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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炼红的贪腐细节和涉案领域全拆解
■ 文/陈研洲
在湖南长沙,易炼红的妻子周秀华被带走协助调查。办案人员在其家中搜出了大量贵重物品:成箱的茅台年份酒、数十条名贵香烟、若干本记载着复杂资金往来的笔记本。在书房的保险柜里,还发现了一份以他人名义持有的、价值数千万元的信托基金合同。
在江西南昌,其妻弟周建军控制的“江西鼎盛”稀土公司被查封,财务账册全部被调走。该公司通过低价获取稀土采矿权、非法倒卖配额等方式牟取暴利的内幕逐渐浮出水面。初步核查显示,仅2019年至2024年间,该公司非法获利就超过5亿元,其中相当部分通过地下钱庄流向境外。
在浙江杭州,易炼红的秘书、司机及多名工作人员被陆续约谈。专案组发现,易炼红在浙江任职期间,通过“白手套”代持、离岸信托、艺术品拍卖等多种隐蔽方式收受巨额贿赂。其中,浙江某民营企业为获取 IPO 上市便利,通过多层嵌套的私募基金向其家族控制的离岸账户输送资金5000万元一案,已成为重点突破口。
在辽宁沈阳,当年某国企改制中的利益输送问题也被重新翻出。调查人员发现,易炼红在2018年中央巡视组进驻期间,曾向巡视组提供虚假情况说明,掩盖其亲属参与改制的事实,涉嫌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

家族网络的崩塌
易炼红家族精心构建多年的家族腐败网络开始土崩瓦解。
其内弟周建国控制的“岳阳宏图”公司,在岳阳楼景区扩建中通过围标串标非法获利1.2亿元的旧案被重新起底。2026年1月下旬,周建国在试图出境时被边控截获。
其妻弟周建军控制的“江西鼎盛”公司,通过低价获取稀土采矿权,非法获利超过5亿元。
其妻弟媳担任高管的某私募基金,作为利益输送的白手套,已被冻结全部资产。该基金累计为易炼红家族代持、转移的贿赂款超过2亿元。
其独子易世威,长期参与家族资产管理,交代了部分境外资产的藏匿地点。
--易炼红本人通过代持、离岸信托等方式,实际控制境外资产超过8000万美元。
更令调查人员震惊的是,易炼红还涉嫌严重违反政治纪律。他在辽宁任职期间,为掩盖其亲属参与当地国企改制的问题,向中央巡视组提供虚假情况,对抗组织审查。
第一章:涟源的墨水香
1959年的秋天,湘中腹地的涟源县还笼罩在饥饿的阴影里。
易家住在县城边缘的一栋土坯房里,父亲易德明是县农机厂的钳工,母亲周秀兰在街道缝纫组缝补衣裳。易炼红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在那个年代,这个六口之家的日子紧巴巴的,但父母咬紧牙关,硬是让四个孩子都进了学堂。“炼红,你爹说了,咱家祖坟上没冒过青烟,但你脑子活、笔杆子硬,说不定能成个秀才。”母亲一边纳鞋底,一边对正在煤油灯下看书的易炼红说。
少年易炼红确实与众不同。当别的孩子在田埂上疯跑时,他总捧着一本借来的《毛泽东选集》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晒谷场的草垛旁一看就是一下午。他的作文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那种用排比句营造出的磅礴气势,让乡村教师们惊叹不已。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的消息像春雷一样滚过中国大地。18岁的易炼红正在县一中读高三,班主任李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炼红,你的文科底子全省都数得上,考湖南师范学院政治系,将来吃国家粮!”
