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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出版潮起潮落之九
藏书家与图书编辑出版
明末大的藏书家往往又是有影响力的大出版家。祁承爜、祁彪佳的藏书往往伴随着他们的编辑出版图书的爱好，紧密联系在一起。
祁家父子和冯梦龙共同被名列在明代出版史中成为中国古代以来晚明出版业的开创者，付丽于近代文明的曙光而大放异彩。在本省著名出版前辈廖咏禾所
祁彪佳终其一生和冯梦龙有着密切交往，两人不断有各自勘刻的图书相互进行交换。由于两人政治理想、文化追求的一致性，使他们共同走进历史成为著名的出版家且均被打造成了明王朝最后的忠臣。冯梦龙还因为激烈地组织武装抗清活动，其苏州老宅房屋被清军焚毁，其诗文和著作遭到清王朝的禁毁，只是由于明末对外图书贸易的发达，他的许多图书后来在民国时期或者解放后在日本陆续被发现，被遗弃在历史烟尘中的明珠才被挖掘了出来，重放了异彩。被引进到国内出版，再现于世上。
在明代著名的藏书家黄虞稷（1629年—1691年）所编制的家藏图书目录《千顷堂书目》中就记载有冯梦龙的著作如下：
卷二春秋类：冯梦龙《春秋衡库》三十卷前后附录二卷。第七地理类：冯梦龙《寿宁待志》二卷。卷十二小说家类：冯梦龙《智囊》二十卷，又《古今谭概》三十四卷。卷二十八别类：冯梦龙《七乐斋稿》，字犹龙，长洲人，贡生，寿宁知县。
黄虞稷，字俞邰，又字楮园，南京人，祖籍福建晋江，其父黄居中，万历乙酉年（1585年）举人，官上海教谕，迁南京国子监监丞，转黄平知州，喜欢藏书，藏书号称8万卷。黄虞稷幼承家学，16岁考中秀才，以后科举不利，便埋头读书。入清以后，经大学士徐元文推荐，入明史馆任职，负责艺文志和部分列传的编写工作。他利用家中的藏书，和在明史编撰工作中接触的许多典籍，对明代的图书有详细的了解，撰写了《千顷堂书目》一书32卷，收书12000余种，除书名和作者姓名外，有些书还附有
“焦竑《国史经籍志》既诞妄不足为凭，傅维鳞《明书·经籍志》、尤侗《明史艺文志稿》尤冗杂无绪，考明一代著作者终以书为可据，所以钦定《明史·艺文志》颇采录之”
南京大学中文系国学教授汪辟疆先生在《目录学研究》 中指出：
“明代目录虽多，其典则可法者，私撰则有黄俞邰之《千顷堂》”
《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是黄虞稷在其父黄居中的《千倾斋藏书目》六卷的基础上编撰而成。成书于冯梦龙死后（1646年）不久。
在他家的藏书书目中多有冯梦龙的著作，包括后世已经难以见到的《七乐斋稿》也就是冯梦龙的诗稿。
为什么这样一位著作等身的文学大家竟然在整个《明史·艺文志》中回避了他的大部分著作，尤其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白话小说。仅仅收存了一篇阐述经学的目录也即是为了参加科考的士子所编写的《春秋衡库》，类似儒家春秋大典的教科书，而那些透彻着作者、编辑者灵性和创造性的“三言”、《列国志》、《三遂平妖传》等白话小说荡然不见踪影。就是在天启年间为了反抗魏忠贤阉党集团为了启发民智应对黑暗统治所编写的《智囊》也无存，这不能不说是因为清代统治者对这位民间文学大家有所避讳了，更为可惜的是代表冯梦龙诗歌创作的真情化、平民化、通俗化的《七乐斋稿》在《明史·艺文志》中汗牛充栋的诸多士大夫毫无创建的平庸诗稿目录中我们已经难以寻觅，就遑论最终被清兵焚毁的冯氏晚年的诗稿《墨憨斋诗稿》，这不能不说是对其文学思想和生平事迹研究的一大缺憾。
