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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画家韩美林先生的佳作
《小浣熊》（外两幅）
画家简介：韩美林，男，1936年12月生。无党派人士。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家一级美术师。第八、第十一、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第七、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2007年11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17年1月转为资深馆员。
散 文
【编者按】当历史的聚光灯习惯性打向罗布泊那声震惊世界的巨响时，本文作者却将目光投向一场更沉默、更浩大的文明革命——扫盲。如果说原子弹解决了中国人“不被打死”的生存底线，那么让数亿“睁眼瞎”学会读写，则解决了“如何活好”的发展上限。这是一篇直击灵魂的叩问，带你重新认识那场比原子弹更伟大、比核裂变更深刻的民族觉醒。
扫盲：
那场比原子弹更伟大的文明觉醒
文/苏志文 插图/苏东良
如果要在中国历史的功勋簿里寻找最耀眼的那一颗星，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脱口而出：两弹一星。没错，当罗布泊的那声巨响震撼世界，中国人的脊梁就在那一刻真正挺直了。原子弹是尊严的盾牌，是生存的底气，这毋庸置疑。
但是，历史的深邃往往藏在光芒之外。在那个人均寿命不足三十五岁、绝大多数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年代，还有一件事，它的艰难程度、它的历史厚度、它对民族命运的重塑力，其实比造出原子弹还要高出几个量级。它不但在那个地狱般的开局里，硬生生给五亿中国人续上了文明的命脉，更直接重塑了整个民族的底层智商和存在方式。
这件事，就是扫盲。
你或许会觉得我在危言耸听，教人识几个字而已，能有多难？能有多伟大？这就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此刻你能气定神闲地刷到这些文字，能品味这篇文章的每一个词句，恰恰因为你早已是这场文明革命的受益者，你根本无法想象，你的祖父辈、曾祖父辈，曾经生活在怎样一片文化的荒漠里。
让我们把目光投回1949年。那一年，新中国的天空是崭新的，但大地上的现实，残酷得令人窒息。五点四亿人口，文盲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而在广袤的农村，这个数字更是攀升到惊人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请试着在脑海中还原那个画面：你走在新中国的任何一条街道上，迎面而来的十个人里，有九个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他们进公共厕所，分不清“男”和“女”，只能靠门口画着的烟斗或鞋样来辨别；他们看政府的告示，如同观看天书，满纸的黑字像一群陌生的蚂蚁，爬不出任何意义；他们听干部读文件，眼神里全是茫然与敬畏。
这就是“睁眼瞎”的世界。它不是个人的不幸，它是一个民族被剥夺了光明后，在历史的隧道里摸索爬行的漫长黑夜。
有人说，旧社会的穷人，穷是因为没钱。错了。穷的根源，是“愚”，是因为知识被极少数人垄断，成了压迫的工具。为什么地主老财能世世代代欺负农民？不是因为力气大，而是因为账本在他手里，契约在他手里。借你一斗米，他能写成两斗；辛苦干一年，他拨弄几下算盘，就能算出你还欠他钱。你除了愤怒地按下手印，没有任何反驳的余地。因为你根本不认识那些字，你根本看不懂那些数字。
这就是“睁眼瞎”的悲剧。它让亿万民众不仅在经济上被剥削，更在人格上被阉割，永远匍匐在黑暗里，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新生的共和国，要在一片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要轰轰烈烈地推进工业化。我们引进了苏联的一百五十六个项目，当一箱箱精密的图纸、一车车先进的机器运到工厂时，所有人都傻眼了。
那些图纸上密密麻麻的标注，那些操作面板上复杂的开关，那些工艺流程里严格的数据，谁来认？谁来读？谁来操作？
让一群连“开关”两个字都不认识的人，去操作精密的车床、去处理复杂的化学反应，那不是搞生产，那是搞破坏。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同样，没有文化的工人，就是一堆无法驱动的废钢铁。
教员——那位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湖南人，以他洞穿历史的目光，看到了这一切的本质。他深知，如果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这数亿“睁眼瞎”变成能读会写、能看懂图纸、能理解指令的现代劳动力，那么一切关于工业化的宏伟蓝图，都将是空中楼阁。
在西方专家的眼里，想在十几年内把一个文盲充斥的农业国，变成一个识文断字的工业国，其难度不亚于让一群猿人去驾驶宇宙飞船。但教员不信这个邪，他展现出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产品经理”思维和战略动员能力。他明白，要普及文明，就必须降低文明的门槛。
于是，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了。
第一件，汉字简化。
当时，许多皓首穷经的老学究痛心疾首，痛斥此举是“数典忘祖”，是割断文脉。但教员的态度斩钉截铁：文字是工具，不是古董！工具不好用，就得改！为了让亿万工农拿起这个工具，就必须把它打磨得更称手。于是，繁琐的“愛”字去掉了中间的“心”，变成了简单的“爱”。有人痛心，说“爱无心”。但教员看到的，是那些粗粝的手指，能用最短的时间把这个字写出来，能看懂一封家书，能看懂一份说明书。这，就是对人民最大的“爱”。汉字的简化，让学习的门槛直接降低了一半以上，这是文明史上一次伟大的减负。
第二件，汉语拼音。