1978年春天,易炼红以涟源县文科第三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师范学院。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易德明破天荒买了半斤散装白酒,对儿子说:“记住,知识是敲门砖,敲开了门,里面是什么,靠你自己修。”
这句话,易炼红记了一辈子。
第二章:党校的阶梯
1982年,23岁的易炼红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湖南邵阳基础大学当老师,两年后考入陕西师范大学攻读政治教育系硕士研究生,1987年毕业后进入湖南省委党校工作,正式开启从政生涯。
省委党校位于长沙市岳麓山下,青砖灰瓦的苏式建筑群里,聚集着全省最顶尖的理论人才。易炼红被分到经济学教研室,主讲《资本论》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起初,他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助教。但很快,同事们发现这个年轻人有两个过人之处:一是记忆力惊人,能大段背诵马列经典;二是笔杆子极硬,写出的文章既有理论深度,又紧扣时政热点。
“小易,你这篇《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理论思考》写得不错,我推荐到《湖南日报》理论版了。”教研室主任老张拍着他的肩膀说。
三年后,易炼红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年仅29岁。从此,他的学术生涯一路高歌猛进。在党校的二十二年间,易炼红发表了218篇学术论文,出版了8部专著,其中《现代市场农业论》获得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他的文章频繁出现在《求是》《人民日报》理论版、《学习时报》等权威报刊上,被同行称为“高产学者”和“理论尖兵”。
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如何将理论转化为政治资本。
“炼红同志不仅理论水平高,而且政治敏锐性强,善于把中央精神和湖南实际结合起来。”这是时任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在1995年干部考察材料中的评语。
2000年,41岁的易炼红升任湖南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正厅级),完成了从学者到教育管理者的关键一跃。在宣布任命的干部大会上,他动情地说:“党校是培养干部的摇篮,我将永远保持理论工作者的清醒和纯粹。”台下掌声雷动。没有人注意到,他说这话时,右手食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了三下--那是他紧张时的习惯动作。
第三章:岳阳楼的百日
2004年春天,45岁的易炼红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
一纸调令,他从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转任岳阳市委书记。这在当时的湖南政坛引起不小的震动--一个从未有过地方主政经验的“教书先生”,直接执掌一座拥有500万人口的地级市,既是破格重用,也是一场豪赌。
岳阳,北倚长江,西抱洞庭,因范仲淹《岳阳楼记》而名扬天下。但到本世纪初,这座历史名城却陷入了发展的瓶颈。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岳阳楼景区扩建--这个规划了二十年、涉及拆迁1300多户、20多万平方米的“硬骨头”,历任领导都望而却步。易炼红到任的第三个月,就在市委常委会上拍板重启这个项目。
“岳阳楼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金饭碗,我们不能守着金饭碗讨饭吃!”他在常委会上的发言被秘书整理成简报,迅速传遍全省。质疑声随之而来。有老干部劝他:“炼红同志,这事牵一发而动全身,搞不好会影响你的前途。”也有开发商私下递话:“易书记,只要您高抬贵手,后面的事我们给您安排得明明白白。”易炼红拒绝了所有暗示。至少在当时,他是真心想干出一番政绩的。他创新性地提出“三包”工作机制:包拆前宣传动员、包拆中思想工作、包拆后问题解决。他立下令状:一百天内完成全部拆迁!
那一百天,易炼红几乎住在了指挥部。白天,他深入拆迁户家中,坐在小板凳上听群众倒苦水;晚上,他召集会议研判问题,常常开到凌晨。他要求所有干部“5+2”“白加黑”连轴转,对个别漫天要价、阻挠工程的“钉子户”,则态度坚决,依法强制拆除。奇迹发生了。一百天后,20多万平方米建筑全部拆除,1300多户居民得到安置,未发生一起恶性群体性事件。“百日拆迁”成为岳阳乃至湖南政坛的传奇。2007年,扩建后的岳阳楼新景区晋升国家5A级旅游景区,年接待游客量突破300万人次。
易炼红一举成名。媒体称他为“铁腕书记”“平民书记”,《南方都市报》的长篇报道《岳阳百日拆迁揭秘》更是将他塑造为“学者型官员的实干典范”。但在鲜花和掌声背后,一些微妙的变化正在发生。
岳阳楼景区扩建工程涉及数十亿资金,从拆迁安置到景区建设,每一个环节都涌动着利益的暗流。炼红的内弟周建国,原本在涟源县做建材生意,突然在2005年注册了一家名为“岳阳宏图”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参与了景区周边多个商业项目的开发。“易书记,您内弟的公司资质没问题吧?”时任市纪委书记在一次私下场合委婉地提醒。
