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汉魂凝聚 千年不泯
——汉代“四夷服”铭文铜镜欣赏
文/图 山东淄博 魏传来
在中国青铜文明的尾声,汉代铜镜以“藏礼于器”的智慧,将工艺、文字与信仰熔于方寸之间,成为映照时代精神的“立体史书”。
山东淄川博物馆澹庐展室收藏的一面东汉中晚期“四夷服”铭文画像镜,便是其中的典范之作。
此镜以45字汉隶铭文为魂,四乳分区高浮雕为骨,将“东王公西王母之仙、四马驾车之威、二将斗龙虎之勇”与“家国太平、民生丰饶、家族永续”的祈愿完美交融,图文互证、虚实相生,不仅见证了东汉制镜业的巅峰水准,更浓缩了一个大一统王朝的文化自信与民生理想,堪称汉魂凝聚的艺术瑰宝。
这类“四夷服”铭文镜主要流行于王莽时期,兴盛于东汉,是汉代铜镜中最具代表性的铭文类型之一(见下图) 。
器物溯源:柏氏名坊与东汉镜业之盛
此镜属东汉中晚期典型的车马神人画像镜。圆形镜体、半球状圆钮、连珠纹钮座。四枚带联珠纹座的乳钉将镜背划分为四个均衡区域,主纹采用高浮雕技法精雕细琢,外侧环绕45字汉隶铭文带,外缘饰曲波纹与锯齿纹,工艺繁复而不失规整,尽显汉代工匠的巧夺天工。
镜铭开篇“吴向里柏氏作竟”,为器物溯源提供了关键线索。“吴向里”即东汉吴郡吴县(今苏州)城内的制镜核心里坊,彼时吴郡与会稽郡合称会稽镜业中心,是长江下游青铜铸造的重镇,里坊制的分工模式让私营制镜业走向规模化与专业化。“柏氏”则是东汉声名显赫的制镜世家,与邹氏、周氏、驺氏等同为会稽镜业的代表,其作品以画像精细、铭文规整、寓意深远著称,“作竟”二字既标明器物属性,也暗藏“以镜为鉴”的文化隐喻,是早期商业品牌意识的鲜活体现。从工艺特征来看,镜身高浮雕的立体塑造、人物纹饰的精准比例、铭文书法的成熟遒劲,均符合东汉中晚期画像镜的典型风格,印证了柏氏作坊“精工细作”的行业口碑,也折射出当时手工业“品牌化”“艺术化”的发展趋势。
铭文解码:45字中的家国情怀与伦理图景
镜背环绕的45字隶书铭文,字字珠玑,以七言为主,最后以“兮”字收尾,句式工整、节奏明快,兼具实用性与文学性,堪称汉代民间文风的缩影。其完整铭文为:“吳向里柏氏作竟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传告后世乐无极兮。” 铭文以“家国—民生—家族”为递进脉络,构建了三重精神维度,字字映照当时人们的价值追求。
铭文开篇中的“四夷服”三字,直指汉代“大一统”的政治理想。东汉中晚期,边疆时有动荡,“胡虏殄灭天下复”的祈愿,既饱含对边疆安定的迫切渴望,也彰显了汉帝国“威服四夷”的政治抱负。这种将国家命运置于首位的表述,并非单纯的口号宣传,而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在民间的具象化,体现了汉代人深厚的家国情怀。紧接着“风雨时节五谷熟”,将宏大的政治理想落脚于朴素的民生期盼--农耕文明语境下,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是国家安定、人民安居的根本,这一表述连接了上层政治与底层生活,让铭文的祈愿更具温度与现实意义。
而“长保二亲(得)天力,传告后世乐无极兮”,则将视角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生活,紧扣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社会伦理。“长保二亲”是孝亲观念的直接体现,“得天力”则引入神仙庇佑的信仰元素,将人间伦理与仙界护佑相结合;“传告后世乐无极”更将个体家庭的幸福延伸至世代永续,形成“个人-家庭-家族”的生命延续观。整段铭文无一字虚设,从国家一统到民生丰饶,再到家族永续,层层递进、逻辑严密,既为柏氏铜镜树立了“祈福纳祥”的文化标签,也成为解读东汉社会思想的密码,其书法艺术波磔分明、遒劲工整,既是实用的广告铭文,也是汉代书法艺术的珍贵遗存。
纹饰深析:四乳分区中的神仙信仰与视觉象征
如果说铭文是此镜的“精神内核”,那么四乳分区的高浮雕纹饰便是“视觉肉身”。四组纹饰以对称布局分列镜背,东王公、西王母、四马驾车、二将斗龙虎,各自独立又相互呼应,与铭文形成精准的视觉呼应,构建了“神仙护佑—家国威仪—勇武镇邪”的三维象征体系。
