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论关陇集团特权是安禄山造反的主要原因
山东/张振兴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场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的叛乱，由安禄山、史思明主导，席卷北方半壁江山，历时八年方得平定。关于安史之乱的成因，史学界历来众说纷纭，既有对唐玄宗晚年荒淫无道、重用奸佞的指责，也有对藩镇势力膨胀、中央集权削弱的剖析，还有对民族矛盾激化、军事制度失衡的探讨。但这些观点多聚焦于表面现象，未能触及叛乱爆发的深层根源。事实上，关陇集团长期垄断政治、经济、军事等核心特权，导致唐朝统治结构失衡、社会矛盾积累，最终诱发了安禄山的叛乱。关陇集团作为贯穿西魏、北周、隋、唐四朝的核心统治集团，其特权体系在唐朝虽历经调整，却始终根深蒂固，通过制度设计、文化垄断、政治操控等方式，挤压了非关陇出身群体的发展空间，安禄山作为边疆胡人出身的官员，正是在这种特权压迫与发展困境下，积蓄力量发动叛乱，本质上是对关陇集团特权垄断的一次激烈反抗。
关陇集团起源于西魏时期的府兵制改革，宇文泰为整合关陇地区的军事力量、对抗东魏与南朝，以鲜卑贵族为核心，联合关陇地区的汉族豪强，形成了一个兼具军事性与政治性的利益集团。该集团秉持“关中本位政策”，以关陇地区为统治根基，垄断了国家的军政大权，历经北周、隋两代的发展，势力不断壮大。隋朝末年，李渊父子依托关陇集团的支持起兵反隋，建立唐朝，关陇集团因此成为唐朝的核心统治力量，其特权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强化。在唐朝前期，关陇集团通过科举制度的倾斜、官制的设计、土地制度的特权分配等方式，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特权体系，将非关陇出身的官员、士族、边疆势力等都排除在核心权力圈层之外，这种长期的特权垄断，逐渐侵蚀了唐朝的统治根基，为安禄山造反埋下了伏笔。
一、关陇集团的特权体系构建：唐朝统治结构的先天失衡
唐朝建立后，李渊、李世民虽对关陇集团的势力有所忌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制衡，如重用山东士族、吸纳寒门子弟、完善科举制度等，但并未从根本上打破关陇集团的特权垄断。 相反，为了维护统治稳定，唐朝统治者进一步完善了关陇集团的特权体系，使其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形成了“关陇核心、圈层统治”的政治格局，这种格局导致唐朝的统治结构先天失衡，为社会矛盾的积累与叛乱的爆发提供了制度基础。
（一）政治特权：垄断核心权力，挤压非关陇群体空间
在政治层面，关陇集团通过官制设计与人事任免，垄断了唐朝的核心权力，非关陇出身的官员即便才华出众，也难以进入权力核心。唐朝的三省六部制虽看似完善，实现了分权制衡，但三省长官与六部尚书的职位，长期被关陇集团成员占据。从唐高祖李渊时期开始，裴寂、刘文静等关陇集团核心成员便担任尚书左仆射、纳言等要职，掌控朝政大权；唐太宗李世民时期，房玄龄、杜如晦虽非关陇核心出身，但为了安抚关陇集团，仍重用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关陇贵族，其中长孙无忌作为李世民的大舅子，更是先后担任尚书右仆射、司空等职，辅佐太宗、高宗两朝，权倾朝野。
唐朝的科举制度虽为寒门子弟提供了入仕途径，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深受关陇集团特权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不公平性。关陇集团成员凭借家族势力与社会资源，能够轻易获得更好的教育条件，在科举考试中占据优势；同时，他们还通过请托、舞弊等方式，操控科举录取结果，排挤非关陇出身的考生。即便武后执政后曾出台限制门荫入仕的政策，规定“勋官、品子、流外国官出身，不得任清资要官”，试图扶持科举出身者以制衡关陇贵族势力，但关陇集团仍能通过拔萃科等特殊科举渠道维系特权——拔萃科允许考生超限授官，且多授予京畿清显要职，成为关陇门荫子弟从地方基层迁转中央的重要路径，普通寒门子弟仍难以企及。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唐朝前期的科举录取中，“关陇子弟占十之七八，山东、江南士族次之，寒门子弟寥寥无几”。即便有少数非关陇出身的考生能够通过科举入仕，也多被分配到地方任职或担任闲职，难以进入中央核心部门，更无法参与重大决策。这种特权倾斜并非个例，隋文帝早年废除察举制、推行科举，本就意在削弱关陇集团的选官垄断，却始终未能彻底打破其特权壁垒，唐朝延续的科举体系，本质上仍是关陇集团维护自身统治的辅助工具。
