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并非抽象概念，而是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剥削关系直接相连的客观存在。
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时代的物质生产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与精神生活的基础。
因此，看待“新兴资产阶级”，不能停留在道德批判，而应探究其产生的经济根源、历史作用及未来走向。
历史方位：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消灭了剥削制度。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允许私有制和资本存在，旨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也为新资产阶级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政策起点：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出现“先富带后富”的政策导向。
制度保障：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
资本积累：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加工制造、外贸、房地产、金融及平台经济，一部分人迅速积累巨额财富，形成掌握大量生产资料的阶层。
从唯物史观来看，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商品经济和参与国际分工的必然产物，具有历史阶段性。
事实与标志：新兴资产阶级的五大特征
以下特征，均指向一个掌握大量资本、以雇佣劳动为主要方式、在市场中具有支配力的社会阶层。
1. 掌握巨额私有资本
在房地产、互联网、金融等领域，涌现出一批资产庞大的民营企业和资本集团。
部分企业家长期占据各类富豪榜，资产规模达到世界前列。
2. 以雇佣劳动为主要生产方式
企业主提供生产资料，雇佣大量员工，通过“工资”与“剩余价值”的差距完成资本增值。
平台经济中，平台方掌握数据和规则，大规模雇佣骑手、司机等，其劳动形式更具隐蔽的剥削性。
3. 出现“买办化、寡头化、两栖化”倾向
买办化：部分资本与国际资本深度绑定，成为其在华利益代理人。
寡头化：在金融、互联网等领域，少数巨头形成“大到不能倒”的市场势力，挤压中小企业。
两栖化：部分富豪取得外籍或双重身份，将资产与家人安置海外，呈现“内外两栖”特征。
4. 在社会生活中形成“新贵族”消费与生活方式
高消费、奢侈品牌、私人飞机、海外教育等成为部分富豪的标签，与普通民众生活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生活方式通过媒体放大，易在社会心理层面造成“贫富悬殊”的直观感受。
5. 政治与话语权影响力上升
大量民营企业家、资本代表进入人大、政协等机构，参与公共事务讨论。
在媒体、学术等领域，出现“资本逻辑”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话语强势，强调“资本效率”高于“劳动权利”。
阶级分析：在社会主义框架下的定位
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需明确以下几点：
1.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参与者，而非主导者
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新兴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非社会主导力量。
2. 与工人阶级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关系
资本增值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的积累。因此，新兴资产阶级与广大劳动者之间必然存在利益矛盾，贫富差距是其直接体现。
3. 整体利益与民族利益存在张力
部分资本因其买办化、寡头化倾向，在关键利益上可能与国际垄断资本更趋一致，甚至将自身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这构成了现实的政治风险。
历史作用：进步性与危险性并存
1. 积极作用：推动发展，增加供给
在搞活经济、增加税收、吸纳就业、推动技术创新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贡献。
2. 消极危险：侵蚀社会主义根基
经济领域：寡头化、买办化倾向可能扭曲市场，绑架政策，威胁经济安全。
政治领域：资本力量可能“围猎”权力，滋生腐败，削弱党的执政基础。
意识形态领域：放大“资本话语权”，鼓吹“市场万能论”，动摇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国家对策：驾驭资本，坚持社会主义
面对新资产阶级，国家的对策核心是“规范和引导”，而非放任自流。
政治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将资本力量纳入社会主义法治轨道，防止其干预国家政权。
经济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同时健全市场规则，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和垄断，引导其服务实体经济。
社会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手段调节分配，推动共同富裕，防范社会撕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