《智囊》是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冯梦龙间有大量的评语，这些评语在由乾隆审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价到：“间系于评语，佻薄殊甚”可见主流意识形态并不看好这部古今智慧集大成的图书，对其启发民智的评语尤其充斥着诋毁。冯梦龙针对的难道不是统治阶级的弱民、愚民、牧民政策的所采取的某种智慧吗？
冯梦龙在《智囊叙》总说中曰：
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智用于人，犹水行于地，地势坳则水满之，人事坳则智满之，周揽古今成败得失之林，蔑不由此。
专制统治者希望的难道不是遍地的洪荒焦土和到处没有思想状如行尸走肉的老百姓吗？他们的愚民弱民的统治方略才可以得心应手地行施。至于那些启发所谓“稷下学宫”之类刺激解放思想之类的举措是必须回避的，因而这些启发民智的图书，肯定不是他们所希望见到的，尤其是类似于乾隆皇帝这样自以为才智过人为我独尊的专制帝王，才有了挖空心思对于智者声音封杀的举措和文字狱的残酷推行。
正智无取于狡，而正智反为狡者困；大智无取于巧，而大智或为小者欺。破其狡，则正者胜也；识其小，则大者又胜也。况狡而归之于正，未始非正，未始不大呼？
这是明末政治现实的写照，也是冯梦龙意图借助这些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的大谋略大智慧，包括贩夫走卒、漂妇农夫、僧道画工等小人物日常的机智，企图匡正时弊的写作编撰初衷。然而明末的现实如同冯梦龙在《甲申纪事·叙》所描绘王朝覆灭前的形势那样：
方今时势，日如御漏舟行江湖，风波正急，舵师揖手，兢兢业业，携手共济，犹冀免溺。稍懈玩必无幸矣，况可袖手而间诟谇乎！庙堂隐忧，无大于此。
针对南明小朝廷而言，大朝廷的病灶如同溃疡那样在小朝廷有过之而无不及地蔓延着，帝国整体覆亡的命运也就指日可待了。后来陈子龙重复了同样意思的话之后，南明王朝果然漏舟倾覆于汪洋，陷于灭顶了。
由清王朝康雍乾三代帝王宠臣张廷玉主持修订的《明史》和《四库全书》当然要努力回避冯梦龙这些启发民智，反映民众真实性情和社会状态的敏感书籍的收入，这是清代文化专制禁锢人性屠戮人心的需要，他们需要的是按照经程朱理学改造后的儒家学说，继续以“三纲五常”教化、奴化民众，使得老百姓安心成为可供驱使的羔羊似顺民，却不能培养出孙悟空似的造反者，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然而，恰恰是那些在承平时期逆来顺受貌似羔羊的愚民，在秩序失衡时期就可能铤而走险成为打家劫舍杀人如麻的暴徒，这是作为中国底层百姓由于体制摧残而导致心智发育畸变的二律背反。专制统治下的臣民不可能是具备理性的公民。这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李自成、张献忠部队的杀戮成性中已经初见端倪，在法国大革命中乌合之众在革命狂热煽情的鼓动下也是杀人如麻，整个社会失去理性，国家和民族只能在怨怨相报的罪恶轮回中被撕裂。