此外，关陇集团还通过门荫制度，实现了特权的世袭传承。门荫制度是唐朝选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定贵族子弟可以凭借父祖的官爵，直接获得官职，无需通过科举考试。关陇集团的核心家族，如长孙氏、宇文氏、李氏、独孤氏等，凭借门荫制度，世代担任高官，形成了“累世公卿”的局面。这种世袭特权不仅挤压了寒门子弟的入仕空间，也导致官员队伍的僵化，大量庸碌之辈凭借家族势力占据高位，而有才华的非关陇群体却报国无门，逐渐积累了对唐朝统治的不满。
（二）经济特权：兼并土地，垄断财富，加剧社会贫富分化
在经济层面，关陇集团凭借政治特权，大肆兼并土地、垄断财富，成为唐朝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核心推手。唐朝前期实行均田制，明确规定“丁男、中男给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其中十分之二为世业田、八分为口分田，本意是限制土地兼并、保障农民生计，但这一制度在关陇集团的特权冲击下，逐渐遭到破坏。关陇集团成员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通过强取豪夺、买卖土地等方式，大量兼并农民的土地，成为拥有巨额田产的大地主。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唐玄宗时期，“关陇贵族田庄遍布关中，大者连亘数十里，小者亦有数百亩，农民无田可耕者十之三四”。以长孙无忌家族为例，其在关中的田庄横跨数县，不仅侵占民田，还擅自截留田庄租税，朝廷多次核查均因关陇集团成员相互包庇而不了了之，成为均田制瓦解的重要诱因。
除了兼并土地，关陇集团还垄断了唐朝的商业与手工业资源，获取巨额利润。唐朝的丝绸、瓷器、茶叶等手工业产品享誉中外，关陇集团通过掌控手工业作坊、垄断商业渠道，控制了这些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排斥非关陇出身的商人参与。同时，他们还利用政治特权，逃避赋税与徭役，将繁重的赋税负担转嫁到农民与中小地主身上。唐朝的赋税制度规定，贵族、官僚可以减免部分赋税，而关陇集团成员则通过各种手段，完全逃避赋税，导致唐朝的财政收入受到严重影响，而农民的负担日益沉重，大量农民因无法承受赋税与土地兼并，被迫逃亡，成为流民，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三）军事特权：掌控府兵核心，垄断军事指挥权
在军事层面，关陇集团起源于军事集团，始终掌控着唐朝的军事指挥权，垄断了军事资源，形成了“兵归贵族”的局面。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府兵的招募、训练、指挥等权力，均由关陇集团成员掌控。府兵的来源主要是关陇地区的农民与豪强子弟，他们被编入府兵后，不仅要承担军事任务，还要为关陇贵族耕种土地，本质上是关陇集团的私人武装。
唐朝的禁军与边军核心指挥职位，长期被关陇集团成员占据。禁军作为保卫京城与皇宫的核心力量，其统帅多由关陇贵族担任，如长孙无忌、李孝恭等，均曾担任禁军统帅，掌控京城的军事大权；边军的节度使、经略使等职位，虽然在唐朝前期多由武将担任，但其中大部分仍是关陇集团出身或与关陇集团有着密切联系的人员。关陇集团通过掌控军事指挥权，不仅维护了自身的特权地位，也限制了非关陇出身武将的发展，即便有少数非关陇出身的武将能够凭借战功获得提拔，也难以获得核心军事指挥权，更无法掌控重兵。
这种军事特权的垄断，导致唐朝的军事力量结构失衡，关陇集团掌控的中央禁军与核心边军，逐渐腐朽堕落，战斗力不断下降，而地方上的非关陇势力与边疆势力，却在不断积蓄力量，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为了维护统治，唐朝统治者不得不重用边疆武将，赋予其更多的军事权力，这为安禄山等边疆武将崛起提供了机会。
二、关陇集团特权的异化：唐朝统治危机的不断加深
到了唐玄宗时期，关陇集团的特权达到了顶峰，同时也开始出现异化。随着关陇集团势力的不断壮大，其内部的利益争夺日益激烈，贪污腐败、结党营私等现象日益严重，特权的滥用不仅侵蚀了唐朝的统治根基，也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统治危机不断加深。而安禄山作为边疆胡人出身的武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感受到了关陇集团特权的压迫，同时也看到了唐朝统治的腐朽与虚弱，逐渐萌生了造反的念头。