易炼红皱了皱眉:“建国的事我不清楚,你们按规矩办。但我要说一句,我的亲属不得参与岳阳的政府项目,这是底线。”
话虽如此,但“岳阳宏图”还是在景区扩建中拿到了一个商业街的承建权。易炼红后来解释,那是公开招标的结果,他毫不知情。但知情人透露,招标文件的某些条款,似乎是“量身定制”的。这是易炼红第一次触碰那条红线。他告诉自己:只是亲属正常的商业活动,自己没有直接插手,算不得违纪违法。这种自我安慰,成为他日后越陷越深的心理防线。
第四章:长沙的拆违风暴
2011年,易炼红当选湖南省委常委,随后兼任省委秘书长。两年后,他接任长沙市委书记,站上了更广阔的舞台。
长沙是湖南省会,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但 rapid 的城市化也带来了严重的“城市病”,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违法建筑泛滥。这些私搭乱建的“疤痕”侵占公共空间、带来安全隐患,市民反映强烈。
2015年3月,易炼红主持召开全市动员大会,宣布启动“史上最大规模拆违控违行动”。
“违法建筑是城市肌体上的'毒瘤',必须下定决心,动手术予以彻底清除!”他在大会上的讲话通过电视直播传遍全城。
这场“拆违风暴”席卷星城。市委、市政府成立高规格的领导小组,易炼红亲自挂帅。全市划分为40个大片区,每位市级领导负责一个片区,立下责任状。从2015年3月到2016年底,累计拆除违法建筑1797万平方米,完成计划的89.3%。
2017年,长沙市“大规模拆违控违行动”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易炼红的“铁腕”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媒体称他为“拆违书记”。
然而,在光鲜的政绩数字背后,一些问题如同暗流涌动。为了完成惊人的拆违量指标,一些基层单位采取了“一刀切”的做法。有的将历史遗留的合法建筑误判为违建强行拆除,有的对“有关系”的违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则在拆除后未能妥善安置群众,引发大量信访问题。更重要的是,拆违腾出的巨大土地和空间,迅速成为开发商眼中的肥肉。一些与易炼红关系密切的商人,开始频繁出现在长沙的土地拍卖会上。“易书记,这是浙江来的王总,想做梅溪湖的项目。”秘书轻声介绍。易炼红微笑着与王总握手。他不知道,这位王总的公司,与他内弟周建国在岳阳的“宏图公司”有着复杂的股权关联。
2016年秋天,长沙望城区的一块黄金地段挂牌出让。在拍卖前夜,易炼红接到了一位老领导的电话:“炼红,浙江那个王总很有实力,对湖南感情很深,适当关照一下。”
易炼红犹豫了一下。这块地位置极佳,预计竞争激烈。但老领导的面子不能不给,而且王总确实“有实力”一一据说与某中央领导的家属关系密切。拍卖当天,王总的公司以略高于底价的价格轻松拿下该地块。外界传言,其他几家竞买者在拍卖前收到了“善意提醒”。
这是易炼红第一次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他告诉自己:这是为了引进优质企业,促进地方发展,属于正常的招商引资策略。而且,他没有收受任何好处,只是“打了个招呼”。
但他没有意识到,一旦打开了这扇门,欲望的洪水就会汹涌而入。
第五章:沈阳的过渡
2017年7月,易炼红迎来仕途的又一次重大转折--北上辽宁,担任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
这是中央对“学者型官员”的进一步培养,也是对他治理能力的肯定。沈阳是共和国工业长子,东北振兴的核心城市,地位举足轻重。
但易炼红在沈阳的任职时间很短,仅一年左右。这个阶段,他更多是处于适应新环境和积累跨省履历的过程中,难以在短期内推出标志性的重大工程。
然而,正是在这个相对短暂的过渡期,他身上另一种特质表现得愈发明显--善于进行政治表态和形象塑造。
“要留清白在沈阳。”“无私者无畏。”“把管党治党作为最大政绩和第一责任。”这铿锵有力的话语,通过媒体报道广为传播。在公开场合,他始终保持着勤勉、务实、清廉的姿态。但私下里,他开始构建更广泛的利益网络。
沈阳某国企的改制项目,涉及数十亿资产。在改制方案讨论会上,易炼红“不经意”地提到:“广东的刘总在国企改革方面很有经验,可以交流一下。”
三个月后,刘总控股的公司以远低于评估价的价格,拿下了该国企51%的股权。而刘总与易炼红的内弟周建国,正在湖南合作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
这种跨省的利益输送,变得更加隐蔽和复杂。易炼红发现,随着职位的升高,他不再需要直接出面,只需要“提个建议”“打个招呼”,事情就会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推进。
2018年春天,中央巡视组进驻辽宁。易炼红在巡视动员会上表态:“坚决拥护中央决定,自觉接受巡视监督,确保巡视工作顺利开展。”
巡视期间,他积极配合,主动汇报,给巡视组留下了“政治清醒、作风正派”的印象。巡视组撤离时,队领导拍着他的肩膀说:“炼红同志,你在辽宁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工作扎实,群众反映不错。”
易炼红微笑着握手告别,手心却微微出汗。他知道,有些账,迟早要算。