冯梦龙作品的在清代全面被禁毁，我们只能理解为冯梦龙在寿宁山区组织义军抗清复明举动触怒了清代统治者， 黄虞稷只能在编撰明史中回避了这个敏感的人物。然而，他的名声似乎已经走红，变成了一支出墙的红杏，墙内开花墙外香了，他的许多作品在日本国已经占有了相当的市场。
冯梦龙出版勘行的图书在祁彪佳家族的藏书中我们也可寻觅到蛛丝马迹。祁家三代从老爷子祁承爜的“澹生堂”到老爷祁彪佳“八求楼”直至二少爷祁理孙（字奕庆）的“奕庆藏书楼”可以说爱书藏书著书都是一脉相传情有独钟的。祁理孙还将自己的藏书编著有《奕庆堂藏书楼书目》，在子目之九稗乘家一说彙著录记载有“《情史》：吴县冯梦龙辑”。
祁彪佳对戏曲、小说有浓厚的兴趣，其深受好友冯梦龙的影响，在他的好友交遊圈中，与梦龙的交往甚为密切。崇祯三年（1630年）29岁的祁彪佳，曾经写信索要冯梦龙新勘刻的散曲集《太霞新奏》，并把自己家刻书籍赠送冯梦龙，他在信中饱含深情地对这位大自己三十岁的文坛前辈耆宿说：
“恨平生不得一奉冯先生颜色，乃至咫尺清光而暌违如故也……《太霞新奏》敢乞一部。外家刻與坊刻数种，奉供清览。”
冯梦龙曾以所刻数种寄彪佳，彪佳回信深表感谢：
“惊承云翰，且拜琼瑶……尊刻拜教实多。”
检索祁彪佳尺牍他与冯梦龙除在两任苏松巡按和南明时期任苏松巡抚之间工作交往密切以外，就是书信往来也很频繁，大多与图书编辑出版有关。崇祯七年（1641年）61岁的冯梦龙在祁彪佳等人举荐下以拔贡出任福建寿宁知县，专程去苏州的巡按府向祁彪佳辞行，并在旅途的船中完成了《智囊补》的修撰，而成《智囊全集》。
据王思任《祁忠敏公年谱》和《祁忠敏公日记·归南快录，》祁彪佳于崇祯八年六月从苏松巡按任上告病返乡，其实是在江南巡按任上严格执法惩处周延入家人得罪首辅，受到周政治上的打击报复，一气之下以生病为由，返回老家造园子去了，肯定是朝中之事使得他心情不爽，所以真的忧郁成疾，害起病来。日记中说“医者以予心脉耗竭已极，宜避客省事。”然而，在收到冯梦龙恵寄刻本后，心情还是非常愉快的，回信作答：
“昔先子幸叨一日之雅……而不肖获以共事之缘，得瞻风采，且聆榘诲，三生之多幸也。因以乔迁之早，未遂推彀素心，然台下有为有守，仁生仁闻，千村棠芾，万姓口碑，在不肖之借光实侈矣。自惭菲劣，待罪名邦，蒙诸君子过嘉许可，实无以仰报地方。因病乞身入里，而抱恙转甚，即今困顿床褥，以越四旬。忽以罗雀之门，惊承云翰，且拜琼瑶。在台下独厚愈甚，不肖愧怍转兹也。至于鸿猷卓品，当道自加赏识，然不肖顺风之呼，岂敢后乎。……尊刻拜教实多，不肖吴中罪状及先子生平附呈郢政，不尽注切。”
由此可见，两人的交情不同寻常。而对音律或者对于戏曲、通俗文学的热爱成为了两人友谊的纽带。如崇祯十一年（1638年）冯梦龙曾寄祁彪佳以诗稿《七乐斋稿》
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12月冯梦龙专程至吴江送巡抚祁彪佳去任。据《祁忠敏公日记》记载：“今年十二月十五日云‘乡绅文中台、严子章、冯犹龙、金君帮柱前来送行。冯赠以家刻’时在吴江。十七日云‘舟中无事，阅冯犹龙所制《列国传》（即现在流通的《东周列国志》）”
直到顺治二年（1645年）在祁彪佳坐毙殉国之前的日记中依然记载着冯梦龙追随鲁王踪迹到浙江活动的情况。“去年八月二十六日鲁王启行台州，子犹此行或与此有关”也就是说，祁彪佳去职不久冯梦龙就先追随鲁王朱以海去了浙江，后追随唐王朱聿键去了福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