（一）政治腐败：特权滥用导致朝政混乱
唐玄宗晚年，沉迷于声色犬马，荒废朝政，将朝政大权交给了李林甫、杨国忠等权臣。而李林甫、杨国忠均与关陇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李林甫出身于关陇李氏旁支，凭借家族势力进入官场，最终担任宰相，掌控朝政大权达十九年之久；杨国忠则凭借杨贵妃的关系，得到唐玄宗的重用，取代李林甫担任宰相，权倾朝野。
李林甫、杨国忠掌权期间，充分利用关陇集团的特权，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大肆提拔关陇集团成员与亲信，打压非关陇出身的官员。李林甫为了维护自己的相位，“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凡是有才华、有可能威胁到自己地位的官员，无论出身如何，均遭到打压与排挤；杨国忠则更加贪婪残暴，利用职权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兼并土地，同时还与安禄山等边疆武将发生激烈的利益冲突，不断打压安禄山的势力。
关陇集团的其他成员也纷纷效仿，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贪污腐败、欺压百姓，导致朝政混乱、官场黑暗。非关陇出身的官员与士族，在这种特权压迫下，无法正常发挥自己的才能，甚至连基本的生存都受到威胁，逐渐对唐朝的统治失去了信心。而安禄山作为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虽然手握重兵，但因其胡人出身，始终被关陇集团视为“异类”，无法进入核心权力圈层，还不断遭到杨国忠等人的打压与排挤。杨国忠为削弱安禄山势力，不仅截留三镇军饷，还暗中扶持其他关陇出身的边将牵制安禄山，甚至借漕运之便，克扣三镇粮草供应，直接威胁到安禄山的统治根基。这种持续的压迫，让安禄山意识到，自己与关陇集团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只有发动叛乱，推翻关陇集团的特权垄断，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与利益，甚至实现更高的政治野心。
（二）经济失衡：特权垄断加剧民生凋敝
唐玄宗时期，关陇集团的经济特权进一步膨胀，土地兼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关陇贵族与权臣们凭借政治特权，大肆兼并土地，建立起庞大的田庄，农民失去土地后，要么成为贵族田庄的佃农，承受着沉重的地租剥削，要么成为流民，四处逃亡，生活困苦不堪。据《通典•食货典》记载，天宝年间，“天下编户之民，逃亡者十之五六，皆因土地被兼并，无以为生”。
同时，关陇集团还垄断了唐朝的商业与手工业，控制了粮食、丝绸、盐铁等重要物资的生产与销售，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导致物价飞涨，民生凋敝。普通百姓不仅无田可耕，还要承受高昂的物价与繁重的赋税，生活陷入绝境，社会矛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尖锐程度。而安禄山所管辖的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虽然地处边疆，但也深受关陇集团经济特权的影响，当地的农民与商人被关陇集团垄断的商业渠道与土地兼并所压迫，生活困苦，对唐朝的统治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安禄山正是利用了这种民怨，拉拢人心，积蓄力量，为造反做好了准备。
（三）军事废弛：特权垄断导致战斗力下降
随着关陇集团特权的异化，唐朝的军事力量也逐渐废弛。关陇集团掌控的中央禁军，长期处于养尊处优的环境中，士兵们沉迷于享乐，疏于训练，战斗力急剧下降。同时，关陇贵族担任军事统帅后，多注重谋取私利，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导致士兵们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军队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