第六章:江西的深耕
2018年8月,易炼红再次跨省调动,南下江西,任省委副书记,后任省长、省委书记。
江西是他主政时间最长、也较为完整的阶段。四年间,他主导推动了赣深高铁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促进江西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在区域经济发展上有所建树。
但更重要的是,江西成为了他编织利益网络的核心节点。
“江西的红土地,已经深深烙印在我的生命里。”这是易炼红离任江西时的深情告白。但在他主政期间,这片土地上的权力寻租游戏,也达到了顶峰。2019年,江西某大型稀土矿的采矿权到期续牌。稀土是国家战略资源,这块矿山的价值不可估量。在续牌评估期间,易炼红“听取汇报”时,对省自然资源厅的负责人说:“要综合考虑企业的技术实力和社会贡献,不能只看报价。”
听话听音。最终,一家名为“江西鼎盛”的公司以“技术先进、产业链完整”为由,拿下了采矿权。而“鼎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易炼红的妻弟周建军--周建国的弟弟。这是易炼红家族腐败网络的关键一步。从此,易家在湖南、江西、浙江等地,形成了一个横跨房地产、矿业、金融的庞大商业帝国。而易炼红本人,则成为了这个帝国的“保护伞”。
他并非没有警惕。每次家族成“做生意”,他都会“严肃告诫”:不许打我的旗号,不许参与政府项目,不许与官员交往。但这些告诫,更像是掩耳盗铃的仪式--他深知,没有他的权力背书,周家兄弟不可能在商界如此顺风顺水。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省长的易炼红在一次民营企业座谈会上高调表态:“政府要与民营企业家保持清白纯洁关系,加快'放管服'改革,让办事更加方便畅顺。”
台下坐着的企业家们热烈鼓掌。其中几位,正是他家族利益网络中的“白手套”。
这种公开场合的清廉表态与私底下的利益输送之间的巨大反差,让易炼红逐渐产生了一种分裂感。他越来越擅长在两种角色间切换:白天是忧国忧民的省委书记,晚上是家族帝国的“大家长”。
更令人不安的是,他开始享受这种分裂带来的刺激感。每一次成功的"操作",每一次风险的化解,都让他产生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他认为自己精通规则、善于伪装,能够永远游走在灰色地带而不被抓住。
第七章:浙江的巅峰
2022年12月,易炼红迎来了仕途的最后一站,也是最高点--调任浙江省委书记。
浙江,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民营经济的高地,共同富裕示范区。主政浙江,对任何一位中国高级官员而言,都是极大的荣誉和考验。
易炼红到任后,迅速进入角色。他提出了“地瓜经济”理论--藤蔓伸向四面八方,根茎始终扎在浙江本土。他强调“扩中提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他推动数字化改革,打造“数字浙江”升级版。
在他的署名文章中,一串串靓丽的数据被列举:2023年浙江 GDP 达8.25万亿元,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至1.86,为全国最优水平之一。一切看起来都在正确的轨道上高速运行。易炼红在媒体上的出镜率很高,讲话被频繁引用,“善于总结、精于表述”的特点在更高平台上得到了充分展现。
但在这光鲜的表象下,腐败的网络仍在延伸。浙江某民营企业的 IPO 申请,在证监会审核环节遇到障碍。企业负责人通过层层关系,找到了易炼红的秘书。一周后,易炼红在一次“调研”中“顺便”提到:“浙江的优质企业要支持上市,有关部门要提高效率,不要人为设置障碍。”
三个月后,该企业顺利通过审核。作为回报,企业负责人通过多层嵌套的私募基金,向易炼红家族控制的一个离岸账户转账5000万元。
这是易炼红受贿金额最大的一笔,也是最为隐蔽的一笔。资金经过香港、新加坡、开曼群岛的多次转手,最终流入周建军控制的海外信托基金。而易炼红本人,从未直接接触过这笔钱,甚至从未见过那个银行账户的号码。
他告诉自己:这是市场行为,是投资回报,与权力无关。但每当深夜独处,他都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他知道,这张网织得越大,漏洞就越多,崩溃的风险就越高。
2024年10月,易炼红年满65岁,不再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同年11月,他转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按照惯例,这被视为正部级领导干部“退居二线”的安排。许多人认为,易炼红实现了“平稳着陆”。
但易炼红自己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在离任审计中,审计组对他在浙江推动的几个重大项目提出了疑问;在中央巡视组的反馈意见中,也有加强对“一把手”监督的表述。2026年1月13日,他还公开出席了浙江省政协会议,坐在主席台上,面带微笑,神情从容。这是他在公开场合的最后一次亮相。
消息来源 | 官方媒体、网络新闻、思与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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