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乡村振兴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点工作，明确提出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当前，我国乡村振兴已进入全面推进的关键阶段，如何从“塑形”到“铸魂”，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有机统一，成为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没有产业支撑，乡村振兴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近年来，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探索出各具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从福建宁德的“弱鸟先飞、滴水穿石”到浙江安吉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贵州黔东南的“村BA”爆火到四川甘孜的文旅融合，一个个生动案例表明，产业振兴是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

产业振兴要立足“特”字做文章。要挖掘本地特色资源，发展特色种养、特色加工、特色旅游等产业，打造“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的发展格局。例如，江苏沭阳依托花木资源优势，打造全国最大的花木种植基地，花木产业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20万农民增收致富。

产业振兴要突出“融”字下功夫。要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要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推动农业与旅游、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例如，广东梅州通过发展客家文化旅游，带动农产品销售和农民就业，实现了“农业+旅游”的双赢。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没有人才支撑，乡村振兴就成了空中楼阁。近年来，各地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人才返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从“大学生村官”到“乡村振兴专员”，从“新农人”到“乡贤”，越来越多的人才投身乡村振兴事业。

人才振兴要注重“引”字。要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吸引外出务工人员、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返乡创业就业。要搭建人才服务平台，为人才提供创业指导、资金支持、技术培训等服务，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例如，河南兰考出台“返乡创业十条”，吸引10万余名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带动就业30余万人。

人才振兴要突出“育”字。要加强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培育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要依托职业院校、农业科研机构等，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创业培训等，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和创业能力。例如，山东寿光通过举办“蔬菜科技大讲堂”，培训农民10余万人次，培养了一批蔬菜种植能手。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文化是乡村的灵魂，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近年来，各地加强乡村文化建设，保护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文化振兴要注重“保”字。要加强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保护好古村落、古建筑、古民居等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好民间艺术、传统技艺、民俗风情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挖掘乡村文化内涵，讲好乡村故事，让乡村文化焕发生机活力。例如，安徽黟县通过保护开发西递、宏村等古村落，打造了世界文化遗产地，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

文化振兴要突出“兴”字。要加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乡村文化设施，丰富乡村文化活动。要培育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乡村特色文化旅游、民间工艺品制作等产业，让文化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增长点。例如，云南大理通过发展白族文化旅游，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促进了民族团结。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的宝贵财富，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近年来，各地加强乡村生态环境保护，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美丽宜居乡村，让乡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生态振兴要注重“治”字。要加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推进农村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推广绿色农业生产技术，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保护土壤和水资源。例如，浙江“千万工程”通过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造了一批美丽乡村，成为全国农村环境整治的典范。

生态振兴要突出“美”字。要加强乡村生态建设，推进乡村绿化美化，打造生态宜居的乡村环境。要发展乡村生态旅游，让农民从生态保护中获得收益，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例如，江西婺源通过发展生态旅游，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保护了乡村生态环境。

乡村振兴，组织保障是根本。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振兴的战斗堡垒，是带领农民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近年来，各地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组织振兴要注重“强”字。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要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选拔一批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群众基础好的党员干部担任村党组织书记。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例如，贵州遵义通过实施“领头雁工程”，选拔一批优秀党员干部担任村党组织书记，带动了乡村振兴发展。

组织振兴要突出“带”字。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带领农民群众发展产业、改善民生、治理乡村。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例如，浙江枫桥通过建立“枫桥经验”，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成为全国乡村治理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