而边军虽然因为常年与边疆少数民族作战，战斗力相对较强，但关陇集团对边军的掌控与打压，也导致边军的发展受到限制。关陇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军事特权，不断限制边军的兵力与装备，同时还派遣亲信担任边军监军，监视边军将领的行动，打压非关陇出身的边军将领。安禄山作为边军将领，虽然手握重兵，但始终受到关陇集团的猜忌与打压，军饷、装备等物资经常被克扣，这让安禄山深感自身的军事力量受到限制，也让他看到了唐朝军事力量的腐朽与虚弱，更加坚定了他造反的决心。
三、安禄山的崛起与造反：对关陇集团特权垄断的反抗
安禄山出身于西域胡人，早年历经坎坷，凭借自己的精明能干与战功，逐渐获得了唐朝统治者的重用。他先后担任范阳节度使、平卢节度使、河东节度使，手握重兵，掌控了北方边疆的军事大权。但由于其胡人出身，安禄山始终被关陇集团视为“异类”，无法进入唐朝的核心权力圈层，还不断遭到关陇集团的压迫与排挤。这种长期的特权压迫，让安禄山逐渐认识到，只有推翻关陇集团的特权垄断，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也才能摆脱被压迫的命运。因此，安禄山的造反，本质上是对关陇集团特权垄断的一次激烈反抗，而唐朝统治的腐朽与虚弱，为他的造反提供了可乘之机。
（一）安禄山的崛起：关陇集团特权压迫下的必然结果
安禄山早年投奔唐朝，凭借自己的骁勇善战与对边疆事务的熟悉，逐渐获得了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赏识，得以进入唐朝的军事体系。但由于其胡人出身，安禄山在官场中处处受到排挤，难以获得提拔。直到唐玄宗时期，由于关陇集团掌控的中央禁军与核心边军战斗力下降，唐朝统治者不得不重用边疆武将，安禄山才得以凭借战功获得提拔，逐渐掌控了边军大权。
安禄山深知，自己作为胡人，想要在唐朝的官场中立足，必须获得唐玄宗的信任，同时也要积蓄自己的力量，对抗关陇集团的压迫。因此，他一方面极力讨好唐玄宗与杨贵妃，送礼行贿、阿谀奉承，获得了唐玄宗的极度信任，被封为东平郡王，成为唐朝历史上第一个胡人郡王；另一方面，他利用自己担任三镇节度使的职权，大肆招揽人才，吸纳那些被关陇集团排挤的非关陇出身的官员、士族与武将，同时还招抚边疆少数民族部落，扩充自己的兵力，积蓄力量。
关陇集团对安禄山的崛起深感忌惮，不断对其进行打压与排挤。杨国忠担任宰相后，更是将安禄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多次在唐玄宗面前诋毁安禄山，试图剥夺他的兵权。杨国忠还派人监视安禄山的行动，克扣其管辖地区的军饷与装备，甚至暗中策划除掉安禄山。这种持续的压迫，让安禄山意识到，自己与关陇集团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只有发动叛乱，推翻关陇集团的特权垄断，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与利益，甚至实现更高的政治野心。
（二）安禄山造反的时机：关陇集团内部矛盾激化与唐朝统治腐朽
到了天宝十四载，安禄山认为造反的时机已经成熟。此时，关陇集团内部的利益争夺日益激烈，李林甫与杨国忠之间的权力斗争，导致朝政混乱不堪，关陇集团的凝聚力逐渐下降；同时，关陇集团的特权滥用，导致社会矛盾尖锐，民怨沸腾，百姓对唐朝的统治极为不满，这为安禄山造反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此外，唐朝的军事力量也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关陇集团掌控的中央禁军，战斗力低下，无法应对大规模的叛乱；边军虽然战斗力较强，但被分割在各个边疆地区，难以迅速集结，而且部分边军将领与关陇集团有着矛盾，对唐朝的统治并不忠心，有可能倒向安禄山。同时，唐玄宗晚年荒淫无道，荒废朝政，对安禄山的造反阴谋毫无察觉，即便有人多次提醒唐玄宗，安禄山有谋反之心，唐玄宗也不予相信，这为安禄山的造反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造反，率领十五万大军，向洛阳、长安进军。由于唐朝的军队毫无准备，而且战斗力低下，安禄山的叛军进展迅速，很快就攻占了洛阳，随后又向长安进军。关陇集团虽然组织军队进行抵抗，但由于内部矛盾激化、军队战斗力低下，始终无法阻挡叛军的进攻，至德元载（756年）六月，长安的东大门潼关沦陷，二十万守军全军覆没，长安彻底失守，唐玄宗被迫逃往蜀地，唐朝的统治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叛乱期间，关陇贵族的田庄多被叛军焚毁，大量关陇官员被杀或逃亡，其特权统治的物质基础与政治根基遭到毁灭性打击，曾经权倾朝野的关陇集团，在叛乱的冲击下迅速分崩离析。
（三）安史之乱的本质：对关陇集团特权垄断的冲击与反抗