这简直是给古老的汉字装上了一个现代化的引擎。以前认字，全靠死记硬背，像搬石头一样艰难。现在，有了这套注音工具，只要你会说中国话，拼一拼就能读出来。它就像一把钥匙，把数以亿计的文盲，领进了自主识字的大门。
硬件铺平了，软件怎么跟上？国家一穷二白，没有钱盖足够的学校，没有师资培养足够的老师。教员的答案，是发动一场“人民战争”。
没有学校，就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搬到炕头灶台。一块门板刷黑了就是黑板，一张板凳放平了就是课桌。没有老师，就搞“小先生制”，让上过几天学的孩子，回家教自己的父母。于是，在那个年代，出现了人类教育史上最独特也最壮观的景象：黄昏收工后，炊烟袅袅的村庄里，到处是稚嫩的童声领着苍老的嗓音，在反复诵读“人、手、口、刀、牛、羊”。
那时候的扫盲，充满了泥土的气息和顽强的生命力。人们把字写在农具上，写在扁担上，甚至写在牲口的背上。你赶着驴拉磨，驴屁股上贴着一个大大的“驴”字，你跟着它走一圈，这个字就刻进了你的脑子里。你拿着锄头锄地，锄头把上刻着一个“锄”字，你一使劲，这个字就和你的汗水一起，渗进了脚下的土地。
这种土得掉渣的办法，在那些讲究正规化的西方教育家眼里，简直不可思议。但正是这种“不正规”，创造了一个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
当一个握了一辈子锄头、弯了一辈子腰的老农，第一次用那双颤抖的、布满老茧的手，歪歪扭扭地在纸上写出自己的名字时——不是画个圆圈，也不是按个手印——那一刻，他眼眶里涌出的热泪，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有力量。那是一种被压抑了数千年的尊严，在那一刻破土而出。他终于不再是别人的“牛马”，不再是契约上那个无名的黑手印，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除了唤醒个体的尊严，扫盲还有一层更宏大的战略意义：它真正从文化上统一了这个国家。
中国之大，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一个广东人到了东北，几乎如同到了外国。语言不通，文字各异，政令不出县城，这对于要搞“全国一盘棋”的现代化工业建设，是致命的障碍。而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强制性地推广了普通话，普及了统一的简化字。这相当于给这五亿人，强行安装了一套统一的、高效的“通讯协议”。
从此以后，不管你是来自四川的工人，还是来自山东的农民，只要你们都受过基础的扫盲教育，你们就能用同一种文字、同一种语言进行交流，看懂同一张图纸，执行同一套指令。这彻底打破了地域的壁垒，将一盘散沙的民众，凝聚成了一个拥有强大协作能力的整体，形成了一个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潜力的统一劳动力市场。这是中国后来能成为“世界工厂”最坚实的基石。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为什么我说扫盲比造原子弹更难，甚至更伟大？
因为造原子弹，你只需要调动全国最顶尖的几千颗大脑，在高度保密的基地里，用举国之力攻关。而扫盲，是要去撬动数亿人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是要去对抗三千年来封建制度留下的惯性，是要让知识的火种，点燃每一寸沉寂的土地。它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全民参与的文明觉醒。
原子弹解决了我们“不被别人打死”的问题，是生存的底线。而扫盲，解决了我们“自己到底该怎么活下去、活得好”的问题，是发展的上限。
那位伟大的教员，不仅给中国留下了一根可以自卫的打狗棒——“两弹一星”，他更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他把知识这个曾经被权贵和精英垄断的“圣物”，从庙堂之高，一把拽下，贱卖到了泥土里，亲手交到了每一个普通人的手上。他让识字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成为了亿万劳动者的基本权利。
这才是真正的万世之功。
当我们今天站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科技强国的门槛上，回望那段岁月，才更能体会这场“文明筑基”工程的深远意义。我们今天引以为傲的工程师红利、完备的产业链、高效的动员能力、统一的大市场，其最初的源头活水，都可以追溯到那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
教员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共和国，更是一个具备了现代文明思维、拥有了自我进化能力的民族。他重塑了这片土地的灵魂，为中国的崛起，编写了最底层、最坚实的代码。
让我们向那位伟大的设计师，那位毕生致力于让人民“睁眼看世界”的教员——毛泽东主席，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他的功绩，不仅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更流淌在每一个识文断字、追求知识的中国人的血脉里。这，才是永不消逝的电波，这才是真正的不朽。
【编后语】读罢此文，方知我们今天能自如地阅读文字、使用智能设备、参与数字经济，都源自七十年前那场“将知识贱卖给泥土”的文明奠基。扫盲运动不仅是扫除文盲，更是扫除千年封建遗留的“心盲”，它把知识从庙堂之高拽入田间地头，让每个普通人都能“睁眼看世界”。今天，当我们享受着工程师红利、统一大市场这些“文明红利”时，更应铭记：那支在门板上写字的粉笔，那盏在炕头认字的油灯，才是中华民族真正崛起的底层代码。致敬那场让五亿人获得“文化生命”的伟大启蒙，也提醒自己：在这个知识迭代加速的时代，我们是否仍在“睁眼看世界”？
（本期责任编辑：林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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