的友谊。
与小林清一起并肩战斗的“椰子会”盟友,还唱起家乡民歌,抒发战争给家乡带了苦难,触发日军思乡与心酸。与此同时,二战德国占领地贝尔格莱德一家德国电台开始向所有德军士兵广播Lale Anderson唱的《莉莉 玛莲》。这首歌唤起了士兵们的厌战情绪,唤起了战争带走的一切美好回忆。很快,这首德语歌曲冲破了同盟国和轴心国的界限,传遍了整个二战战场。每到晚上9点55分,战壕中的双方士兵同时停战,都会打开收音机倾听既哀伤缠绵又浮现安宁的《莉莉 玛莲》歌曲。
籍籍无名的,成就无字丰碑,堪当当代的墨家,应给他们授予“墨家和平非攻奖”。两千年前,大爱无言的圣贤墨子能给我们带来和平的启迪。他提倡“兼相爱,交相利”。墨子主张非攻:墨子及其弟子为了践行非攻思想,开展了止楚攻宋、止鲁攻郑、止齐伐鲁等行动。墨子倡导和平,反对战争,强调通过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以备战促停战,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实力来维护和平,这些在当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的友爱外交和墨家的“兼相爱”有契合之处,其主张外交更应考虑如何构筑关系,使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实现共存共荣、自立共生。日本必须对侵略历史持续保持歉意。2013年1月17日,鸠山由纪夫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刻有30万遇难者字样的石碑前低首默哀,随后进入展厅、幸存者脚印铜板路、哭墙、参观万人坑,最后在纪念馆和平公园植树,并在馆内题词。
在日本,不仅要防火、防盗、防地震,还要防战争。日本不应以“假想防卫”思维,去触碰宪法第九条。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永远放弃把利用国家权力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经过战后几十年的繁荣发展,验证和平宪法的是个法宝,日本国不能丢掉它!
如果某国家要推动修宪,发起战争或修改和平宪法,那么修宪的程序除依照修改宪法的特别程序外,投票应采取直接民主式的投票,不宜采用间接民主式的议员投票或党派化的席位投票。对特殊群体的投票表决权应提高表决效力,如战争中遇难家属后代的投票权的票数,特别是战争遗孤的投票权。具体的投票权重比例计算票数的方法由宪法委员会决定,投票的效力最终由宪法法院裁决,战争的最终决定权将民意决定。如果一国贸然修改宪法,民众应开展“护法”运动,用民意决定国策,因为民意是天地间的公平秤。
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应为这一崇高的目标而奋斗!
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历史上多少仁人志士为了实现今天的幸福生活死而后已。有识之士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号召动员热爱和平的人们起来反对阻止修改和平宪法。战争是场人祸。正如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认为那样:战争是最为邪恶与卑鄙的行为,是人类文明的罪恶之源。他强烈反对战争,认为参与战争是可憎的勾当,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愿参与其中。战争不仅带来死亡和破坏,还践踏人性,是对人类尊严的严重侵犯。
和平发展应是当今的主旋律!全社会应自下而上地组建民间反战团体,维护和平。哲学家罗素就一贯反对战争与倡导和平,他一生致力于反对战争。一战期间,他因反战立场被捕入狱,他警告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他认为和平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呼吁通过国际合作、外交谈判和国际法来解决争端,避免战争的发生。所以说全社会应形成合力阻止战争,以发挥国之重器(宪法)定海神针的作用,毕竟摁住扳机比战场上堵枪眼更为爱国。
赢得一场战争,夺取地盘、物资、人口,属饮鸩止渴。和平发展才是长治久安的正确道路。从战争废墟里走出来的人对战争有清醒的认识,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在1995年,他就历史问题发表正式谈话(即“村山谈话”)。“村山谈话”明确指出:“我国在不久前的一段时期,国策发生错误,走上了战争道路,使国民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更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我国应该立足对过去的深刻反省,排除自以为是的国家主义,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促进国际协作,推广和平理念和民主主义”。这一主张亦与《日本国宪法》所倡导的核心精神一脉相承。
尽管日本社会中仍存在一些杂音,把村山首相对历史的客观考证与真诚反省贬斥为“自虐史观”,但唯有以谦逊态度反思日本的过去,才能真正维护日本的国家名誉。村山富市一生坚持和平主义与国际协调主义。
另外,国家采取中立和平发展也不失为明智之举。如瑞士秉承永久中立和平发展的道路,很值得一些国家借鉴。瑞士中立地位的正式确立,是其内部需求与外部大国利益交汇的结果。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在维也纳会议上,瑞士的永久中立地位获得国际正式承认。瑞士承诺不参与任何军事同盟,并在冲突中保持中立。这一安排为瑞士换来了宝贵的战略安全环境。武装中立:采取以实力捍卫和平的“刺猬战略”和全民皆兵的国防体系。瑞士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奇迹般地免于战火,赢得了巨大的“中立红利”。银行保密制度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使其从安全屋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瑞士虽缺乏自然资源,但凭借其公正、中立的形象,成为全球外交斡旋、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欧洲总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理想驻地。
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人士将永载史册,让人敬仰!孔子认为东周列国系空前的礼崩乐坏。孟子从春秋不义战里得出“仁者无敌”。施行仁政的君王,必然赢得民众的拥戴;上下一心,众志成城,是无敌于天下的。古人讲‘仁者无敌’,一个仁慈的人,有爱心的人,有慈悲心的人,他一生一世绝对没有一个冤家对头。冤家对头当然有,但他心里头确实没有,纵然是冤家对头,他也是真诚的爱护他帮助他。行善积德,自然没有就没有仇家。哲学家黑格尔也讲到了人间的“神性”,他认为真正的神性并非只存在于神话抑或是宗教世界里,它在世俗社会里,当人性的光辉被放大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化为“神性”,守护社会的善,鞭挞社会的恶。披荆斩棘的先行者们,头顶着荆棘冠冕(圣经中罗马士兵用尖锐的荆棘草率编成,在耶稣受难前被强行戴于其额上,它是屈辱与残酷的刑具,并非荣耀的冠冕。),在信仰中将苦难化为谦卑与救赎,提醒世人真正的王权乃在于牺牲与服务。
历史的无数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严峻的事实,当人们愤慨战争时,不见得能阻止战争的到来;而当人们欢呼战争时,战争必将来到。和平,它不是一个梦想,不是理想,它是千千万人的实实在在愿望。因为地球是你的、他的和我的共同家园,全人类都是我们的同胞!
作者:方一清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