安史之乱虽然是由安禄山、史思明主导的叛乱，但从本质上来说，是对关陇集团特权垄断的一次激烈冲击与反抗。安禄山作为非关陇出身的胡人武将，代表了被关陇集团排挤的非关陇群体、边疆势力与底层百姓的利益，他的造反，不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更是为了打破关陇集团的特权垄断，改变唐朝的统治格局。
在叛乱过程中，安禄山多次公开指责关陇集团的特权滥用与腐败无能，提出要“废除关陇贵族的世袭特权”“安抚流民、减轻赋税”等口号，这些口号得到了大量被关陇集团压迫的百姓与官员的支持，叛军的规模不断扩大。同时，安禄山还重用那些被关陇集团排挤的非关陇出身的官员与武将，试图构建一个全新的统治体系，取代关陇集团的特权统治。
虽然安禄山的叛乱最终被平定，但它对关陇集团的特权垄断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安史之乱历经八年，至贞元二年（786年）李希烈被杀、割据势力被肃清才彻底落幕，期间大量关陇贵族在叛乱中被杀或逃亡，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特权被严重削弱，再也无法恢复到之前的鼎盛状态。例如，长孙氏、宇文氏等核心家族的后裔，或死于叛军屠城，或因依附杨国忠等权臣被清算，家族势力彻底衰败。同时，安史之乱也打破了唐朝“关陇核心、圈层统治”的政治格局，非关陇出身的官员与武将开始进入核心权力圈层，唐朝的统治结构逐渐发生变化，从关陇集团垄断统治，逐渐向多元化统治转变，曾经支撑唐朝统治的关陇特权体系，最终在叛乱的冲击下土崩瓦解。
四、结语：关陇集团特权垄断是安史之乱的根本症结
综上所述，关陇集团的特权垄断是安禄山造反的主要原因，也是安史之乱爆发的根本症结。关陇集团作为贯穿西魏、北周、隋、唐四朝的核心统治集团，在唐朝建立后，通过制度设计，构建起了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特权体系，垄断了国家的核心权力，挤压了非关陇出身群体的发展空间。这种特权垄断导致唐朝的统治结构先天失衡，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统治危机日益加深。
到了唐玄宗时期，关陇集团的特权发生异化，内部利益争夺激烈，贪污腐败、结党营私等现象日益严重，特权的滥用进一步加剧了朝政混乱、民生凋敝与军事废弛，为安禄山的崛起与造反提供了有利条件。安禄山作为边疆胡人出身的武将，长期受到关陇集团的特权压迫，无法进入核心权力圈层，还不断遭到排挤与打压，在这种情况下，他积蓄力量，发动叛乱，本质上是对关陇集团特权垄断的一次激烈反抗。
安史之乱虽然最终被平定，但它给唐朝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唐朝由盛转衰，逐渐走向衰落。而关陇集团的特权垄断，也在这场叛乱中被打破，其势力急剧衰落，最终退出了唐朝的政治舞台。安史之乱的历史教训表明，特权垄断是导致统治危机与社会动荡的重要根源，只有打破特权垄断，实现公平公正的统治，才能维护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才能避免类似的叛乱与动荡再次发生。
史学界关于安史之乱成因的探讨，往往忽视了关陇集团特权垄断这一深层根源，过分强调唐玄宗的个人失误与藩镇势力的膨胀。事实上，唐玄宗的个人失误与藩镇势力的膨胀，都是关陇集团特权垄断的必然结果。如果没有关陇集团的特权垄断，唐朝的科举制度能够真正实现公平公正，非关陇出身的人才能够正常进入核心权力圈层，安禄山等有才华的边疆武将就不会被排挤与打压，也就不会萌生造反的念头；如果没有关陇集团的特权垄断，唐朝的经济能够健康发展，民生能够得到保障，社会矛盾就不会如此尖锐，安禄山也无法利用民怨发动叛乱；如果没有关陇集团的特权垄断，唐朝的军事力量能够正常发展，战斗力不会如此低下，安禄山的叛乱也不会迅速蔓延，更不会给唐朝带来如此沉重的打击。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关陇集团的特权垄断，是安禄山造反的主要原因，也是安史之乱爆发的根本症结。深入研究关陇集团特权与安史之乱的关系，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也能够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治理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警示我们要警惕特权垄断的危害，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