上区“东王公趺坐”与下区“西王母趺坐”,构成汉代道教信仰的核心神仙组合,是镜背纹饰的精神制高点。东王公头戴冠冕,左右侍者环立,羽人侍奉两侧,榜题三字“东王公”明确身份,作为东方男神,主阳,象征长生不老与仙界权威;西王母头戴标志性“胜”饰,案盘置侧,羽人吹笙起舞,榜题三字“西王母”清晰可辨,作为西方女神,主阴,掌不死之药,是民间崇拜的仙界母神。二者阴阳相济,既是汉代“天人合一”宇宙观的体现,也与铭文“长保二亲(得)天力”“传告后世乐无极兮”形成深度呼应--神仙世界的永恒极乐,为人间的福寿祈愿提供了信仰支撑,让“长生”与“安乐”的期盼有了具象的视觉载体。
右区“四马驾车”则是家国威仪的直观呈现。驷马奔腾、两昂首两回首,姿态昂扬,华盖华丽,车轮凸显,尽显雍容华贵。在汉代,四马驾车(驷马)是最高等级的车马配置,象征着国家的强盛与交通的畅达,与铭文“四夷服”“天下复”的政治理想形成强烈共鸣。车马作为“通达四方”的象征,暗喻汉帝国的声威远播、四夷臣服,将抽象的政治抱负转化为生动的视觉形象,体现了汉代人“以器载道”的思维方式。
左区“二将骑马斗龙虎”,则是勇武镇邪的精神写照。画面中二勇士跃马并驰,一持矛刺龙,一弯弓射虎,龙虎张牙舞爪却难敌勇士神威。此并非普通狩猎图景,而是“镇邪伏魔”的文化隐喻:龙为东方瑞兽,虎为西方瑞兽,二者在此象征世间的妖孽与不安定因素(暗喻“胡虏”),二将制服龙虎的场景,正是铭文“胡虏殄灭”“人民息”的视觉化表达,彰显了汉代人以勇武捍卫家国安宁的精神气概。
四组纹饰以四乳为界,对称中见变化,虚实间藏深意,将神仙信仰、政治理想与勇武精神融为一体,构成了完整的视觉叙事体系。
图文互证:方寸镜背的汉魂凝聚
此镜的至高价值,在于铭文与纹饰“互证互释”的艺术智慧--铭文为纹饰赋予思想内核,纹饰为铭文提供视觉注解,二者虚实相生,共同构建了一个立体的精神世界,映照出东汉人的宇宙观、政治观与生命观:
在“神仙信仰与伦理祈愿”的维度,东王公、西王母的长生意象,与铭文“长保二亲(得)天力”的孝亲期盼形成闭环。汉代人相信,神仙的护佑是家族福寿的保障,而孝亲敬长是获得神仙庇佑的前提,这种“仙界-人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图文结合得以强化,既满足了民间对长生的向往,也契合了朝廷“以孝治天下”的教化需求。
在“政治理想与视觉象征”的维度,四马驾车的威仪对应“四夷服”的大一统抱负,二将斗龙虎的勇武呼应“胡虏殄灭”的边疆诉求,铭文的政治叙事通过纹饰的具象塑造,变得可感可知,让普通民众对国家太平的祈愿有了直观的寄托。
在“生活期盼与自然秩序”的维度,铭文“风雨时节五谷熟”的民生向往,与整镜和谐规整的布局形成呼应,东王公西王母所代表的阴阳调和,正是风调雨顺的宇宙基础,这种“天人合一”的理念,让民生祈愿超越了单纯的物质诉求,上升到宇宙秩序的高度。
从工艺史来看,此镜是东汉制镜业的巅峰之作:柏氏作坊的高浮雕技术,将人物、车马、龙虎塑造得栩栩如生,线条简练而神态毕现;铭文的书法水准,展现了汉代民间书法的成熟度;四乳分区的构图方式,既符合铜镜圆形的器物特征,又实现了内容的均衡排布,尽显“对称美”与“秩序美”。从文化史来看,此镜浓缩了东汉的多元文化:儒家的家国情怀与孝亲思想、道教的神仙信仰与长生追求、法家的勇武安邦理念,在此镜中融为一体,体现了汉代文化“兼容并蓄”的特质。从社会史来看,镜铭中的“国家人民息”“长保二亲”,反映了东汉中晚期民众在边疆压力下对安定生活的渴望;“柏氏作竟”的品牌标识,印证了私营手工业的繁荣与商业意识的觉醒,为研究汉代社会结构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
镜鉴千年 汉魂不泯
东汉“吴向里柏氏作竟四夷服”镜,以方寸之躯,纳乾坤之大。45字铭文,是时代心声的文字镌刻;四组纹饰,是精神世界的视觉呈现。柏氏工匠以炉火为笔,以青铜为纸,将家国情怀、民生期盼、神仙信仰与工艺智慧熔于一镜,让铜镜超越了“照面”的实用功能,成为“照心”“照史”的文化载体。
千年流转,镜华未褪。当我们凝视这面铜镜,东王公西王母的仙姿、四马驾车的威仪、二将斗龙虎的豪情,仍能跨越时空,触动人心;“四夷服”的家国理想、“五谷熟”的民生期盼、“乐无极”的生命向往,仍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此镜不仅是一件文物,更是一部浓缩的汉代文化史,它以图文合璧的艺术形式,向我们昭示着:一个时代的工艺可以被超越,但一个时代的精神——那种对家国的热爱、对生活的憧憬、对美好的追求,永远值得被铭记与敬仰。
柏氏镜华,映照汉魂,千年不泯!
2026.1.30.于淄博张店海泉澹庐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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